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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
不管是街道上行进的士兵还是体育馆学拉丁舞的学生，爱因斯坦自小只要一看到这些被训练得像机器一样的人就会感到十分沮丧。对机械式操练的深恶痛绝和对暴力的深切痛恨在他心里扎了根。透过战争，他看到了他厌恶透顶的东西——机械式的暴行。
爱因斯坦的这种厌恶超出了政治信念的范畴，与任何政治信念无涉。1920年的一天，有一群美国人到柏林来拜访他，他对他们说：
我所说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觉，我觉得杀人是十分可怕的，心理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我的态度并不是来自于任何的学术理论，而是来自于我对每一种残忍和仇恨最深切的反感。我可能会给这种反应找个合理的解释，但那都是“后话”了。
由于爱因斯坦对战争的态度来自于一般人的思维，而不是出于某些政治理由，因此要想他和那些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机构合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1922年，爱因斯坦得到任命，任职于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宗旨是要让知识分子熟悉国际联盟的目标，并引导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天赋来实现这些目标。这一委员会起初目标也颇为含糊不清，后来也未有建树。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爱因斯坦觉得自己不该拒绝合作，于是他在接受信中写道：“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根本不清楚你们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但我觉得我有义务服从其安排，因为谁都不该在这个时候拒绝为实现国际合作出一份力。”
但一年之后，爱因斯坦发现这一联盟并没有阻止强国使用武力。他们只是在想方设法让弱国对强国的要求不做抵抗，一味地逆来顺受。因此，他辞去了在委员会的工作，并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我坚信这个联盟既没有实力，也没有必要的信誉完成其使命。作为一个坚信和平主义的人，与你们同盟对我来说似乎没什么意义。”
在他给一本和平主义杂志所写的信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此举的缘由：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所作所为让我坚信，如今这些政权集团不管有多么残暴的行为，国际联盟都不会提出反对。我退出国际联盟是因为它目前的职能非但没能体现一个国际组织的理想，反而还是在抹黑这一理想。
那一年（1923年）的秋天，希腊与意大利之间爆发了冲突，国际联盟却一味地规劝处于较弱地位的希腊屈服，这一结果恰恰表明了爱因斯坦判断的正确性。那时的意大利人正度着法西斯主义的“蜜月”，国际联盟根本不想得罪意大利。
但是很快爱因斯坦就发现了这件事的另一面。他发现他辞去委员会的职务竟然受到了德国民族主义团体的欢迎。随后，在许多其他场合，他都会说，即使某项运动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如果其中某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应该表示支持。于是他在1924年的时候重新加入委员会。适逢1930年国际联盟成立十周年之际，他阐释了自己观点的实质：“虽然我不太关心国际联盟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但我却一直很感激它的存在。”但是，他总是强调一点：如果没有美国的协作，国际联盟永远不会成为寻求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
爱因斯坦一直认为科学家对于推动国际谅解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的工作性质并不像历史学或经济学一样会受到国界的限制，他们对于功过的判断往往也是十分客观的。因此不同国家的科学家轻轻松松就能找到共同点。爱因斯坦曾说：
受到了相关学科普遍性特征和国际组织合作必要性的影响，自然科学的代表们会更愿意保持一种赞成和平主义目标的心态……这种将科学作为文化素养推动力的传统会为我们开拓更全面的视野，并且由于它面向全世界，这也会为漫无目的的民族主义之路指明方向。你逃不开民族主义，除非你能找到东西替代。科学赋予了这大千世界一些我们人类所能紧紧抓住的东西。
爱因斯坦也指明了犹太人民的使命。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哪里都只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一直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来自周遭的攻击。他们展示的是在面对暴力时如何通过智慧的力量来求得生存。1929年在柏林召开的一次犹太会议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演说：
犹太人民证明了智慧是历史长河中最好的武器。在遭受暴力压迫的时候，犹太人民已经通过反战嘲弄了敌人，同时宣扬了和平……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数千年的伤痛历史，要忠于我们先辈的伦理传统，要成为为和平而战的战士，要团结所有文化和宗教界的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犹太人的职责。
要了解爱因斯坦的政治立场，就必须要记住他对和平主义的态度。社会重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哪个团体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难以厘清，因此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将反战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有一次问他是不是不觉得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是保证和平的先决条件。爱因斯坦回答说：
说服人们赞同和平主义要比说服人们赞同社会主义社会容易得多了，况且如今经济问题也比以前更困难了，我们有必要让所有人都相信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你才可以指望他们以合作的精神来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我觉得首要的奋斗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和平主义。
正如爱因斯坦所知，复杂而对立的利益问题必须得有人来协调，所以他早已认识到了民主理想中的矛盾点。人民应该要当家做主，然而自由的实现从来不是通过某个制度。要实现自由，只有让大家都信任的人来领导这一体制。民主必然会导致党派的产生，但刻板的党派统治往往压制对立的团体。因此他在1930年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但是我很清楚，要想实现明确的目标，每个人都有必要进行思考，学会掌控一切并且承担起大部分责任。但那些接受领导的人不应该被牵着鼻子走，他们应该有选择自己领袖的权利。在我看来“社会阶级划分看卓越品质”的说法是错误的，归根到底还是得靠武力。我相信每一个专制的暴力体制势必会带来退步，因为暴力必然会带来道德上的下等人。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恶行昭昭的暴君的继承者们还是一群无赖。
爱因斯坦从不认为民主的真谛是去遵守某些规则的条条框框。相反，其要义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针对特定国家部门的暴力意图。在德国开始独裁统治之前，爱因斯坦已经意识到独裁的阴暗面，也指出了那时盛行的所谓民主的弊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为此我一直强烈反对意大利如今的这种政体。欧洲民主形式遭到抹黑，问题不是出在有人声称的民主本身的基本理论错误，而恰恰是我们政治领导不够稳定，党的区域组织划分也不够人性化。
那时候爱因斯坦就已经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作为一种民主形式，本身就已经要优于德国甚至是法国的政府体制了。当选总统的领导力并不会过多地依赖于议会审议和投票。1930年，爱因斯坦接受一家美国杂志采访时表示：“我相信你们美国走对了路子。你们选举出一个总统，给他一个合适的任职时间，给他足够的权力将自己的责任合理地分配他人。”
同样，在谈到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时，爱因斯坦并不赞同“总统的任期长短对民主很重要”这一说法，因为他觉得相形之下，总统行使职能所遵循的精神要重要得多。
虽然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他来说有些复杂，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定式，但当时他对待兵役及战争的态度却简单明了，因为反战、反兵役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们也可能会发现爱因斯坦说过一些“不民主”的言论，听起来倒像是在拥护精英主义。比如他说：“在纷繁的生活中，我觉得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整个民族，而应该是富有创见、感觉敏锐的个人。群体思维僵化、感觉迟钝，而这些人则思维敏捷、志向高远。”而且他讨厌所有的军事机构，正是这些机构催生和助长了群体奴性意识。
爱因斯坦反对独裁统治并不是因为它承认精英主义的存在，而是因为它设法教化出大部分人民一种群体奴性思想。
废止战争和战时服役的愿望听起来十分诱人，他觉得如果真的以此为目标的话，那么最原始、最激进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那就是一些诸如容克贵族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之类的宗教团体用过的方法——个人拒绝服兵役。1929年，有人问他：万一爆发新的战争，他该如何应对？他在一本杂志上做出了回应：“不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我会无条件地直接或间接拒绝服兵役，并且我会试着说服我的朋友们和我站在同一阵线。”1931年，他完全将自己的名声托付给了反战者国际，与之通力合作，并发出了呼吁：
我呼吁所有的男男女女，无论是声名显赫抑或默默无闻，都能宣布拒绝为战争和战备提供任何协助。我呼吁他们以书面形式告知政府并写信告诉我他们做到了……我已经授权设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
我在参观伦敦贵格会总部“朋友之家”的时候，在局长办公室看到并排挂着三张男人像：甘地[25]、阿尔贝特·施韦泽[26]和爱因斯坦。他们仨摆一起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就问局长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局长在惊讶于我的无知之余对我说：“他们三个都是和平主义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