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墓葬之谜（第2页）

4。竹书用字有较宋本优胜处。如宋本《形》篇“胜者之战民也”，竹书句首有“称”字。称者，权衡、较量也。结合上下文意，似竹书更符合孙子军事思想。

至于所发掘的银雀山两座墓葬的主人，由于缺乏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考古发掘者与汉简整理小组人员都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此墓的发掘者吴九龙、毕宝启等学者的估计，这个“司马”应是墓主人的姓氏，不会是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推断墓主当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在二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据吴九龙、毕宝启推断，“召氏可能是墓主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曾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来看，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山东省博物馆收藏）

出土耳杯的杯底刻有“司马”二字，似乎传达出墓主人的信息

按照出土汉简整理小组人员、著名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临沂汉简分类考释序》中所说：一号、二号汉墓为“夫妇合葬墓。一号是男墓，二号是女墓，不仅因其随葬竹简内容，更有椁内柩的方位符合男左女右的成例可以为证。汉代合葬并不一定同圹，曾见《汉书》上有过记载。一号墓随葬二漆耳杯，底均刻画有‘司马’二字，始为墓主的姓氏。以其无一件兵器而多兵书，则其身份推想可能是将军幕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武夫”。

但这个说法却遭到了吴九龙的反对，按吴的说法，这两个墓深度不一样，一个略高，一个略低，头向也不太一致，且还错位，不太可能是夫妻合葬墓。因为如果是夫妻合葬墓，按常理应该是一样高低，方位平行。但这个观点同样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从两个墓的先后顺序看，二号墓要比一号墓至少晚6年，也就是说当一号墓的主人入葬6年之后，二号墓的主人才刚刚死掉，此时一号墓的地面标志不会全部消失干净，如果不是与此墓关联密切的人，不会紧挨着它的旁边再开挖一个墓穴。即使对方要这样做，恐怕一号墓主的后人也不会答应，只能是夫妻合葬墓才会相隔如此之近。由于一号墓已被封土埋掉，其穴位外貌只能看个大概，所以当二号墓开挖时便出现了稍有错位的现象。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号墓的深度已不可测，二号墓的深度也就出现了比一号墓低下50厘米的情况。这个情况虽不能确切证明一、二号墓就是夫妻合葬墓，但也并不足以否定其是合葬墓的可能。这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吴九龙的认可，他在没有更充分材料的情况下，不做肯定，但也不再坚持原来的否定意见。

关于一、二号墓是不是夫妻合葬墓的问题，由于材料的缺乏，看来是难以弄清楚了，好在后人更加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便是这两座墓出土的器物中，占比重最大，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书籍。望着这堆用竹简刻就的书籍，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堆书籍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汲冢书》的故事。据《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从各种典籍来看，《汲冢书》确为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者首次发现，据当代史家李学勤考证，盗墓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以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土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当这位叫不准的盗墓贼在月黑风高夜中打开墓穴之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准干脆以他认为最不值钱的竹简为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为官方闻知，开始派人追缴被盗文物，以及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发现的竹简除被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收缴，所得竹简经束皙等当时的鸿学硕儒整理后，编辑成《竹书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一部魏国的编年史，也是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用书籍随葬并不只是银雀山汉墓主人的特殊爱好，有这个爱好的在历史上大有人在。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以“生平之物”随葬，是古代的一种风气。所谓“生平之物”，当然是死者生前日常用品和心爱的珍贵物品，从秦皇汉武陵墓地宫中那一堆又一堆穷奢极欲的物质财富中可以感受到这股风气的强劲。据文献载，用书籍随葬，古人谓之书殉笔葬，此风由来已久，这个葬式最早起于何时何人已难以考证，但不是一种制度，因为在西汉以前不见记载，后来才渐渐有所记录。如东汉周磐临死前，令他儿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以置棺前。另据《晋书·皇甫谧传》载，晋朝时的史学大家皇甫谧，临死前的遗嘱是让后人用《孝经》一卷为他随葬。但这似乎仍看不出是一种制度，仅属个人爱好罢了。这个时候，无论是活人还是将要死去的人，对书籍都是很看重的，所以就有了零零碎碎的一篇或一卷书简随葬事例在民间流传。

书籍真正变得“不值钱”，是印刷术比较普及之后的事了。印刷术始自唐代，唐以前，书籍的流通全靠手抄。买卖书籍的店铺叫“书肆”，据参加银雀山汉简整理考释的著名史家杨伯峻考证，这种书肆可能起于西汉末。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在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所生活的西汉前期，书籍既赖传抄，可能当时还没有借以流通的书肆，那么书籍的难得就可以想见了，因而书籍也就自然地变成了一种可贵而高雅的“平生之物”。

罗福颐在鉴定书上签字

随葬品既是墓主生前所习用和珍爱的东西，自然也和墓主生前的思想倾向有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反映出当时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思想风貌。这种反映，在随葬的书籍中尤其敏感。按杨伯峻的说法，因为东汉的周磐是一介儒生，且是《尚书》经师，所以要用《尧典》随葬。皇甫谧的思想中混杂儒道两家，所以要用《孝经》随葬。再如1959年发掘的武威磨嘴子六号墓，据考古人员的推测，墓主很可能是一个传授《仪礼》的经师，所以用平素所诵习的半部《仪礼》随葬了。与银雀山汉墓差不多同时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其三号墓也出土了大量帛书和地图之类的文物，因为这个墓的墓主是轪侯兼长沙国相的儿子，自然有力量雇用抄手抄书。从出土帛书中可以看到，其品类比较杂，抄本也不统一，其中《老子》一书即有两种不同抄本。墓主以这些书籍随葬，表明他在生前是喜好这些东西的，这和历代帝王将相以大批宝物随葬，内容虽有不同，但其为个人珍爱的“生平之物”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在银雀山汉简出土前后的20世纪7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批儒评法”，学者们对古代文献的一个基本评判就是属于儒家还是法家。有学者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看出和《老子》同抄的还有颇具法家思想的佚书《经法》等，认为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初“外黄老而内法术”的政治路线。而有学者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书籍以兵家为多的特点，将这些兵书的思想划入法家范畴。尽管这个划分未免有些知识分子的投其所好，并兼有武断和书生意气的性质，但如此多的兵书战策同时在一个墓中出土，这和战国以来兵书的风行与畅销是吻合的。

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之际，武装斗争和封建割据在全国范围内激烈地进行着。就秦汉时代论，一方面，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劳苦大众、无业游民、流寇盗贼加流氓无产者，正火烧火燎地反对秦二世和赵高政权；另一方面，六国国王和大臣世将的后代，怀揣着复仇与复国的双重梦想乘机举兵攻秦。不论哪一个营垒，哪一个武装集团，其主帅战将和谋主军师都急于吸取前人关于战争的经验和理论，以应用于眼前的斗争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这种新的形势造成了兵书的盛行，而阅读兵书战策也很自然地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如韩信的属将大都能引用兵书来提作战原理及战略战术等问题。那位在秦汉之际较为著名、总爱以大儒自居的陈余，也停止了“军旅之事未尝闻之”的老调而高谈兵法并和来人辩起难来。萧何是刘邦集团的总后勤部长，兼管兵员补充和给养供应，但对兵法战策也颇为精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流行的兵书计有182家之多。自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成了气候并统一天下后，开始“命韩信申军法”。韩信于182家中“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据说韩信本人也借着兵书战策在人民群众中畅销的大好时机，也鼓捣出了《韩信三篇》兵法刊布于世，并派手下在军内外广泛推销，有时还强行摊派，此书居然风行一时，跻入各大书铺的排行榜居高不下。据野史说，韩信本人从这部兵书中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版税，并用这笔稿酬买了几只名鸡放在床铺上扑棱了好长一段日子。作为刘邦手下最著名的战将，韩信在全国尚未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就曾要挟刘邦而做过齐地的父母官，以他对兵书的喜爱和自己的军事素养，自然对齐国之地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影响。不管是出于实际应用还是臣僚部下的阿谀奉承，兵书的大量抄写和流传，当与韩信主齐与本身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兵书的发现来看，像《孙膑兵法》这种佚书出土于山东临沂地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一个偶然现象或巧合。

当然，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除自身的学术价值外，还揭示了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当年的秦始皇究竟焚毁和禁绝的是哪些书？是见书就焚？还是有其政治目的地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可操作或不可操作的空间有多大，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在银雀山出土竹简中得到了诠释。

《孙膑兵法》竹简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焚书”之策，最先是由历史反革命分子、秦国的丞相李斯所提出，由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右翼秦始皇亲自划圈批准的。在《史纪·李斯传》中，所记载焚禁之书，与《本纪》所载基本相同。

由此可知，李斯建议对书籍的处理情况是：所焚烧、收禁的，主要是“以古非今”的儒家经典《诗》《书》五经和百家语，秦以外各国的史书，医药、种树等纯讲生产和科技，没有政治倾向的书籍，还可以保留下来。按照汉代学界大腕儿王充的解释，李斯所说以及后来所焚的书，包括《书》《诗》《易》《礼》《春秋》等，这些书籍，有一部分没有烧，收藏在官府，专门供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们研究。可惜后来项羽怀着复仇、复辟的心理，率领一伙由强盗和流氓组成的军队，在攻入秦都咸阳之后，将大批的宫殿、官府、署衙焚毁殆尽，这些仅存的只供学者们研究的书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在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面前，秦王朝统治下的那些只知动口不知动手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们，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反对秦政权所实施的封建统一的国家制度了。在秦首都咸阳以外，尽管民间仍有人偷偷收藏和诵习《诗》《书》以及其他儒家的著作，如《史记·儒林传》曾载楚汉相争，刘邦举兵围鲁的时候，“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情已经不多了。如果结合银雀山墓葬的入葬时间和地点做一些分析，问题也就更加清楚突显出来。

秦始皇帝焚书坑儒图

银雀山一号汉墓入葬的时间，如《简报》所言，其上限不会早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这就是说，离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而这么长的时间之后，随葬的众多的竹简中，为什么独不见儒家的经典？这显然与秦始皇焚书有一定的关系，按当代史家宗彦群的说法，临沂一号汉墓的墓主虽不能断定是什么硕学鸿儒，但所藏著作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少了。流传于世的宋代刻本《孙子兵法》据统计只有5973个字，但写在银雀山汉墓简牍上的《兵法》竹简就有300多枚，若编缀起来则是规模不小的一捆。而一同入葬的《管子》《晏子》等书的字数则要多得多，写在竹简上编缀起来就会有十大捆。随葬的这些著作的简编，合起来的数量虽到不了通常说的“学富五车”的五车，但也绝不能算少。如此看来，墓主人可称博学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博学的人，在他的藏书中为什么独独没有儒家的经典呢？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解释：随着新兴的革命的封建制逐步战胜腐朽的反革命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已十分普遍。这个说法的一个佐证是，生活在战国后期，晚年被他的老同学用毒药所害的韩非，就曾经描述过他目睹的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了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取代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并进行了一场血淋淋的毫不含糊的专政，将儒家思想强行装进了高高的大纸帽子之中，令之难有跑出来兴风作浪的机会。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统治者又大抵因袭秦政，同时还要继续打击旧贵族复辟的残余势力，它的政治措施按《汉书·元帝纪》的说法就是“以王霸道杂之”。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献策，实际并未全面施行，直到汉宣帝时还是如此。西汉前期的儒家既未定于一尊，而秦时遭灭顶之灾，元气尚未恢复，民间自然很少学习儒家经典了。临沂一度为旧鲁地和齐地的边缘地带，远离秦都咸阳，且为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传播的老巢和根据地，在90多年后的西汉前期，儒家经典的流传仍然没有能恢复“焚书”前的规模。由此可见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对当时的儒学和儒家思想的打击是多么沉重。

生还者说

银雀山两座汉墓一次性出土类别、字数如此之多的先秦古籍，这是自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经盗墓贼不准盗掘的那座古墓出土《竹书纪年》等大批竹书之后的近1700年间，最为重大的一次发现。据史载，汲冢出土的古籍，大部分又重新散佚。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大部分得到了整理与保存，特别是大批兵书的出土，其意义当更为独特和重大。自宋之后的近一千年来，学术界许多大师巨擘都曾把《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古籍，统统说成是后人假托的伪书和不值一看的臭狗屎，压根儿不能当作真正的学术著作来研究。这次在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的大批竹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批古籍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存在并开始广泛流行的事实。尤其是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的面世，使学术界聚讼千余年的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其人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历史悬案豁然冰释。

《人民日报》文章

1974年5月底，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基本结束。6月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发现、发掘，以及对出土器物、竹简书等研究成果，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号标题做了全文转载，其标题和内容是：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指引下取得又一新成果

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

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

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

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四千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无产阶级**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现存的《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膑兵法》失传，上述疑案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次《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同时发现，使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新发现的这批竹简中，有大批先秦典籍，但却没有儒家的书，这座墓葬在秦始皇焚书以后不久，这就证明秦始皇焚书是有严格政治选择的。他所焚禁的是儒家的反动经籍，沉重地打击了“是古非今”的反动复辟势力。这也是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有力批判和揭露……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同时对古代文字学、隶书的演变和书法的研究，也很有价值……文物出版社把这批竹简的影印材料和有关研究文章，编辑成《孙膑兵法——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书籍，准备陆续出版。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和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批文化瑰宝中有相当一部分古籍对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人类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术巨擘也无缘一见。这批竹简在悄然无息地掩埋了两千多年之后又横空出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内容，订正了流行史书中许多错误的记载，同时洞开了一个湮没日久的古老神秘的世界，并由此引发历史烟云中一道道干涸的河床重新泛起狂涛巨澜。而在这条长河中曾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姜子牙、管仲、晏婴、伍子胥、孙武、孙膑等风云人物，又以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姿态，携带着历史滚滚风雷与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往事，再度跃入现代人的视野，并以全新的音容笑貌向我们一步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