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第1页）
第一节意识形态理论
一、虚假意识：操纵与抵制
（一）文化工业
“意识形态”这个词是特拉西在1796年提出的，用以描述观念的科学——就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偏见和成见的学科。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使用，意在反对那种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可以脱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单独发展成型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意识形态是被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它通常会对其他集团的利益造成某种损害。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歪曲了现实，掩盖了历史过程中的真实矛盾，颠倒了社会的真实关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否定性的。
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这主要见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像马克思一样，他们把意识形态看做对现实的颠倒、歪曲或掩盖，看做“虚假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文化工业，即电影、电视、杂志、音乐、广告等文化或艺术领域。在他们看来，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融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文化工业通过一种商业的意识形态即可以征服所有事物的市场逻辑来控制消费者和麻痹其思维，宣告他们无限拖延下去的命运：“文化工业不断地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地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1]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探讨的是一种对抗性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怎样被抽掉了其中“否定性”和“批评性”力量，被纳入到商品消费中去。因此，“不要指望观众能独立思考：产品规定了每一个反应，这种规定并不是通过自然结构，而是通过符号作出的，因为人们一旦进行了反思，这种结构就会瓦解掉。文化工业真是煞费了苦心，它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都割断了。”[2]这种意识形态是腐败的和操纵性的，它巩固了市场和商品拜物教的统治。它使人顺从和麻木，强迫人们普遍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对阿道尔诺等来说，文化工业强行灌输给人类的关于秩序的各种概念，始终是关于现状的各种概念。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使遵从代替了自觉，这种遵从的趋向，不容许对现存社会秩序有任何偏离或反对，也不容许对现存社会秩序有其他的看法。异常的、相反的、其他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已变得日益不可想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力量被扩大到了对民众头脑的支配。文化工业经营各种谎言而不是真理，经营各种虚假需求和虚假解决办法而不是真实需求和现实的解决办法。
在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意识形态是强制性和操纵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露了新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由表面上客观化和物化的市场力量支撑。根据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理论，启蒙运动和工业技术带来对异化关系的新形式的屈服。批判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再是一层面纱，它成为“世界的脸面”，它与现实融合，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实变成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后来在批判消费社会的时候，对这一看法做了补充和发展：意识形态被吸收进现实，成为坚不可摧的力量，其力量源泉正是生产过程本身。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物化和异化后果的揭露是有价值的，不过认为由于文化工业的运作，个人必然会被导向顺从，这未免过于悲观。至少他们的批判本身就表明，并非所有人都丧失了自主性和批判能力。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那里存在着过高估计文化工业使个人异化的能力的危险。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内部主义的谬误”，即倾向于从文化产品本身出发估计文化产品的后果，从而忽视了复杂的阐释和接受过程。
（二）想象性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假设人们是被动盲目的，或者是需要引导的无知大众。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致命弱点，是无力解释在一个现代民主的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自由地同意”，甚至会主动配合意识形态的牵引。为了解释这一“自由地同意”，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他给意识形态下了一个定义：“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3]这个定义说明意识形态有两种功能：作为“表象体系”，意识形态具有理论的功能，这等同于“虚假意识”；作为“历史而起作用”，意识形态又具有实践的功能，即为统治阶级服务。
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学校、教会、家庭、大众传媒、文化等。通过这些机构，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人们对现存社会的忠诚和服从，使其感到现存政治秩序是“自然的”和“永恒的”。阿尔都塞举例说，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媒始终把社会行为者视为消费者，集中报道人们生活中对需求的满足和即刻获得的满足感，这种过程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一大核心机制就是通过“召唤”建构主体。召唤者通常是大主体，如上帝、民族、父权制、普世论，或者是这些因素的交叉。意识形态把具体个人召唤成了具体的主体。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推动和保证主体把自己认为是主体，意识形态也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维持了自己的一致性。
在这里，阿尔都塞的前提是，意识形态代表着个体与其真实存在状况的“想象性关系”。这种想象性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意识形态不只是关于观念的或者对内心状态和意识的追问，而是由各种群体和机构所进行的一种物质实践。意识形态把各种行动赋予生活在它为其限定的想象性关系之中的人们，这些行动实际上就是实践，它们受到在一架意识形态机器的物质存在之中，将那些实践铭记于其中的“仪式”的支配，它只是这架机器的一小部分：一座教堂中的一小群人，一场葬礼，一家体育俱乐部的一场小比赛，一个上学日，一次政党会议等。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方法是“安插”理论，即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每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景，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
在广告文化领域，可以看到朱迪·威廉姆森在《解码广告》一书中试图运用阿尔都塞的理论来分析广告。这类研究的方法之一是与精神分析法相关联：如果要使广告中的形象起作用，就必须在消费者那里存在着欲望，同时，广告形象必须与这个欲望相吻合。它暗示消费者，通过消费广告所宣传的品牌，你就可以获得与广告中一致的形象。
（三）谈判版式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带出了强制性和操纵性的阴影，但同时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结构主义出发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如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它无法解释社会的变动和民众的抗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意识形态批评家发现，他们需要一种更加能动、更富弹性的意识形态理论，于是重新肯定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见于《狱中札记》，他把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的层面提升为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狱中札记》中，他为意识形态下了一个定义：“意识形态是内在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全部现象的世界观。”[4]
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独立发挥功能的社会领域，认为无产阶级要在整个社会或国家居主导地位，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领导权”。他把国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治社会，其性质是统治，其功能是强力压制，它依赖于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法律机构。另一个层面是市民社会，其性质是调和，其功能是争取同意，它依赖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5]所以，葛兰西说国家在其完整意义上是“专政+领导权”。他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不同，警察、军队、监狱等强制性力量对它毫无用处，市民社会的运作无须惩罚或强制性的义务，它以习惯、思想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的进化形式来施加集体压力并取得客观效果。任何国家都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都在强力统治和领导权之间保持平衡。由于历史的发展，这种结合和平衡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在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政治社会压倒了市民社会，强力统治对领导权处于优势状态，统治阶级毫不掩饰在意识形态上确立自己与从属阶级的差别，并用强力机构来保证这种差别。资本主义的诞生把这一切颠倒了过来。资本主义的国家不仅以强力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且更注意争取民众的同意，统治阶级自诩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并极力在意识形态上同化其他社会阶级，造成整个社会的一致。于是，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变换：政治社会作用的降低和市民社会作用的提高。[6]
葛兰西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冲突的分歧，在于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如说体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争夺整个社会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因而也是政治的领导权。葛兰西强调，资产阶级之所以可以成为领导阶级，前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和价值，为它们提供空间。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不在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而在于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这一形式的表征中来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它的政治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接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因素，一个结果是“资产阶级文化”不再纯然或者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了。相反，它是来自不同阶级区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一种有机结合。如果说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指的是统治阶级的谈判过程：统治阶级试图同对抗阶级的文化进行谈判以赢得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被认同的便是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谈判版式”。
二、日常生活实践：消费作为生产
（一）编码与解码
在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斯图亚特·霍尔从媒体研究中发展出“编码解码”的模式。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的中心内容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模型具体化，用以分析媒体如何编码产生信息、信息如何流通、受众如何使用和解码信息以创造新的意义。
这也是霍尔“接合理论”的具体应用，接合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在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
实际上，霍尔是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吸收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在巴特所举的例子中，毛衣表示一件“温暖的外衣”（外延），因而表示“保暖”这一活动价值；但是，在更多内涵的层次上也有可能表示“冬天的到来”或者“寒冷的一天”。而在时装的具体化的次符码中，毛衣也可以意味着最新女时装的流行款式。如果置于正确的视觉背景之中并被浪漫的次符码定位，它可以意味着“长时间在秋林中漫步”。显而易见，这种次序的符码使符号与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关联，这些符码就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的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
图10-1Michelle美容院广告《每日戏剧转型》
对霍尔来说，一个经过符号编码的文本可通过三种主要方式来阐释：第一种是“主导—霸权”的读解，受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是以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阐释文本的，在编码与解码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一致性。第二种是“协商”的读解，即在解码中包含着与主导符码的相容因素和对抗因素的混合，由解码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之间的界面所产生的意义是一种微妙的竞争。第三种是“对抗”的读解，受众知道编码者赋予的主导意义，但却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解码者以自己选择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以便在另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例如，受众对Michelle美容院广告《每日戏剧转行》的解读，尽管对广告想传达的主旨会有大致相同的认知，但在感情和评价上可能会因为自身情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图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