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在缅甸1（第1页）
生活教育在缅甸[1]
缅甸，就南洋各地来说，算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里的华侨社会，信息十分闭塞，侨胞们长期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他们勤勤恳恳地从事各自的职业劳动，和缅甸人民相处得很好，素有“胞波”（缅语，同一卵所生，即同胞之意）之称。他们和其他各地华侨一样，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生怕自己的子孙后代缅化忘祖，所以凡有侨胞聚居的地方，都有侨校的设立，哪怕只有十来个孩子的小乡村，也要请个“先生”去教他们的子弟学习祖国的文化知识和为他们办事。他们对于陶行知“先生”是十分尊敬的。他们要求“先生”除教育他们的孩子外，还要求能够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美德，为他们的公益事业多出主意想办法。
缅甸兴实搭埠的铭新学校，附设干凤山寺里，该寺就明文规定：“教师须兼理华侨公益事务，如调解民事纠纷，为善男信女辩签诗以及为侨众主持、协理婚丧喜庆等事宜”。因此，这个学校的教师，便成为当地侨众的“中心”人物，而学校也就成为当地华侨“神、政、教”三位一体的最高机关了。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才需要办各种各样的教育。教育问题同社会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教育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
陶行知先生说：“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可知改造社会的担子就搁在教师们的肩上了。
教师们有没有能力挑起改造社会的担子呢？这在当时缅甸华侨社会的情况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教师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为了怕丢掉“饭碗”，教师只好千方百计去争得董事们及学生家长们对自己的好感；而董事们也不希望教师们在规定的工作范围外去“惹是生非”。再说，当时教师的水平都很低，能称得上“合格”者，可以说寥寥无几，都是一些在祖国念过几年私塾，或替商店记账退下来的老先生们，或由这些老先生们培养出来的一知半解的读书人充任。这些人应付上已是自顾不暇，当然是谈不上改革的。因而学校长期停留于半私塾状态，华侨社会也因而长期保留着祖国清末社会那样的状况。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中国人民；也由于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使先进的革命者意识到要改变中国人民愚昧落后的状态，非靠普及、提高教育不可。于是，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的热潮兴起了。这股热潮也迅速波及缅甸华侨社会，开启了侨胞们的智慧，教育了缅华社会广大的知识分子。于是大批先进爱国者和知识分子，“迈开双腿”，走向街头，走向山芭，大力为宣传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出谋献策。就这样，在先进的侨领带动、广大侨胞的支持下，仰光按照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方法办起来的新型学校——共和学校、平民学校产生了。于是多年失学，或没有条件上学的青少年，都纷纷进这两所学校学习。好多先进知识分子也都纷纷自动地到这两所学校义务讲课，从而促进了缅甸各地华校改变了半私塾状态而成为新型的学校。接着以共和、平民（特别是平民）这两校师生为骨干的“教联”“文协”“妇协”“学联”“工联”“店联”“歌联”等社团组织相继成立。后来这些组织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它们无论在筹款救灾，或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团工作，都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内知识分子大批南下缅甸，缅华教育才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41年，南洋战争爆发，接着缅甸也告沦陷。于是，教育上几年进步的积累，便跟着大部分教师及董事们的撤退而烟消云散了。
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是泛滥着民族民主运动巨潮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的中国，也是泛滥着民族民主运动巨潮的中国；缅甸情况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缅甸跟着独立运动的展开，其民族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相应地有所提高而已。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华侨们，以后对缅甸政治情况的依赖，将日趋密切更是没有疑问的。
正在这当儿，先进的侨领们和进步的教育工作者们，一起研究了缅甸的新形势，认为战后缅甸的经济情况及缅甸居民的经济生活都已起了变化。缅甸华侨要用过去那样的方式去经营各种业务，显然是不适时宜的。华侨必须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只有艰辛地、力求正常地去经营各种经济生活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学校方面也应一反常规，改变过去那套做法，不能再单纯依靠董事会办学，而要介入社会，将教育推广到全社会中去，让师生们共同在社会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文化科学、政治经济以及斗争的方式方法，才能打开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于是，各社团迅速得到恢复活动，各界侨胞得以归口，各得其所，都有用武之地了。
缅华教师联合会对战后侨教的复员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协助各校迅速恢复。在缅甸光复后的一年间，仰光凡是有历史的华校全部都恢复了，其他各地华校的恢复情况也日有所闻。其次是发动校友养校治校，鼓励教师们走出学校与校友、董事们相结合，共同策划学校兴革事宜，各校因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再次，跟着缅甸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为更好地使侨胞与缅甸人民和睦相处，教材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教师们对学生加授有关缅甸经济、工业、商业、农业等方面知识；并加强对学生学习缅文的指导。
另外，教联通过举办教师假期学习会，号召全缅华教师，发扬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革命精神，扎扎实实地工作，为促进缅华爱国大团结，迎接祖国的新生而努力；在方法上，要求各校贯彻“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精神，组织、引导学生，把他们所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新闻时事、侨胞中的好人好事，及时地传给他们各自的家庭、亲戚朋友和周围的人们，同时教育学生“手脑并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观点。
学习会结束时，教师们觉得办法多了，因而精神振奋地回到各自的学校去。之后，不少教师都把陶行知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一名言，悬挂在各自学校的办公室里，作为他们的座右铭。如卑谬埠的中兴学校，兴实搭埠的铭新学校，土瓦埠的中山学校及丹老埠的华侨公学等都是这样做的。
丹老这个地方，华侨有三万多人，华侨公学是一所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齐备，共有学生一千多人，教工三十多位，是在缅甸华校中规模最大之一的学校。这所学校，教师认真负责教育学生，热情关心社会公益事业，董事们经常主动向学校出谋献策，侨众们有事到学校找老师商谈、研究的更是络绎不绝，呈现一派大团结景象；学生们都能勤奋学习，互助互爱，争取为学校、社团做好事，假日或课余，他们走上街头，深入各角落，向侨胞们介绍他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情况和学习心得体会，博得侨众一致的赞扬。当这个学校的歌咏队唱出他们的校歌：“可爱的华公，可爱的华公！你是我们生活学习的乐园，你是锻炼身心体魄的工场。教育华侨进步思想，发扬祖国文化之光。努力苦干，活泼坚强；努力苦干，活泼坚强！我们要为侨胞谋幸福，我们要为祖国争荣光！”时，侨胞们听了，都点头称道：我们就是要办这样的学校。
仰光，这个缅甸首都的缅华民主爱国运动搞得更是轰轰烈烈。教联除了协助迅速复办原有各校外，还着重整顿缅甸最高学府——缅甸华侨中学，使这所中学成为捍卫和平的堡垒，支持民主的屏藩。此外，还配合各界民主人士，创办了缅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南洋中学和重点招收广东籍学生的新侨公学，及旅缅集美校友会为响应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号召而办的集美小学，还建立了两所新型的职工夜校，即仰光华侨业余公学和仰光颍川义务夜学。学联对这两所夜校的招生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南洋中学旗帜鲜明，办学方向正确，培养出不少能文能武，能够“手脑并用”的新型学生，被各界华侨誉为“模范学校”。因此，它的吸引力非常强，不论何种家庭出身的青少年，都纷纷奔向这所学校就学。有一次，这所中学在家访时，访问了一向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侨众公认为最顽固、最落后，然而在华侨中是巨富的学生家长刘先生时，刘先生一见来访人员，便立刻坐了起来，并迎着访问的人说：“你们共产党的学校办得真好，我的孩子去你们那里读书后，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了。现在，他在家里很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和邻居的孩子相处得很和睦，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又能主动帮助家里做家务，总之，他在你们那里读书，我是很放心的，我拥护你们，你们要我帮助什么，请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
刘先生的这一席话，不正是高度地体现了华侨热爱祖国的民族感情吗？
职工夜校，是专门给那些无法“丢下饭碗”去学习的青少年而设的。在这之中，仰光华侨业余公学的建立过程比较顺利，主要是解决一个校舍及所需开办费用问题。青年学子的求知欲本来就很强的，一经发动，不多时就把准备好的百来个座位占满了。仰光颍川义务夜校在筹建中，所碰到的情况却相反，即是教师、学生的问题。因为夜校是颍川堂独资负责办理的，经费全部可向该堂实报实销，教师有固定月薪，学生不必交学费，并可免费得到课本及学习用品；校舍有座四层大楼供使用，课桌椅呢，单就现成的，堂里开会时使用的，就有二百来个的座位。但是，由于颍川堂是陈姓家族的组织，是靠封建意识形态来巩固的，因之，它要求全部师生都要是姓陈的，外姓的学生不能收，外姓的教师不能用；教学时不谈政治，一切要遵守族规。像这样的情况，显然，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所要求的人民大众教育、科学民主教育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为了适应这种环境，教联要推荐我去兼任校长，我踌躇不决。后经同志们分析，一致认为这种家族观念，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表现，主流是爱国的，问题在于今后的教育，不能有所非议。于是，我也就愉快地答应下来。
颍川义务夜校开学了，教师共五位，学生一百来人，分为三个课室上课。在开学典礼那天，理事们热情洋溢地发言，教师们表示要认真负责教好学生，学生们表示要勤奋学习。所有出席会议的人，个个精神饱满，情绪十分高涨，一扫颍川堂一向沉寂的气氛。
然而如何促使董事们放弃他们维护封建传统教育那一套做法呢？我开始思索了。我想起了陶行知先生“小先生是最有办法说服上辈进步的”的教导，开了窍地召集全体教师开会研究，取得一致认识：只有全体师生行动起来，用“争取”的办法，问题才能获得解决。会后，我即向全校学生宣布，要求学生们行动起来，共同来办好这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于是，师生们分片包干，深入到理事们的家里，向每位理事做诚恳而又认真细致的工作。就这样，在师生共同努力下，理事们取得一致见解后便作出决议：可以聘用外姓的教师，新学期开始时，外姓的学生也可以招收。
董事们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问题想通后，爱国的热情也就更加高涨了。例如，1951年国庆节，各界正在争论要不要升挂五星红旗的问题时，颍川堂的理事长陈吉昌先生就亲自把五星红旗高高地升挂在颖川堂四层楼上空飘扬，带动了十多个社团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了。
可敬的“小先生”们，他们不但是善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好教师，而且是改革社会最有力的闯将！
[1]原载福建省陶研会（编）：《陶研通讯》第2期，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