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教育思想比较1（第1页）
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教育思想比较[1]
绪论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的著名的教育学者、思想家，他曾经在美国留学后回到中国，后来为了教育事业献身，从而致力于改变中国教育中的一些矛盾。在韩国吴天锡（大号天园，1901—1987年）可以称得上是和陶行知相媲美的教育家。吴天锡也曾经在美国留学，然后回到韩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他和陶行知一样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杜威（J。Dewey）的接班人克伯屈（W。Kilpatrick）教授，所以他的思想当中受杜威的影响最深。他们两人的导师的学风很接近，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思想中共同点比较多。但是当他们回到各自的祖国之后开展的教育活动则有所区别。陶行知以“生活教育”为主展开教育活动，而吴天锡则以“民主教育”为主展开教育活动。虽然他们两人的思想中基本上涵盖了生活教育和民主教育，但各自的侧重点不一。
产生此种差异是因为各自祖国现实中的差异所造成。他们都不能忽视本国的在苦痛中煎熬的民众的现实，所以要努力克服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他们究竟要克服的是什么，和怎么克服这些矛盾。本论文简单地介绍吴天锡的生涯和教育思想，然后简单地比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而审查当时的中国和韩国的教育现实，分析他们究竟要解决的部分是什么。
但在本研究中，对于陶行知的研究内容大多不是来自中国的资料而是依据在韩国对于陶行知研究的资料而进行研究的。
一、吴天锡的生涯
吴天锡出生于1901年。他的父亲是牧师，所以随着父亲的上任搬来搬去。他到首尔的3年后又搬到日本东京，然后在日本青山学院中学部入学。1919年毕业以后直接回到国家，然后在仁川永化女子学校当老师，这是他开始跟教育的第一次的缘分。1921年他得到奖学金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了学士学位，1927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3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主题是“作为民族通话手段的教育：日本对韩国的教育政策研究（EduasAionalAssimilation：AStudyoftheEdualPolicyofJapaninKorea）”。
回国之后从1932年到1936年在普成专门学校（韩国高丽大学的前身）成为教授，教授英语和心理学，立志要落实自己所学习的教育理论，从而努力把自己的教育理论系统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来到上海，之后1945年日本退败以后他又回到韩国。
1945年在韩国美军政开始以后开始了他的教育活动。在美军政时期担任了美军政的文教次长（1945—1947年）和文教部长（1947—1948年）。在这时段内他极力推动国立首尔大学的创设、组织教育审议会、采取“六三三四”学制，从而推进新教育运动，这些活动形成了韩国教育稳定的基础，这也是他对韩国教育不可忽视的贡献。
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以后他的活动集中在学术方面。1950年就任大韩教育联合会会长，1954年担任梨花女子大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担任韩国教育学会会长。1960年韩国4。19革命后担任韩国的文教部部长，1年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皮博迪大学（现在范德比特大学）教授比较教育学和担任驻法国韩国大使。以后1964年他担任驻墨西哥大使，这是他最后的公职生活。
之后他集中于著述活动，1975年发刊了收集所有他著述的《天园吴天锡教育思想全集》（全10卷），1977年被加入大韩民国学术院的会员。吴天锡于1987年辞世，1987年11月3日韩国政府承认吴天锡的贡献功绩，追授他“国民勋章木槿花章”。
二、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教育思想上的侧重点
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比较相似的，而他们各自的教育思想上的侧重点则有所区别。陶行知的侧重点是“生活教育”，而吴天锡的侧重点是“民主教育”。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主张，反映了陶行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教育理论的努力。而依据大部分的韩国研究来看，陶行知的核心思想是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代表的生活教育。
吴天锡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民主教育”。去世前留下了“我要为了祖国的民主教育而奋斗终生。”这样的誓言。民主教育是最能代表吴天锡教育思想的词语。杜威的著书中最早被翻译的是1953年翻译的《民主主义和教育》，而194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民主主义教育的建设》小册子。分析他的教育活动的同时可以看出吴天锡在韩国教育中集中于“民主”的问题。
其实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在教育思想上基本的背景是比较相似的。他们两人的思想中以杜威的影响最深，吴天锡重视教育和生活的关系，陶行知也重视在教育领域上民主的问题。1945年以后陶行知提倡和展开了民主教育运动。如果他活得更长的话，除了生活教育以外民主教育也会成为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
三、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教育思想比较及其社会背景
二人的思想背景是比较相似的，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考察，其中之一是通过审查当时中国和韩国的情况，我们借此分析他们要克服的现实是什么，并且怎样克服当时的现实。
陶行知非常关心平民教育和农村教育，通过这样的形式产生了生活教育理论。1923年他辞去大学教授之后发起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展开了平民教育运动。他在平民教育运动过程中认识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住在农村，这样的认识是他自己的教育论点主要展开在农村的民众原因之一。他在1927年上海基督青年会上说“今天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由这句话我们能知道他对农村教育非常关心。
1927年，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正式开学，他担任学校的校长。对于陶行知来说这所学校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实验室，他用了几个办法实现自己的教育理论，这里的教育理论中也包括了生活教育。当时中国传统方式的教育跟大众的生活很游离，而且只有一部分的阶层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跟大众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对大众扩大教育机会，所以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备受欢迎。生活教育是面向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
他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情形和自己的理想及世界观的基础上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国的传统哲学、美国留学过程中受影响的杜威的理论融合起来确立了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生活教育论是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本土化的批判继承，而这也是陶行知思想的独特面貌。
吴天锡主要在政府内活动，所以他的思想受到当时韩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很大。他获得博士学位时，韩国还是日本的殖民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受人瞩目的博士学位，但是他回韩国以后却没有合适的活动舞台。除了在大学教英语和心理学，他没有遇到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当时的知识分子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当时他没有为祖国的发展而进行主体的、独立的活动的机会。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韩国开始美军政，之后他才有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他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教育。他一生致力于在韩国落实民主主义和民主教育。他的思想中受杜威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主张民主教育是很正常的。但是与陶行知侧重点不一样，这同当时韩国社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的韩国社会离“民主”的原理有极大的差距。吴天锡觉得韩国民主主义和教育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是传统的专制主义、帝国主义。
在韩国与中国一样受到儒家的影响很大。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有很多长处，但是吴天锡对儒家思想带有消极态度，所以他对儒家思想认识是非民主的，而1935年间的日本统治的影响在韩国具有很浓的帝国主义影响，这引起了社会的非民主性和教育的非民主性。这样的情况也影响到了他的教育思想。在吴天锡看来韩国社会的非民主的情况让他更加重视韩国教育民主的问题。
吴天锡的民主教育可以说是杜威教育理论的韩国化。杜威的民主主要表现在教育原理上的民主，然而吴天锡的民主是反映当时韩国社会情况出现的异义的民主。吴天锡的思想是在杜威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将其韩国化。陶行知和吴天锡都在思想上受到了杜威的影响，而他们在各自国家中按照本国的国情展开了教育活动，所以虽然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思想的中心是比较相似，但二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比起杜威的思想则有所区别。
结论
陶行知和吴天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们的思想受杜威的影响很大，而他们回自己的祖国之后，为了本国的民众展开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他们都要克服各自国家的残酷的现实，因展开自己独特的教育活动，所以他们都在本国受到尊敬，而每年都有纪念他们的学术会议。由两人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思想被传播别的国家的情况下怎么变成另外一个思想，这是值得注意的。
其实在中国的吴天锡和在韩国的陶行知比起对方在自己的国家内不是那么出名，但是他们都是值得研究的伟大的思想家。今后两国对陶行知和吴天锡的思想进一步进行研究的话，这会增加更多的、客观的、多样的观点。
[1]本文为作者2011年11月在杭州“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