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02（第3页）
朱先生强调：“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么中华民国会变成何等庄严的一个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
村民们高呼：到东北去！把东北拿回来！不久，地区自卫武装组织决定派遣东北义勇军。
这篇连载读物后来印成单行本（我手上保存的是战后的新版。上海新儿童书店，1951年3月第4版）时，声称是“教育小说”。称之为“教育小说”，确有其独特的风格。
在小说里，作者以晓庄师范时代的经验为基础，以作者化身出现的朱先生，在阐述教育论时，展现了作者的思想蓝图。可是，就在连续登载的过程中，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在史量才等人的资助下，继晓庄之后创办的学校，是1932年10月建立在上海郊外的生产学团，陶行知把它命名为“山海工学团”。工学团的地点因为是在上海市近郊大场附近与宝山县接壤的地方，所以取名为“山海”。不称学校而定名为工学团，这是《古庙敲钟录》里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具体反映。
关于工学团，陶行知写过一些文章，并以各种方式加以说明。这就是：“用众人的工作养活众人的生命；用众人的科学明了众人的生命；用众人的团结力量保护众人的生命。”
“工学团”是工作（活动）的工，科学的学，团结的团，这是工学团的宗旨。它的现实形态是打破了小型学校、小型工厂（农厂）、小地区社会，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学园。在东西约十公里，南北约五公里的地区，以所有的农家作为教室兼工厂，一年后就建起九个儿童工学团，小学生约为300名。陶行知还为青壮年先后办起养鱼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织布工学团及妇女工学团。儿童工学团原则上是每天组织4-5小时的上课和2-3小时的劳动，孩子们的劳动分为木工组、藤工组、饲料组。
1932年9月，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并组织保护人权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报请要求逮捕的“反动文人”鲁迅，1933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选为执行委员。与此同时，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陶行知与鲁迅先后投入了新的战斗。
（二）经验与空想
从晓庄师范，《古庙敲钟录》，到山海工学团。
把实践——构思——实践揉在一起，试图在一定地区实现理想社会，这是一种牧歌式乐天的、空想的方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陶行知把农民的甘苦作为自己的甘苦。正因为这点，他认为只有把这种甘苦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担负起来，生活才有意义。这种自觉的，赎罪似的心情强烈地影响着他。他去世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论家认为：
“陶对农村社会，以及农民问题缺乏阶级分析。他不主张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改革，提倡阶级调和的生活教育。直到最后，还是没能打消他那‘新村’的幻想。”[50]
这的确击中了他思想的一面。
读《古庙敲钟录》，朱先生那滔滔不绝的议论章节，令人折服。还有，那充满乡土气息的古庙学堂和小乡村，很有点奇异的魅力。虽然不能完全称它为“桃花源”，但的确是“新村”的幻想，却又比“新村”更富有泥土味。
陶行知直到最后也没有丝毫放弃过的“新村”思想，在1921年至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广泛地吸引了后来先后成为共产党员的知识青年。无独有偶，日本的武者小路[51]及有岛武郎[52]也有这种思想。关于他们的实验，“五四”前后周作人已有介绍（《新青年》1919年3月号，1920年1月号）。澎湃在日本留学时倾倒于有岛武郎，他归国后，于1922年秋，把广东省海丰他父母遗留下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这也许就是他认真学习和实践那年夏季北海道羊蹄山麓的“有岛共产农场”（真实的名称是“共生农园”）的先例吧！
1937年，尼穆·威尔斯在从中共党员那里听来的谈话的记录中（《红尘》日文版上卷），收有当时的许多回忆，饶有兴味。例如，
1921年在武汉的董必武说：
“在目前的武汉，思想上空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青年们，对‘新村’的建设运动很关心，这个运动的中心是中华大学，领导人是恽代英。那些‘新村’建设派起初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可是不久就开始讨论起马克思主义来了，随后大部分加入了共产党。”
与陶知行出生于同一家乡的徐梦秋，在谈到当时的安徽情况时说：
“我们为了拟定重建中国乡村生活的方案，以20名学生组织起来读书会。想以这个小组去实验‘新村’运动，像傅立叶[53]或欧文[54]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一样。于是，我和一位学友两人开始读《响导》《新青年》《先驱》等杂志。到了1923年，我的想法由于受这些杂志的影响而改变了，于是准备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遭到“新村”主义读书会成员的反对。”
无政府主义者，乃至被乌托邦思想迷惑的人，还有不久就把他们的信仰抛弃了的人，或者一开始就以自己的看法持批判观点来看待‘新村’的人，还有包含这些形形色色的曲折因素的白桦派[55]的人道主义者等，给予不断觉醒的中国青年的影响一定不小。如作一个图解式的说明，那就是先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洗礼，并在一段时期内热衷于它，但很快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青年们，终于成为革命“前卫”思想的一支重要力量。可陶行知在经办学校和政治活动过程中，虽然直接、间接地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但“新村”思想始终从未从他心中消失。
据说徐梦秋是1901年出生于陶行知家乡——安徽歙县的一户世代地主、书香之家。[56]1914年进入他叔父执教的私立学校读书，在3年的学习期间与叔父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二叔父死得早，家里也贫穷了，他全家和这位叔父家的关系很好。可是，他另二位叔父很有钱，却一次也没有帮助过他们。徐的父亲很希望他作一名教师，但是他说：
“我老早就知道，财产这个东西，只能在同阶级里接济朋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贫苦人，所以同情贫苦人。我很清楚，作一名教师没多大出息，因为能雇佣我的，只是有钱人，我对贫苦人是没多大帮助的。”
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寄希望于儿童的创造性及对农民的献身，简单地说就是始终满怀对人类的乐观，在反动政权下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陶行知；另一位年少的，是掌握了以拥有财产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这一智慧，总结出“作一名教师没有多大出息”的教训，从而投身于革命阵营的徐梦秋。这里，不仅只是坚持“新村”思想与摆脱这种思想的问题，先后出生的同乡人以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和认识为基础，在选择终身职业的这个问题上，一个作了“人民教师”，一个直接投身于革命。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三）“小先生”的诞生
在山海工学团中，同陶行知的名字一道为众人所知的活动，就是提倡“小先生”制。儿童不仅能教儿童，还能教大人。陶行知拿出不少“无法动摇的论据”，在工学团周围区域开展了“小先生”运动。不用说，其做法的基础是期望、确信儿童的创造性，但也是在缺少教员、在军费吃掉文教费，学校面对文盲、贫困这堵墙的包围这些困难处境下，迫不得已提出来的一种教育普及方法。
山海工学团在1934年1月28日召开了“小先生总动员大会”。让我们从1935年初陶行知的著作中，抽出一部分来看看。
“我们开始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家母是57岁。她当时就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平民千字课》。舍妹和我都忙于推广工作，没有空闲教她。那时小桃才6岁，读完第1册，我们就请他作小先生，教祖母读书。这大胆的尝试是成功了。
祖孙二人一面玩一面读，兴高采烈，一个月就把第2册读完了。读了16天，我依据《千字课》上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家母，她口读起来，耳朵便听懂了。
今年回想这事很有意义，便在当年所拍的祖孙读书图上，题了八首诗如下：
（一）
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
十年到于今，工学无虚日。
（二）
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