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03（第1页）
《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03
另外，美国方面，在1924年5月进行义和团赔款的第二次退还，为保管这批资金和促进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于1925年6月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会里中方有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等10人，美方有孟禄、杜威等5人组成。孟禄担任该会副董事长，[162]为该会的成立、组织和经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该董事会成立之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都从该董事会得到大量援助资金，促进了教育运动的发展。[163]
（二）第二年的学习问题和归国经过
1910年6月以后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关，收罗了许多优秀人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不例外。代理校长郭秉文积极地录用海外留学归来的留学生。郭本人1906年赴美，1911—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专攻教育行政，并以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164]郭回国后，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致力于该校的机构改革及人员扩充，屡次赴美，招募优秀人才。其中，陶行知、陈鹤琴就是他在众多留学生中选中的在他母校学习的年青的中国留学生。
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后，从事规定的教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165]于1916年2月获得新的利文斯顿奖学金，经济虽不富裕但学业可以继续下去了。当他在取得奖学金时就暗下决心，这两年间，在斯特雷耶教授的指导下，定要专心攻读。[166]可是1915-1916年的第二学期，郭秉文对陶的吸引力极强，陶几度与郭会面，交换意见。尽快回国从事中国教育事业的信念与日俱增。1916年初夏，金陵大学的好友陈裕光也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陶对陈流露出自己一方面希望继续学习，另一方面又想尽早回中国协助郭秉文工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做贡献的矛盾心理。这时陈劝陶说，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贵的留美机会，不完成学业就回国，这对你本人、对中国都是极大的损失，至少也应该圆满完成学位论文之后再回国。此后，陶和陈经常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等到取得提出学位论文资格后再走。[167]于是陶做出了再学习一年的决定。
陶于1917年8月离美踏上归国之途，9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学课程的教员。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168]
第三节在美留学时期的生活
以上是陶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学习状况，而其日常生活，可说经济上并不十分宽裕，经常得到周围人的帮助和奖学金。[169]但似乎并没为生活费而去打工。如1914—1915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二学期，曾任该校中国留美学生会的干事。[170]另外，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杂志《中国学生季刊》发起人之一的陶，并没有为该杂志撰稿。[171]
1915年9月，他由伊利诺伊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巴特拉图书馆东侧的宿舍哈特莱大楼10楼10号寝室。直到1917年8月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就一直住在这里。[172]陈裕光1916年初夏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也住在这里并且是陶交情很深的朋友。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专心学习，不大参加外面的活动，只是在时间宽裕的情况下，才参加一下学生活动。[173]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胡适也在这儿跟杜威学习。这时，他们才成为学友。[174]
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叙述了陶在美留学期间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从这些曲折的经历中可以看到把立志教育的抱负贯穿到整个留学生活中的陶的形象。与其说他在学习过程中坚持攻读教育行政学，倒不如说他在向担负着实现真正的“共和国”和直接同培养“共和国民”有关的教育哲学方面转移。如上所述，陶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专任教师，他置身于中国教育的现实之中。在从事教育实践中，他提倡改革课程及教授法的同时，视“共和”的绝对价值为自己的人生观；并以此作为人类赋予的使命，提出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并视这一价值就是真正的“共和国”。从上述的使命观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中，陶以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基础，引用了行动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
这些说明了陶把在美留学和金陵大学读书作为向教育家生涯过渡的思想桥梁。金陵大学时期既是他已形成的思想基础的时期，同时又是给他思想形成以极大影响的时期。
可是另一方面，对陶赴美留学的生活，中国方面的研究似成定论。陶是自费留学生，生活极苦，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劳动中，接触到美国下层社会的现实，在同工人交往中获得同感和启发，由此引导他着手研究教育思想的这一论点，同史实有很大出入。[175]我认为陶在美留学期间，他专心自己的学习，在理论方面构成了自己所形成的思想。至于陶着眼于工人、农民等下层阶级的现实，并在教育理论中，强调出自己的立场性，那是归国后又辞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职务，而埋头于“平民教育”运动时期才形成的。
（李宏王学东译）
[1]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日本图书中心，1993年版。
[2]陶行知原名文濬，乳名和尚，后为知行，最后又改成行知。本稿所说为文濬（和尚）时期，为避免烦琐，保持连续性故用“行知”。
[3]“新安陶氏族谱”有两种，第一种是从始祖（第1代）至第14代。第2种是从第1代及第9代开始至第16代为止。
[4]姚新吾：《陶行知的青少年时代》，载《行知研究》第1期，1980年12月。
[5]陶行知：《文渼指导之遗志》，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1984年版，第150页。
[6]“新安陶氏族谱”有“宝珠（幼殁）”。
[7]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1987年4月24日，于安徽省歙县新安宾馆）。
[8]例如，姚新吾同前论文。斋藤秋男：《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9]“新安陶氏族谱”。
[10]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另外，也曾得到在场的歙县的元老叶春遐先生对这一风俗事实的确认。
[11]鲍义来、姚新吾：《陶行知故乡调查纪实》，载《江淮论坛》，1981年3月。
[12]“新安陶氏族谱”。
[13]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14]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的采访。
[15]陶行知：《吾母所遗剃刀》，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主编），1985年版，第216页。
[16]陶行知（文濬），致罗素院长的书信（1916年2月16日）。
[17]根据笔者向汪麦浪先生、叶椿遐先生的采访。
[18]根据笔者向程仁浩先生的采访（1987年4月23日，于安徽省歙县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程先生是纪念馆馆长。
[19]秀才也叫生员。明清时代选用官吏的最低标准考试合格者，在府县学接受教育经选拔，每3年在省城进行乡试，成绩合格者即为秀才。
[20]Wen-TsingTao，ALettertoDeanJ。E。Russell。Feb。16，1916。以下简记为“AlettertoRussell”。另外，这封书信是国立教育研究所阿部洋先生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门特（Dr。DavidMeant）博士的协助，在密尔邦科图书馆特别资料室的罗素文书（JameEarlRussellPapers，Folder756A）中发现的。阿部先生将这篇书信的全文收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的陶行知——围绕“资料调查”文中，公开发表在斋藤秋男等编的《教育中的民族——日本与中国》一书中，明石书店，1988年。笔者在斋藤秋男先生的帮助下，得到了原文的副本。
[21]陶行知自己填写的入学单里。
[22]根据笔者向叶椿遐先生的采访。叶先生的婶母的父亲是吴尔宽。姨夫和陶一起从师于吴，接受四书五经等古典教育。叶先生是直接从吴，还有父母、叔父、叔母那里听来的有关陶在经馆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