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孟禄与中国的近代教育1（第1页）
保尔·孟禄与中国的近代教育[1]
引言
众所周知，保尔·孟禄（PaulMonroe，1869—1947年）是20世纪美国的教育家、名著《教育百科辞典》（CyclopediaofEdu，5Vols。，1910—1913）的主编，也是对比较教育的学术水准的提高做出了贡献的伟大学者。不过尚有一点鲜为人知，那就是他同杜威一起，同解放前的中国教育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今日中国的教育界仍然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其原因之一，应当说就是通过孟禄等人的努力所积累的始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的教育交流传统或遗产。
本文围绕孟禄与解放前中国教育界的关联，尤其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研究活动、国际研究所的创设运营、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所做的周密调查·讲演活动，以及他作为核心人物在以尔后的义和团赔款为基础的对华文化事业中的一些活动，作一概要介绍，并就孟禄的中国教育研究及其在华活动在解放前的中美两国间的教育交流过程中处于何等地位、该活动在他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又具有何等意义等，试做初步的探讨。
一、孟禄的学校调查与《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
孟禄的学校调查
孟禄是在1913年率领基督教传教会人员访华，开始同中国教育界结缘的。其时，尽管逗留时间短促，但考察了若干学校，在江苏省教育学会做讲演，对中国的近代教育的模式表现了强烈的关注。
1921年9月，孟禄再度访华。其时约有5个月逗留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学校调查。然后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教育讨论会，报告调查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
孟禄的学校调查，从1921年9月24日至同年12月7日止，历时2个多月。足迹遍及北京、保定、太原、开封、南京、无锡、上海、杭州、南通、福州、厦门、广东、济南、曲阜、天津、奉天9省16市。在孟禄来华之前，范源廉等人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旨在使学校调查得以顺利进行。在这个调查中，王文培、陶行知、许崇庆、凌冰以及汤茂如、王卓然等过去孟禄的弟子们决定分地区各自承担任务，与孟禄同行。所考察的教育设施，从幼儿园至中小学、大学、私塾乃至教育行政机关，达150处。所至之处均用问卷法做过周密的事前调查。孟禄还应被访单位的要求在各地精力充沛地做讲演、座谈、讨论。[2]
北京的教育讨论会
根据上述学校调查的结果，1921年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了为期3天的教育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范源廉、严修、袁观涧、陈宝泉、张伯芩、梁启超、胡适、郭秉文、朱经农、陶行知等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70余人，盛况空前。
在讨论会上首先由孟禄发表演讲，然后以与会者质疑、孟禄作答的方式进行。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之先，孟禄对会议的进行方式表明了如下的意向：
“我所发表的意见对于教育缺点不免有所批评，但我不为批评而批评，我批评的目的是以怎样改进为根基，是想怎样使中国教育可以办得好。我对于中国教育的批评，是建设的，非破坏的。
“我今天要就所见到的，依着次序提出来和大家讨论。我不愿多谈话占去诸位讨论的时间，因为我很希望诸位自己多多的讨论。”[3]
根据这个提议，在讨论会上深入地讨论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在讨论会的记录《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中，列述了13个讨论议题：①提出问题的概述、②学校系统、③学校组织、④教授法、⑤教育课程——科学、⑥行政的效率、⑦教师的职业、⑧指导、⑨成人教育、⑩职业教育、（11）校舍、（12）政府与私立学校、（13）学生运动，广泛地涉及中国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在这些讲学与讨论中，孟禄尤为热心阐述的是，学校制度的改革问题及教授法，尤其是中学的科学教授法的改革问题。
中华教育改造社团组织的创设与六·三制改革
与孟禄同行，在讨论会的运筹中也起着核心作用的陶行知与汪懋祖，对此次学校调查与讨论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
“此次博士之来华，以科学的眼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陶行知）
“近年杜威、罗素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杜威、罗素的学说很高深，现在很多一般人误会他们的学说，开口就是杜威闭口就是罗素，如从前迷信孔孟一般，……孟禄博士来华后，劝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解决一切事件。”（汪懋祖）[4]
诚如他们所指出的，这次孟禄的调查与讨论会，对于以1919—1920年杜威来华为契机，在中国教育界急速引进的美国新教育理论，尤其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普及于学校教育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会结束后不久的同年12月底，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以“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为口号，创设了新教育研究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改进社推举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等9名学者为理事，孟禄与杜威为名誉理事。成立该项组织的宗旨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5]。成员在成立之初就超过500名，作为当时最大的教育研究团体，有效地推进了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是前述的郭秉文、蒋梦麟、王文培、凌冰、汪懋祖等，陶行知任该社的总干事。他们都是优秀的归国留美学生，其中有许多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其后，改进社从美国邀请了孟禄推荐的特威斯（R。Twiss）和麦克考尔（W。McCall）等专家来华，促进了科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的研究，扮演了中国教育的美国智囊团的作用。
同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孟禄的访华对于翌年（1922年）的六·三制学制改革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的教育界认为，过去搬用日本模式的学制不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改革舆论甚嚣尘上。全国教育联合会对学制改革问题尤为关注。孟禄赴粤从事学校调查时，正是该地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7届年会之际，孟禄出席了该年会的学制改革讨论。众所周知，翌年北京政府公布的以六·三制为基础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就是以该年会上的学制改革方案为蓝本的。关于这一点，《教育杂志》这样记载着：
“此外尤可纪念者，此次开会期内，恰逢孟禄博士来粤，对于会议进行，贡献甚多。计开讲演会一次，谈话会三次，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博士本教育行政专家，此次来华，又系为调查学制而来，恰值学制改革案讨论之际，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会后全国教育界者，实非浅鲜，此本届会议中最可纪念之一事也。”[6]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留学生
新教育研究的中心——师范学院
必须指出的是，孟禄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于，他以上述的教育讨论会与改进社等为中介同教育界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其背景则是孟禄长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教育史与比较教育学，研究业绩卓著；[7]同时他作为大学院长，也作为该大学的留学生委员会负责人，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热心教育、指导这一业绩。[8]
众所周知，师范学院在20世纪初拥有杜威、孟禄、克伯屈、桑代克等优秀教授的阵容。作为教育学研究的世界中心集中了众多的教育学徒。尤其是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半，外国留学生激增。在这些外国留学生中除加拿大之外，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自1909年培养出第1届毕业生以来直到1930年为止，修毕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中国留学生达519名，占该学院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6%。[9]
中国留学生的激增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这就是当时中国尽管致力于20世纪初以日本为榜样的近代教育，但终究不能克服教育的萧条。进入民国时期，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世界性民主风潮下一直在摸索不再以日本为榜样而以美国为榜样的教育近代化的方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的海外留学潮也发生了巨变：从留学日本变为留学美国。[10]
国际研究所的开设及其活动
这样，对急增的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教学具有巨大意义的是，孟禄从中国归国后不久的1923年获得了洛克菲勒财团的10年间至少100万美元的资助，在师范学院内设国际研究所的活动。创设该所的目的有三：
①对外国留学生、研究人员进行指导与帮助。
②向国内学术界、教育界介绍外国优秀的教育理论及实践。
③根据外国政府的要求进行教育上的指导与帮助。[11]
成员中除孟禄所长之外，有康德尔、罗素、康茨、亚历山大、威尔逊等人。他们都是比较教育领域的著名学者，以该所为舞台活跃地展开工作，使师范学院成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中心。
该研究所创设的第一个目的，是对年年增加的来自外国的留学生进行有组织的指导、帮助。为此，国际研究所对来自中国等各国的留学生进行了如下的特别的指导与帮助：
①提供美国教育概论课程（TheFualCourseforStudentsandTeaFnLands）。
②考察美国的学校（TheVisitatioionofSdSchoolPractices）。
③提供奖学金，对留学生进行财政支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