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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华生曰：
余与余友歇洛克·福尔摩斯，自合居培克街[51]相识而后，旦夕与共，友谊之密，可称世界上无第二人。至吾结婚，虽不得已而离居，而吾友每值疑难案件，犹必邀余为助，故过从仍密。
吾所述《福尔摩斯侦探案》，因此得成洋洋大观，风行于世，是不特老福一人之幸，余以蹩脚医生（华生尝从军，左足受创），仆仆追随其后，虽属饭桶的资格，而以连带关系，能使世人咸知伦敦有华生其人，于以名垂不朽者，亦吾华生之幸也。
顾吾友探案，失败者多而成功者少。世人读吾笔记，眼光悉注于成功一方面，遂谓福尔摩斯具神出鬼没之手段，“世界第一侦探”之头衔，舍此公莫属。不知业侦探与业医同，业医者遇伤风、咳嗽之轻病，自无所用其手段，然使一遇重症，又大都茫无把握。幸而所投之药中，人遂称之曰“国医”、曰“圣手”，登报揄扬之，唯恐介绍之力之不尽，而彼医生者，亦遂以“国医”“圣手”自居；不幸而所投之药不中，其人不起，病家不按医理，亦只归诸天命，不复责及医生。故现今“国医”“圣手”，多至不可胜数。昔人称为车载斗量者，今恐用火车装载之，亦势非百年不能蒇事也。
读者当知，此盖吾躬为医生者所发良心之言，初非欲抹杀世间一切“国医”“圣手”。苟世间一切“国医”“圣手”视吾言为不当者，但请返躬自问，平时高车骏马，恃人之疾病以为活，对于他人之疾病，心中究有把握否耳？然吾在悬壶之时，为饭碗计，亦决不肯以此语形诸笔墨。
今则处身于陆军医院中，日治伤兵病卒，数以百计，心力既瘁，乃不得不发为愤懑之论。盖吾平时，见病者辄喜，喜其一痛一痒、一疮一疖[52]，多可化为我袋中之金钱。今则俸少而所任烦剧，欢迎病者之心理，已随炮响枪烟俱散矣。但吾此时所论者为侦探，吾为医者之西洋镜[53]，既自行拆穿，乃不得不折入本题，以拆穿吾友福尔摩斯之西洋镜。
吾与福尔摩斯相识，至今已二十年，在吾笔记中，有年代可考。倘吾友果为“世界第一大侦探”者，则平均每十日探案一事，吾笔记当在一千万言以上。此二十年中，吾日夕握笔，尤恐不及，又何暇行医？何暇得与老福同出探案？而一观吾已成笔记，为案仅四十有余，为字仅五十万，又何其少耶！是可知吾友失败者多，而成功者少。吾以爱友之故，记其成功而略其失败，亦犹他人之登报揄扬，称吾“蹩脚医生”为“国医”“圣手”耳。
故吾在培克街时，尝谓老福曰：“得友如我，子可死而无憾！他日我死，子可辍业，否则令名不能终保。”老福亦深韪余言。
乃不图欧洲大陆，战祸一发，老福遽以生意清淡之故，襆被东游，遂致笑话百出，为一中国人名“半侬”者所知，举其落落大端，刊而布之于世。于是老福之声名扫地，而吾二十年笔记之心血，亦从此尽付东流，此诚可仰天椎心而泣血者矣！
彼半侬者，吾不知其为何许人，虽所述未必尽虚，而坏人名誉，亦属可恶！异日吾至上海，必请台姆夫儿大律师，控之于会审公堂，请其一享外国官司之滋味也。
顾一年以来，老福为人吊于檐下，作蜘蛛之状，死生未卜。吾每一念及，忧心如捣，今不知果作何状也。
（柯南·道尔所作《福尔摩斯侦探案》，开场多用缓笔，此篇用华生口气，戏效其法。）
吾书至此，忽侍者将一函入，视之，福尔摩斯手书也，喜极，急启读之。
乃读尚未已，吾浩叹之声已作，盖福尔摩斯又闹得笑话矣。书曰：
老友华生惠鉴：
自与子别，月圆已二十余度矣。近来子在前敌，刀刲之事，想必甚忙，系念之至。若问吾老福日来何作，则简约其辞，但有“惭愧”二字。好在吾辈莫逆之交，吾即尽举来华后失败情形以为君告，君亦不忍翘其食指，刮吾脸皮也。吾前此受人侮弄，想君已于《中华小说界》中见之。今兹所言，即赓续其说。
吾自尔日被恶徒辈缚于檐下而后，爱我如君，谅必深为吾忧，谓万一久缚弗释者，不冻死，亦饿死，而吾则处之淡然，不以为苦。盖吾得天独厚，筋骨与人不同，能冻能饿，即绝我衣食至于十年百年，吾亦弗惧。所惧者，口中不衔烟斗，臂上不打吗啡，则为时虽仅一日之长，亦祇可索我老福，于酆都城[54]内矣。
然吾所缚之处，对面适有一纱厂，厂顶烟突[55]绝大，不分昼夜，突口恒有黑烟飞卷而出。而一昼一夜之中，风色时时变换，苟此风而自对面吹来者，则风即我之烟斗，足令突中之烟，尽入我口。吾第张口狂啖之，可不名一钱，而烟瘾自过。
华生，君不尝于新闻纸中，见去岁七月二十八日，上海大风灾之事乎？此日上海人民，不论贫富贵贱，咸瑟缩如落厕之狗，不敢出门一步。而吾则以大风适自对面吹来，终日张口吸烟，其为乐趣，虽南面王[56]不易也。
至于吗啡，吾亦有天然之吗啡在。此天然之吗啡非他，蚊而已矣。通人遇蚊，必拍之令死，吾则以其嘴有刺入肌肤之能力，为用不减于吗啡针，而嘴中所含毒汁，亦与吗啡相若。因舒臂引领以招蚊，蚊乃群集吾体，终日不去，因之吾瘾得过而吾命可保。
此不得不首先述之，以为老友告慰者也。
此保命问题述过而后，其次一事，即系向君索贺。盖此时吾已娶妻，且实已娶妻，不复如前此共探“密尔浮登[57]一案”时哄君矣（见《福尔摩斯侦探全集》[58]第三十二案[59]）。至吾得妻之故，亦可为老友约略言之。
吾所缚之处，其前既有一纱厂，故每值晓日初升及夕阳西下时，诸女工之出入纱厂者，咸粥粥[60]自吾前过。为时既久，其中乃有一人，年事与吾相若者，忽钟情于余。初则每过辄以秋波相送，次则进一步而为交谈，更进一步而言及情爱，终则此人竟毅然决然释余之缚而与余结婚。
余虽向抱独身主义，至此亦不能坚持到底。是盖因吾妻姿首极佳，能于燕瘦环肥两事中之第二事，独具登峰造极之妙，而其面目，亦特别改良，与众不同。老友苟就吾所寄照片四帧中第一帧仔细观之，当知余言之不谬。
倘老友责余以堂堂大侦探，不应娶此女工以自卑声价者，则吾敢反诘老友曰：“尊夫人亦一坐冷板凳之私塾先生耳（见《全集》第二案[61]），幸而生在英国，无须检定，倘生在中国，而又不幸检定落第者，恐欲求为一女工，而能力尚有所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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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愚夫妇美满之姻缘，老友必当致函申贺。异日欧洲大局敉平[62]，苟老友有兴，愿骑骆驼，负药囊，张竹布招牌，至上海作走方郎中卖狗皮膏药者，吾当向黄宝和买老酒一斤，向舢板厂桥北江北小菜场买野鸡一只、白鸽成双、老蟹两对，嘱内子操牛刀割之，和五味烹之，令君一尝新妇调羹之滋味也。
吾娶妻而后，闺房之乐如何，谅与君娶得密司[63]毛斯顿[64]时，大致相仿，兹不尽述。
唯余初来上海，系借住礼查旅馆，今则已于乌有路赁一三层楼洋房居之，门口悬一铜牌，曰“福公馆”。另有一牌，则署“私家侦探包办一切五花八门疑难杂案”字样。有此二牌，吾之场面乃大阔，以视伦敦之培克街，直虱与牛之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