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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搬出了机关宿舍，家里的瓷碗就不会炸裂了。妈妈急着想搬走，还想让我进工厂当学徒，总是去求一位老邻居帮忙。但那时很多工厂停工，而我的年龄也太小……老邻居没有带来多少好消息。
妈妈横下心来，决意带我去一个最贫贱的角落，去农村那遥远的地方。我小姨就在贵州
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还说那里很欢迎移民。这使我很高兴。我也想远远地离开同学和学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在长沙的家终于要结束了。哥哥请假回来帮忙。他学业成绩极好，但当时只能进一所半农半读的杂牌大学，一脸晒得黑黑的，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帮着母亲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亲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旧了，色泽晦暗，骨架变形，扶手处还缠了些旧布条，样子显得有些衰老。它依然顽强地咯嘎响了一声，使旧货行的老板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大概是藤条受压后的复位所致。老板这才迟迟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里边，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梳妆台旧书桌旧麻将桌旧挑箱旧马桶旧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它形单影只，孤苦无助，而且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着。它咯嘎咯嘎的声音，再也不会有谁倾听了。我最后一次回头把它遥望时心里这样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个被包，送我们上火车。是夜里，是最廉价的闷罐子车，车上挤满了农民的吵闹和臭烘烘的猪羊。所谓厕所只是车厢角里的一只尿桶。哥哥怕我们挤不过人家，临时又决定送我们去怀化，靠近省界的那个中转站。我们在那里半夜下车，吃了面条，妈妈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说再送你们到黔东吧。于是我们又默默坐上火车，听窗外车轮咣当咣当的夜。我与哥哥紧挨着，互相搂抱着，感到离别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心里都不太好受。以前我们兄弟俩总是同睡一床。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偷吃东西，常常躲在被子里听他说故事，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着被他逗弄小鸡鸡。但那天夜里我们都说着成年人的话。还不算成年的他，嘱咐我高中的数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学完的，交代我下山干活一定要带上草帽防晒，下河游泳要防止脚抽筋。
哥，我记住了。
我感到他的肩膀坚实而厚重，而且从背影看去，他特别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号的父亲，使我有点想哭。
我与妈妈又上了汽车，离家越来越远。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很多同学戴着红袖章正在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免费旅行“大串联”的时候，我正在向乡下逃去，另有一种远行的快乐和自豪，不会比同学们少点什么。我用哲学家的眼光看汽车在叠岭重峰间爬行，我用诗人的眼光观赏着大块大块的绿色在车窗外起伏翻腾，我气壮山河地环视越来越荒凉的土地，看我未来大显身手的舞台。有时一片绿浪迎面扑来，车厢里就顿时暗去许多。沿公路还有很多山峰的断面，大多为赭红色，暴露出险峻岩层的曲线，供乘客们心惊肉跳地一瞥。千万年前造山运动的雄壮，被时光滤去了一切声响，只留下这些血色伤口，留下岩层最后挣扎时的姿态以昭神谕。前面一亮，车又出了一个山口。云雾涌进了车厢，在乘客们的头发和胡须挂上小水珠。你可以看见云雾从对面山顶滔滔地漫过来，填注山谷，将山脊慢慢地揉洗。 我逃避了城市真是高兴。我逃避了伯伯阿姨们机警深刻的面孔真是高兴。我逃避了向着高音喇叭一个劲激动欢呼甚至流泪的同学们真是高兴。我逃避了每天早上争着洗马桶而每天晚上一排排晒咸鱼般在街旁卧床乘凉的市民真是高兴。我逃避了街头的讨价还价店里的苍蝇宾馆门前凶狠的守门人医院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以及我家对面那扇永远没有开过的窗户真是高兴。我高兴我哼起了一首歌，是一首关于大山、篝火、农垦青年们的歌，是小姨教给我唱的。她就是奔这支歌离家而去的。
很少看见人，有时偶尔俯看到车轮旁的悬崖边沿，看到悬崖下远远的一个黑色木楼，看到楼边一个小小红点——也许是一位穿着红衣的女子——那都是可以令乘客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说，乘客们由此可知又回到了人间，由此可体会出自己的安全。
前窗出现了一只晃动的影子，是麂子。
“碾死它！”
“碾死它！”
乘客们杀机勃勃地大叫起来。这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异乡的口音。
当更多旅客中途上车，以至周围的口音越来越异生以至完全难懂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一个靠近贵州边境的农场。一路还算顺利，妈妈在车上只吐了一次，有位警察给了她药片。但她精神还是很好，几乎不要吃也不要喝。
小姨出现了，脸色又黑又黄，眼里闪着泪光。她似乎有一种紧张，一见面就同妈妈出门去谈，又忙着同另外的什么人去谈。总之我很少看见她的身影。我无所事事，找屋檐下一条黑狗玩了一阵，把路上没吃完的干馒头喂了它。然后，遵照小姨的吩咐，我跟着两个陌生的大姐去地上拔萝卜秧。那里也没有人与我说话，两位姑娘心事重重地蹲在地的那一头嘀咕着她们的什么事。透过朦胧雨雾，我只看见两块遮雨的白色化纤膜下，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在我满怀豪情体会着这第一次劳动的深远意义的时候，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 我回家时两手泥水，兴冲冲地找肥皂洗手。
妈妈说：“快点洗。趁天色还不太晚，我们这就回去。”
我很吃惊：回哪里去？
回湖南去。
为什么要回去？
妈妈与小姨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土地冰凉，凉气通过我的赤脚一直升上来，直贯我的头顶天门。
多年以后，小姨才向我回忆她当时的一切。我怎么那样蠢呢？她笑着说：当时农场领导要我与反动营垒决裂，我就相信应该决裂，就觉得不能接纳大姐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她全家回到了这个已荒废多时的农场，重访黄泥小屋。同行还有一位朋友，他边做家具生意边写些极好的诗，但写完就撕掉，从不发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还是十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屋檐水以及满地坪的泥浆。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燕子仍在雨中飘滑，有位守着空房子的陌生汉子正把一个木箱敲打得叭叭震响，像在对地坪边盛开的一树桃花作愤怒抗议。不知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这就回去。”
我猛然回头，身后空空的没有人。是妈妈在十多年前发出的声音：“我们这就回去。”
“爸爸说过，我已经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我还能够挖地，能够插秧和薅禾，能够割草和捡粪……”
“没有办法，你们还是回去吧。”
“小姨，我当一个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么？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该生下来？是不是我也成了一个罪犯？”
“阿毛，不要说了。”
小姨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门，看来，再说下去她也会大哭出声了。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烂。我回忆那时我总是寻着拖拉机的车辙探步，但一脚滑下去，胶鞋还是成了泥鞋，好几次差点没法从泥泞里拔出。我回忆那时雨水直往我领口里钻，肩上也火辣辣地痛。我想让小姨接一肩，等我脱了鞋袜，挽卷裤脚，再来挑行李。我转过头去，突然间完全呆了，身后没有人！
她没有来送我们。
几丈开外的屋檐下，有几个人影朝这边张望，大概是她的几个同事，在犹豫着该不该来帮我们一把。我依稀看见小姨低下头，转过身去，朝猪场那边走了。我依稀看见她缀满补丁的肩头在微微颤抖。而余下那些人还在朝这边张望。
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屋影和树影全被浓浓的雨雾漂洗着，洗出一个乳白色的日子。不，只是半个日子，落在我们千里奔赴的终点。
乳白色的半个日子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不断地上下跳跃。我看清了，是我用馒头喂过的那条狗。它停住，对我有凝视的一瞬，眼睛透出老朋友的温柔和信任，摇着一条短得十分难看的尾巴，似乎是向我告别。它猛一蹿，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色弧线，越过一条水沟，扑上一个草坡，很快超越了我们，朝前面雨雾中钻去，好像要为我们向导和开路。它的耳朵可怜地耷拉着，皮毛已经湿了，全身像一束闪闪发亮的黑缎。它不时停下来把身子摇一摇，摇落得水花四溅，看我们一眼，再扭头前行。
我毫无理由地大哭起来，似乎是为这条狗，为它义重如山的送行。我哭自己刚才竟舍不得用更多的馒头喂它，哭自己临行前竟忘了向它告别，忘了摸摸它的脑袋，哭它刚才差点被一个陌生小伙子打了一棍，而我没法为它出气和报仇。我哭它在这遥远的边地孤独无依而且尾巴短得那么难看……我的泪水和着雨水往下流。我知道这雨水都是我的泪水，隆隆雷声都是我的嚎啕。
我哭得毫不知羞耻。
现在，我不知道这条短尾巴黑狗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如果死了，它被葬在什么地方？我永远怀念着它。如果我今后还有哭泣的话，我得说，我的所有泪水都为它而流，我的所有哭泣才成为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