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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
余先生去国二十年后重返故乡，是小城一件新鲜事。事先省里有关部门来过电话，称余先生是爱国侨胞，在香港及美洲有数千万资产，这次回乡观光，地方上务必热情接待，以利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
县委县政府已开会专题研究过此事。县招待所五号小楼立刻重新装修，换地毯，换窗帘，灭老鼠，喷香水，摆设盆花和雀巢牌咖啡，显示着县里最高消费水准。派出所警察在小楼外设岗派哨，整顿治安秩序，阻止好事者前去拥挤喧哗。据说有位后生以为那里又在抢购紧俏商品，满头油汗地投入了人群，被身后的人一挤，竟冲过了画在地上的警戒线，迫使警察小试电棒。呵的一声尖叫，后生当场倒地全身抽搐不已，脸上有一团僵硬的灰白。县城里有两个疯子，平时总是一身尿臭，喜欢一边唱戏文一边向汽车投掷石块，司机们早已无可奈何并且习以为常。为了防止他们袭击侨胞，警察奉命将疯子临时拘押。一些小娃崽因此失去了欢乐和恐惧，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将就就地去看屠夫杀猪，或者蚂蚁搬家，几天来有点怅然若失落落寡欢。
余先生是乘高档进口轿车沙沙沙抵达的。车身史无前例的长，史无前例的黑亮，如一条巨大黑鳗，静静地滑过街市，潜入招待所的深院，使小城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惊。从黑鳗腹内钻出来的人，肤色暗淡，身材瘦削，看似中年却早已谢顶，太阳穴深深下陷的颅骨给人一种很紧实很坚硬的感觉。他穿一件米黄色的宽大夹克，踏一双平底布鞋，倒显得特别朴素。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衣袖空空，瘪瘪的，**来**去，藏一袖阴阴冷气，成了毫无表情毫无动作的赘物。在他走进招待所餐厅的一刻，一位服务员当的一声失手打碎了瓷盘，门外一部卡车倒车时不慎撞碎了尾灯，而招待所商店的一位怀孕女子当天不幸流产。这一切是否与那条空瘪瘪的袖子有关，不得而知。
县委和县政府几个头头都去见了他，照例有握手寒暄，有合影留念，有豪华宴请。水里的白鳝，山里的白面（狸），再加上烤乳猪烧羊蹄一类，都很有家乡风味，可望增进赴宴者的乡情。一号首长介绍了全县的大好形势和引资优惠政策。二号首长陪客人看了两场地方戏曲。主陪是四号首长，即王副县长。他陪着客人参观了化肥厂、木材加工厂以及大理石厂，似乎一切都顺利。只是走进大理石厂的时候，附近工棚里突然发出咣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吓得人们惊慌张望，警察立刻拔枪警戒，只是余先生眼都没有眨一下，头也没有回一下，继续细看手里的石材样品。
王副县长冒出了一头冷汗，不光是为了刚才咣当一声的巨响，也为客人临危不乱之际出奇的冷静。
据王副县长所知，客人既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大盗，为何有如此镇定自若的本领，实是一件怪事。王副县长更不明白，余先生身为巨富，为何却活得极为简单。除了抽两支烟卷，他不喝酒，不喝茶，不吃水果，对歌舞厅夜总会一类更无兴趣。据保卫人员说，在招待所这几天的日子里，他没事的时候就关着房门，在门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即算走出门，他只是去河边的后街走一走，用照相机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墙基、石头、老树都咔嚓咔嚓拍摄下来，不知作何用途。在本地人看来，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麻石街，那些青砖破墙和墙基的片片青苔，没有多少稀奇，他怎么一遍遍走得那么起劲？
他总是在后街从打米厂到河码头这一段来回行走，在小西门一位老阿婆那里买豆腐，一买就是十几片，买来也不吃，叫服务员拿去处理。卖豆腐的阿婆几乎是个瞎子，仅左眼还有花花一线光亮。据查，她是位孤老，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小老婆，在丈夫死后一直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卖豆腐已有三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为何总是买她的豆腐？与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既有特殊关系，他为何只买对方的豆腐而不赠个十万百万的红包大礼？……这其中的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副县长几次想侧面打听，觉得又不合适，只好跳开话题。其实，余先生没什么话题，甚至从不爱说话。人家说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他只是听，眼球十分明亮，亮得有些灼灼逼人，探照灯一样从这边缓缓地扫到那边，又从那边缓缓移到这边，有时甚至把说话者们看得心里发毛，说着说着就说乱了。偶有一笑的时候，他也笑得极淡，极浅，极缓，似笑非笑，至少比在场人少笑七成。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了，他就将目光稳稳停留在前方空中的某一点，所有表情都渗漏到脸皮下面去，筛出一脸茫茫虚空。
他喜欢夹着一支肥大雪茄，但很少点燃。尽管如此，他并不特别冷漠，甚至还很好说话。比如说他抽出一支签字笔，已经签署了向大理石厂投资的意向书，对本县的猕猴桃资源也表示了兴趣。
王副县长高兴了，一心要让对方玩得痛快：“余先生不会跳舞，少见，少见。那么愿不愿意到白公渡去看看？那也算个省级保护文物遗址。”
富翁摇摇头。
副县长揣摩对方的嗜好：“那是不是想看点录像？别看我们县城小，这里什么片子都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富翁淡淡一笑，还是摇头。
“那……你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们这个小县，虽然条件有限，但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比你在这里的时候啦。南河铁矿你去过没有？现在都成一个大矿啦，一年产值上亿！这几年竹木、水果、油茶、养殖也都发展很快，你要办点什么土特产，只管说。回一趟家乡不容易么。”
余先生深深地盯了副县长一眼，“长官这么客气，那我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那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我想见一个人。”
“谁？”
“彭细保。”
“是你亲戚？”
“不是。”
“是你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但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明白了，但也不好深问。“那好，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你如果想安排一个宴会，或者安排你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需要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交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忆，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余先生的父亲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镇压，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当时他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争着杀。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一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父亲也平反了，房产也发还了，还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了。他还想当他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那样讲，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可以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我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桥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当然也可以。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他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议定：一方面由县统战部就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你们看吧，以后有戏唱的！”
其他头头只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对其他的事情都好说话，比如县里希望他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问题；某部长托他安排自己的子弟到海外留学，那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