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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的伤口不久就好了，而且脸上长出更多粉刺，痣疮更多地发作，更显得堂堂男子汉。他后来招工回城，又参军去了前线，在一次边境战斗中阵亡。据说他一个人敲掉了敌人两个火力点，自己一条腿打断了，还爬行十几米，把手雷扔进了敌方的工事。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发现他全身已被乱枪打成蜂窝眼。
每当听到《血染的风采》一类的战争歌曲，我就会想起他，心里有些难受。我搜索自己的记忆，不知为什么只记住了他那些可笑往事。这小子怎么可能成为英雄？他不是白长了一身肉只会没出息地哭吗？不是抠门得让人痛恨吗？也许，某种成见遮住我的眼睛，使我对另一个何满熟视无睹，很多见过的、听过的、嗅过的、尝过的、触摸过的东西在记忆中流失无痕。成见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何满害得蔡小婧打胎的事，事后被证明是出于金哥的捏造。说何满参军前夕还搅着大舌头，硬把罗太太拉着去油菜地动粗——这一情况也只是由罗太太提供，一面之辞并不可靠。
我再一次对记忆深感困惑。
像人一样，社会也有记忆，记录在前人留下来的纪念碑、小说、电影、回忆录、历史著作乃至成语和积习那里。社会的记忆，其实差不多就是胜利者的记忆，比方有胜利种族的记忆（如征服了美洲的白种人），也有胜利阶级的记忆（如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在群众集会上，耸耸肩，摊开手，宣布要准备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使很多红卫兵热泪盈眶。去井冈山干什么？这个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一口号燃起了诗情，使大家想起了篝火、马背、传单、紧紧的握手、新女性的短发、白色恐怖下的飞行演说等等。大家不是被蒯大富蛊惑，更重要的是被革命的记忆所感染。这些从小说或电影里得来的闪闪烁烁印象，早就在培训着一代新人的美感，引导着他们的向往。
他们早就想找个机会来练一把。
毛主席并没有重上井冈山，只是用工宣队和军宣队教训了蒯大富，在那一年横扫了清华园。但青年们对革命美学的崇拜后来还是一次次表现出来，在一九七六年，在一九七八年，在一九八一年，在一九八六年，在一九八九年，他们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在大街上和广场上重演前人留下的记忆。这些运动的性质各各不一，但有大致相同的形象（旗帜、演说、高歌、捐款、争论、喊口号、抗议当局的血书等等），而这些形象在记忆中总是最能经久。想想看，幼儿教师都知道看图识字，这是因为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记住，就像一个我这样的人，历史知识十分贫乏，对很多历史英雄的浪漫风度却决不陌生，动不动就把自己想象成刑场上的李大钊，街垒上的丹东，演说台上的列宁，流放途中的十二月党人。
有一个几乎参与了上述所有事件的人，叫孟海。我发现他至今还对游行有特殊爱好，不管是维权请愿还是抗议官倒，不管是反对洋人（他们不给签证或者倾销劣质汽车）还是拥护洋人（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他都一律投入，都觉得与自己有关，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如同一只打了吗啡的山羊。他的游行史始于中学时代，每次都是带上水壶和草帽，头上勒一布条，斜挎书包里塞着折叠小马扎，装备齐全走在队伍最前头。他走起路来一肩高一肩低，指挥高唱《国际歌》时把一头长发扬过来抛过去——让我一次次觉得似曾相识。那时候有一位少女曾慕名求爱，不料一见面竟大失所望，说他的脸怎么这么白净？一条疤都没有！
少女弃之而去。她一定觉得英雄的脸上不能没有伤疤，不能没有痛苦感和沧桑感。我总算想起来了，她肯定读过曾经风靡一时的英国小说《牛虻》。
孟海在中学里比我高几届。当我还在着迷抗日斗争小故事，他已经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经常召集几个弟子，讲解什么是生产关系，讲解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何不同。有一天深夜我们打扑克，肚子饿了，上街找辣豆腐干。他突然指着街灯下的空寂广场对我们宣告：“这是属于人民的，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我当时立刻肃然起敬，境界阔大，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人生真谛，只是得意忘言，一时说不清楚。
他下放在长坡公社，离我们农场有几十里路。我去玩过一次，冒着大雪跌跌滑滑走了一整天，才摸入他的茅草屋。我们吃了些烤红薯。他指着门外的汪汪水库说，你看那像不像贝加尔湖？
我知道贝加尔湖，知道很多俄国革命者曾在那一方流放。我也听孟海背诵过很多俄国革命诗歌，大海呵大海什么的。
他坐在火塘边哆哆嗦嗦笼着袖子，破棉袄好几处开了花，肩上和头上都盖着很多轻轻欲飘的柴灰。他咳嗽，很同志式地让我大吃烤红薯。
我永远记得屋外面那俄式的风雪。
我被借到县里绘制水利规划图的时候，住在县招待所。孟海来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借些钱给他。他有一位朋友最近打算出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差不多就是革命的先头部队，急需得到大家的资助。我有点为难，说自己没有钱，只有一些粮票。他收下粮票以后就倒头睡了。
半夜里，服务员敲门查房，问我为什么擅留客人，为什么不去服务台登记？说着把孟海盯了一眼。
我立刻感到这一眼盯得不同寻常，史无前例的深夜查房也特别可疑。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孟海赶快走人，见他的跑鞋湿透了，让他匆匆穿走了我的皮鞋。
我去服务台补交罚钱，注意服务员的神色。还好，那女子倒也没什么，一边嗑瓜子一边与旁人笑闹，根本不看我一眼。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也许纯属自己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一位电工来我的房间检修线路，大概是嘴闲得有点慌，便东拉西扯，包括说到服务员对我的意见：鞋袜臭烘烘的，烟灰到处乱弹，前不久还害得她们一夜未眠，陪着公安局的人监视这个房间。
我吓了一跳，“哪有的事！她们肯定记错房间了，我坐得稳行得正，凭什么被公安局监视？”
“她们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我故意哼小调而且吐痰。
我等对方一离开，立即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找一切可以找到孟海的人，希望他们赶快给孟海传话。我怕吓着别人，当然不能明说，只能由他们传达一种暗示。“一个叫秦纪为的朋友病重，正在找他。”这就是我编的黑话。“秦”是指情况，“纪”是谐音“急”，“为”是谐音“危”。情况又急又危，他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应对么？凡读过几本革命地下工作者回忆录的人，能不对这种黑话心领神会？
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已没法找孟海了，因为他几天前进了笼子，听说案情特别严重，是涉嫌偷越国境。
我大出一身冷汗，立刻赶回农场焚烧材料，包括两个笔记本和一些文稿，包括孟海以及其他朋友的普通来信——信中那些情绪消沉或狂妄自大的话，在那个时代也完全可能带来麻烦。其中一封信是孟海入狱前发出的，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谢谢我的粮票和皮鞋。我注意周围人的动静。他们吃饭的吃饭，走路的走路，打扑克的打扑克，上厕所的上厕所，没有什么反常。但他们完全可能暗中充当警察的眼线，我不会掉以轻心。
过了好些天，居然没什么事。
我算是暂时漏网了吧？
回想我和孟海被警察暗中监视的那一夜，当时我虽有不祥预感，但没想到事情有那样险恶。那一夜我幸好没说什么话，没被窃听的警察们抓到什么把柄。我一直怕孟海看不起我，本想好好展示一下理论成果，比方吐出一些俄式烟雾，谈谈林彪坠机事件，谈谈国家的政治危机和前途，谈谈我从美国和台湾广播里听到的一些紧要消息……我几乎会按照警察们所想象的那样行动，为他们的动手拘捕提供充足理由。不料我还没来得及露一手，孟海就呼呼大睡了，让我相当扫兴。
他不过喝了半杯白酒，就醉成这样，实在有点奇怪。我怀疑某乡镇工厂出产的这种酒里有假，就像小三子说过的，农民有时也搞下的，在谷酒里掺敌敌畏，使酒变得烈一些和香一些。
孟海像只蟑螂被点杀在地。
假如他没有醉倒，我必定夸夸其谈大放厥词，让门外的警察记录在案。然后，我将很快入狱，被判以重刑，甚至在某个重大节日的前夕饮弹伏法，都不是没有可能。我听说过，有一位少年只是无意地用硬币在墙上乱划，一不小心在伟大领袖名字上划了几个叉，后来就差一点被枪毙。
但事态进程竟被一个小小的偶然打破。敌敌畏，神奇的敌敌畏，不知何时由一位敬爱的农民老大爷掺入了谷酒，然后装瓶装箱地运输到县城，辗转曲折地经过一个个销售环节，最后出现在招待所这张小桌上，掐灭了我的话头，救了我。
我崇拜敌敌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