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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父亲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话，来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曾经害怕他活着我现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张着嘴。此处禁止小便这条告示消灭了我十三岁那年的一切动心的言语。
后来我下乡，读大学，从湖南到海南，见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积攒多年但无法说出的话，现在已开始在我心中腐灭。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已经没有信心寻找了，对他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和空洞。我没法再在墙上的水渍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灯影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裂纹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来两张发黄的照片，两张小胶片未能打捞起来的一切正在流失无踪。我努努力，也只能记起他战争年代参加过国民党，也追随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立过战功，后来一直在教室里和讲台上度过余生。我再努努力，能记得他被儿女偷偷扎过一次小辫，在路上被划破过一次脚等等，如此而已。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这当然没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忘却了几十代几百代但仍然在抽烟喝酒或谈情说爱么？
或许他的身体还努力在人世间留下痕迹，比方说力图把眼睛传给儿子，下巴传给女儿，某条鼻子或某对难看的短腿传给外孙女。但遗传过程把他的身体特征分解，不过两三代，便会使它们完全消融，融进茫茫人海，不会让它们比记忆活得更长久。比方说，随着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喂胖，她那条我父亲下巴所特有的曲线，顷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着多少亡人体态的残迹。
但我们家的某些异象总是尾随着我们。从父亲那只蓝花瓷碗开始，我家总是有瓷碗无端炸裂，就像橱柜里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的鲜花绽开，堕下纷纷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远行归来。这实在有些奇怪。我迁居海南之后，爆炸力又从橱柜向整个房子辐射，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等都曾无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纹或灿烂的碎片。尤其是灯泡，有时买上十个回来不到两个月就炸完了。有人说是灯泡质量不好，或者是电压不稳定。但这完全不对：为什么邻居家几乎就不买灯泡？而且镜子的**状裂纹与电压有什么关系？ 日子一长，我们对这场防不胜防和绵延不绝的炸裂，也慢慢适应了、麻木了。有时妈妈扫地时未发现什么碎片，还会很奇怪：
“咦？这个月怎么没什么动静？”
妈妈老了，已经扎不动鞋底了，而且儿女都有了稳定职业和收入，无须母亲动手做鞋了。因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还发来抚恤金。但她似乎总不能明白钱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软塌塌的破布鞋出门。
我告诉她，柜子里有新的，换哪一双都好。穿成这样像个叫化子，人家还以为我们当晚辈的虐待老人。
她认真地听着，微笑着，深明大义地使劲点头，但乘我们一转身，又十分机灵迅速地把旧鞋穿上，一举获胜地走出门去。
有时，她也公开反抗，噘起嘴尖：“我就是喜欢这一双，你们买的那些鞋，打脚，痛死人。你们不晓得。”其实，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买的，也都试过的和夸过的。现在她可以全不认账。
她对我们买米买盐之外的任何开销，对我们购置任何新的用具，几乎都怀有不满和挑剔，总是谴责媳妇大手大脚——虽然有时明知是儿子干的。尤其是对一些有很多键钮或外文字母的家用电器，她总是有种偷偷对着干的劲头。买来彩色电视机后，她好几年还经常鄙弃地收缩着鼻子，说它根本不如黑白电视好看，比如屏幕里的鲜血红得太可怕，或者屏幕里的某位女郎实在太难看——她总是把任何女演员、尤其是漂亮女演员的年龄无端夸大二三十岁，对她的“老”来俏的做派“哼哼”一番。
她开过冰箱后总是不掩门，用过燃化气灶具后常常不关气阀，让危险的气体弥漫到客厅里来。她说她只顾上吹熄灶火，忘了关气阀这道程序，或者含含糊糊说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她当然更不愿意坐车，去我哥哥所在的学校走走，或去大菜场买菜，她出门时就用眼角余光暗暗提防你，一旦发现你想为她叫上三轮车，她知道大势不好，立刻迅速反应，拔腿起跑，似乎儿女叫来的不是司机而是杀手。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跑起来的步子碎密，紧张，踉踉跄跄，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机总是骗钱，鬼名堂多！”她为走路而辩护。
其实，有一次我发现本该付一元钱车资，她横蛮地只给司机八角，理由是当天的白菜涨了价。司机对这样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惟有一样东西，她总是催我们去买——她的鞋。她时而惦记胶鞋，时而想念棉鞋，
时而打听一种鞋面是深色平绒布的布鞋。套鞋有两双，她好像忘了，皱着眉头问：“这下雨
天穿什么？”我提醒她，让她参观床下或衣柜里那些根本还没穿过的鞋，她哦了一声，斥责自己记忆力的衰退。临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给我钱：“你到广州，我什么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种面子是平绒，不要系带子的布鞋有没有。人家说只有广州才有这种鞋，也不贵，两块多钱一双。”
她不知道，那种鞋的价格已涨过好几轮了，最重要的是，那种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里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点腌酸菜。腌罈照例无端地炸裂，腌大蒜腌萝卜什么的倾翻在地，带着白色浮膜的腌水流了一线，往楼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伤了盆骨，不便出门了。我找来一些书刊来给她解闷，其中有一本关于她老家的《澧州史录》。但她只爱读《水浒》，合上书便惊喜赞叹武松或鲁智深的勇武。至于其他的书，她有时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细看，便发现她根本不翻页，或者眼睛已经闭上。
我倒是翻过这本野史，发现卷四中记载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间，澧州洪山嘴发生过一次民变，土民一齐发疯，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或皇亲，被称之为“乡癫”。后朝廷令湖广总督率军剿办，统领额勒登保带兵攻占洪山嘴，斩刘四狗等十四人，断癫匪六百余人之双足以示惩戒……我吃了一惊。六百多双脚，血糊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图上寻找洪山嘴，发现它与我老家相距不过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来的人脚？
人足变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贵与尊荣之物？
我问妈妈听到过这些事没有。她摇摇头：“没有。诳讲。没有的事。”
她回忆起老家，讲得最多的只是发水灾。她说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处是被水淹昏了头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盘成一饼动也不动。人与蛇差不多就紧挨着睡觉……
那么，母亲的鞋癖到底从何而来？它与六百多人的断足之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抑或它只是贫困岁月残留下来的一种主妇习惯？我为此请教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当时兴致勃勃正盯着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团鱼汤，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阵。
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