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梦（第1页）
老梦
伙房里的饭钵一天比一天少，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悬案不早点查实，意味着头头们还要多开好些会，意味着伙房里可能停工或半停工，大米就不能及时转化为米饭，更不能转化为汗水、粪尿以及皱纹白发等值得尊敬的东西。这个问题实在令人面面相觑。照场长的分析，不是严而不重，不是重而不严，而是万分严重——说得大家都惧怕起来。
首先值得猜疑的当然是后生们。他们被迫天天晚上开会，在场长的神威之下装得乖头乖脑，搔挠着腿上那些鲜血淋漓虫咬疤痕。其实，别看他们这个熊样，谁能担保他们在怨气冲冲的时候，不会摔几个钵子以暗中报复领导？不会砸几个钵子以发泄他们对咸菜汤和老丝瓜的不满？这样的事情以前就发生过。每次水塘放干水以后，塘泥中露出的一些钵子就是证明。不过，最近场长派员暗暗调查，暂时还没有大不了的发现。
钵子还是一天天少去了，蒸箱里那一角空缺还在逐日扩大，以致这天完全空去了一层蒸箱，有几个迟到者就没吃上饭。食堂管理员说，前不久刚买来一百个钵子，怎么就被你们吃到肚子里去了？照这样下去，保不准门窗桌椅也会被吃光吧？于是，场长一发脾气，我们又对各个寝室给予搜查。待人们出工下地之后，我们踢开那些破门，在床板下、墙角里、楼板上、蚊帐后这样一些隐秘的地方，搜出了队长私藏的花生种，小会计私藏的铁丝和扳手，如此等等。我们还发现平时特立独行的某个家伙，也写了讨好领导的告密信；花容月貌的某位婆娘，居然也有臭烘烘的被褥……我们直搜得世间万相都令人惊心的复杂之后，还是没找到要命的钵子。
“干脆，找几筒树来，挖一些洞洞，让他们拿筷子去戳。”我这样说，并不是无视人类的尊严，只是有次确实看见某农家开饭，只是摆出一张条凳，上面有剜出来的一排凹陷窝窝，权当是碗，让孩子们围在那里争汤抢菜。
勤保说：“鬼话，那不像喂猪？”
在他看来，喂猪与喂人还是有区别的。其实，我在猪场干过，现在又在食堂里干，都是在大木盆里哒哒哒地剁菜，剁得盆底浮起一层白白的木渣。有多大的区别？
我也有些教养了，“不能让场里再买批钵子来吗？”
“根痞子得了肺结核。”他说。
“我是说钵子。明日还要添一桌木匠，还有干部来开现场会。我拿什么蒸饭？”
“我说了，不行的，根痞子得了肺结核。”
他答得毫不迟疑。我费力地思索了一阵，还是没弄清根痞子的肺结核与我们买钵子有什么确定无疑的条件关系。
当然，我自觉无知，不便再吭声。我得记住，勤保是我们的民兵排长，每天早上出操时有雄威凛凛的目光和口令，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嘴唇把鼻子一挤，就挤出他痛苦的模样，这足使我现在闭嘴。
勤保又在工区里里外外巡视了一遍，瞄瞄门栓，瞅瞅木梁，看看柴堆，把灶台锅铲略加研究，不时掏出笔记本记下几个字，若有所思而又高深莫测地点点头。他这种沉着冷静以及那个笔记本，使我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是一天少一个么？”他核对笔记。
“嗯啦。”
“好，依靠群众，抓住本质，这个问题总会解决的。”
他结束了调查，似乎觉得后面这句话太公文化，突然眼珠一转，羞涩地笑了笑，上身别别扭扭地倾过来，与我拉拉手告别——其实他的腿如果不绷得那么僵，随便跨前半步，就不会弄得气氛如此紧张。再说就几个熟人，一握手，握得我酸酸的，真想大笑一番。
四天过去了。所谓四天，意味着我四次在**磨牙，四次蹲厕所细看眼前的尿渍和蛆虫，十二次蹲在灶台下狼吞虎咽地吃饭，几十次隔着小窗口与进餐者为菜的多少和油的多少愤愤争吵，如此而已。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神秘，只是匀匀地带来一些劳累和休息，饮食和排泄，可以毫不费心地预测和安排。我从不把时光流逝看得意义重大。
总之，被叫作四天的这一堆事情过去了，场里的窃钵之谜仍未解开。场长有些心烦，到我们伙房里骂了几次娘，还说要请高人“照油碗”——这是一种小法术。谁家失窃，无需告官报警，只须请来龙家滩的三阿婆，酬谢她一碗米，请她抽两筒水烟，她就可以口中念念有词，对一碗清油仔细观察，然后明察秋毫地道出窃犯所在的方向和大致模样。去年罗家坊有人偷谷，据说就是被一个油碗照得真相大白。
三阿婆被接来了，关在场长房里约个把时辰，又扛着一包米颠颠地走了，还粗鲁地捏下了一把鼻涕。从场长阴阴的脸色看来，成效不是十分显著。
勤保对此事有些不满，到我房里呆坐了好一阵，坐得我心神不安。“这不是迷信么？”
我知道他是指照油碗的事。
我说当然，不过乡下人就是这样子。
“还是城里人觉悟高。我在天津的时候，工人天天都要政治学习的。他们送给我的毛主席像章，这么大一个。”他两手比划出碗口大的圆圈。
“部队里更不是这个鬼样子。我们那时候背毛主席著作，每天背一页，一年下来就背一本，理论水平好高呵。宿舍里的脸盆和口杯都整整齐齐，放成一条线。走正步，腿绷得要抽筋，手要甩到第二粒扣子。”他又给我示范，让我明白什么是正步，如何才谓之半握拳。
勤保最喜欢谈部队，当然是由于他当过两年兵，到过青岛和天津这样的大地方。大地方离我们这儿很远。大地方的人是不是天天走正步？是不是成天都戴着碗口大的像章然后背诵领袖著作？是不是就不偷食堂里的饭钵？……这都是颇费猜测和研究的。反正到过大地方的勤保，平常走路目不斜视，习惯把手甩起来，让旁人无不愕然和肃然。好在我们见惯了，也就觉得日子本来可以这样过下去。
他不似常人的地方还多，比方爱好文件，为了一个民兵早操，就弄出了很多规划、通知、决定，用小铁夹咬住，挂在他蚊帐边的土墙上，外加一份红头的“病虫战报”和过时的“林业通讯”——尽管纸片已经枯黄，却还是使客人进门时都怯怯地瞥上一眼，觉得这里很现代，很文明。他还十分爱好文具，再缺钱花，红铅笔、黑铅笔、红墨水、蓝墨水、一个锈迹斑斑的订书机，外加直的弯的各种针，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充满着办公室的气息，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有次我向他借一根大头针来挑刺，他嘟嘟哝哝再三叮嘱，要我用完后一定归还，说得我挑刺时心神不定，竟把那根竹刺越挑越深。
有了这么多珍奇的文具，自然要做出些不凡的事情。每天夜里，女职工都在紧闭的房门后笑闹，男职工的寝室里也浪笑滚滚，咸味十足，一听就知道没什么正经。这时候的勤保必定羞得走投无路，只是躲在自己的房间，油灯下埋头写着什么。我瞥过一眼，发现他只是抄抄报纸标题。另一次则发现他在写自己的姓名，不断地描来描去，在黑烟滚滚的柴油灯下，把自己描得姿态万千，百般潇洒，厚重，高雅。他说，他打算半年学好艺术字，半年学会打算盘，半年学会吹口琴——为此他真的买来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入那个念惯了社论和嚼惯了酸菜的血红色大嘴巴，把上下两片皮肉搓扯得一下歪到这边，一下歪到那边。
我发现他老了，脑门上竟有了几道抬头纹。
“喂，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