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1页）
结语
黄帝的形象，在脱离传说境界以后是向着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的，而黄帝神仙偶像的出现远早于黄帝历史人物形象的形成。司马迁编撰纪传体中国通史《史记》，建立起上古历史的系统，并以黄帝为该书首篇本纪的第一人，从而划清了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的界限。为了现实的需要，司马迁采集众多与黄帝相关的文献和传说资料，努力排除方士对黄帝的神仙化宣扬，使黄帝升华成介于虚实之间的人物，被尊崇为封建帝王的理想样板，被供奉为华夏的始祖，这才将黄帝的历史形象塑造成型。
然而，司马迁的做法引起诸多学者质疑乃至否定，而且愈往后世批判者愈多。司马迁笔下的黄帝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他以黄帝为《史记》第一人的做法是否妥当，对此或许还将争论下去。不过应该看到，司马迁塑造的黄帝形象，虽然与上古黄帝的真相不尽相合，因而不乏缺憾之处，但却符合汉武帝时代的现实需要。
从高祖创业到武帝集大成，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经历了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的三大发展阶段；在军事上，王师北定匈奴，南安诸越，拓展出恢宏的版图，构建起庞大的帝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诏令罢黜百家，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西汉王朝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于巩固刘氏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以利于完善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局面。与汉武帝同处一个时代的司马迁，将黄帝加以世俗化、个体化、楷模化和祖宗化的塑造，为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树立起膜拜的对象，为华夏各族擎起集合的旗帜，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需要。
汉武帝之后，刘氏两汉王朝维持二百余年。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及军阀混战的轰击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大堤崩溃了。此后，华夏大地经历了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不安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如同汹涌澎湃的波涛，刷洗了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原大地，标志华夏传统的黄帝历史人物形象似乎可以摈弃了。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物质文明虽遭破坏，精神文明却依旧长存。
大规模的动乱与战争引起频繁的民族迁徒，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社会特征。大量华夏民众从中原奔向周边，华夏传统文化也随而播撒到当时视为偏僻之地的辽西、漠南、雁北、河西、西蜀、江南等地。与华夏民众迁徙的方向相反，匈奴以及胡、羯、鲜卑、氐、羌、乌桓等部族不断涌向中原，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并带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民族迁徙难免引发纷争，但也加深了民族交往，加速了文化交流。经过十六国割据与北魏统治，民族迁徙运动逐渐停滞，民族融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于是，从中原播撒到周边的华夏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之后陆续从各地汇拢起来，又在中原洛阳撞击到一起，形成为民族文化大融汇的**。
不过应当认识到，这场文化融汇的主体虽然是华夏文化，但此时的华夏文化已不同于秦汉传统的华夏文化。这是因为，当年播撒到周边地区的华夏文化，都已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所在地区的各部族的文化，含有浓郁的异族气息。由于种种文化熔于一炉，传统的华夏文明升华了，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精神清新。所以，经过升华的文明，虽然依旧以华夏传统为主干，但是能够被北朝各部族普遍地接受。于是，文化的融汇反过来又推动民族的融合，而此时的民族融合，不仅是广泛的，而且是深层次的。[112]
这样的历史动向被北魏孝文帝敏锐地感悟到了，他适时地发动姓氏改革运动，通过姓氏的全面汉化达到令北朝各族承认同宗共祖的目的。其效果，恰如顾颉刚形象地比喻的那样：
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所谓华夏民族究竟从哪里来，它和许多邻境的小民族有无统属的关系，此问题须待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努力，非现有的材料所可讨论。……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作华夏，其余的都唤作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作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作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113]
孝文帝正是顾颉刚所说的聪明人，他为了使各民族间发生“同气连枝的信仰”而进行姓氏改革；他的姓氏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高擎黄帝这面旗帜。
孝文帝之前的鲜卑部慕容廆、氐族苻洪、羌人姚弋仲等是聪明人，孝文帝之后的北齐史家魏收也是聪明人。魏收纵观北朝巨大民族融合潮流，总结孝文帝姓氏改革成就，将以北魏与东魏为主要内容的《魏书》撰述成为拓跋氏的通史。他又在《官氏志》中创建《姓氏志》，以梳理拓跋氏统领下各部落的汉化姓氏，还在《序纪》之中将黄帝尊奉为拓跋氏初祖的祖先。魏收的做法显然过于大胆，作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黄帝，既与上古黄帝的真相存在很大的差别，又远不同于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形象。然而，也正是在灌注蛮族的新鲜血液之后，黄帝的历史形象被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在客观上顺应了新的历史发展形势。
司马迁撰写《史记》，将黄帝的形象塑造成型；魏收撰写《魏书》，将黄帝的形象弘扬推广，这正是两位史家的历史贡献。不过，当黄帝被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以后，就跳出了历史人物形象的框架，而被放大成为人文初祖的形象。至此，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他们将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交给了社会。此后，黄帝形象的弘扬，就更加与当时社会的形势密切关联，也都在客观上顺应着更新的历史发展趋势。
魏收之后历代都不断有聪明人出现，持续地从事弘扬黄帝形象的事业。不过，他们弘扬黄帝形象的方式，并不仅仅限于撰述正史了。在这里，值得提出来的是唐代文人李阳冰，他曾经为在长江以南弘扬黄帝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阳冰于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出任地处东南偏隅的江南道括州缙云县县令。缙云县并非传统县邑，系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划丽水、永康两县之地而建置。[114]该县因郊外有缙云山而得名，而缙云山之出名乃因遗有所谓黄帝肇迹之处。[115]唐朝中期，地方政府在缙云山上修建黄帝祠宇，这是为了响应朝廷的号召。《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天宝七载条下记载：
五月壬午，上御兴庆宫，受册徽号，大赦天下。……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庙，以时致祭。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庙。[116]
缙云县建造黄帝祠宇的理由，是相传缙云山为黄帝炼丹处，这正符合所谓“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的规定。然而，按照司马迁撰写的《黄帝本纪》对照，黄帝到过缙云的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不过，李阳冰却认可这样的说法，所以他以小篆书写了“黄帝祠宇”，并刻石立碑以为纪念。[117]
李阳冰是唐朝文学艺术巨匠，他的小篆号称为李斯之后第一。李阳冰为黄帝祠宇书碑立石的举动或许只是文人雅兴的抒发，然而其意义却超出了时代的限制。因为，由此可以豹窥一斑地发现，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已经从原属北朝统治的黄河流域推广到大江以南，而且稳固地扎下根柢。这就向世人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发源于西北的华夏文明至迟在大唐盛世期间已经浸润到东南的僻壤。
斯人虽去，书法永在，迄今尚存的这块碑石便成为唐朝曾经在江南建造黄帝祠宇的有力证据。当年的黄帝祠宇，在当地是否产生过轰动的效应，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它的遗迹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祭奠黄帝的场所，首为陕西黄陵，次为浙江缙云，形成所谓北陵南祠的格局。缙云黄帝祠宇能够被置于如此高度，李阳冰以书法为之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这座黄帝祠宇后来被道教利用的情况，则又自当别论了。
唐朝之后，弘扬黄帝的运动方兴未艾，为此而努力者层出不穷。被孙隆基先生提及的“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的王夫之和“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的“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也都是顾颉刚所说的“聪明人”，他们的历史贡献同样不容忽视。
由于众多“聪明人”的努力，经过漫长时代的社会宣传，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从原属北朝统治的黄河流域推广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宽广的中华大地播撒开来，遂而普遍地深入人心。所以，进入近现代的中华民族，依旧需要黄帝这面旗帜。众所周知，为了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盟会高擎起象征民族复兴的黄帝旗帜；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都曾以祭奠黄陵的方式倡导万众一心的团结，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寇。
经过史家的精心塑造和社会的长期弘扬，黄帝已经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广泛团结世界华人的旗帜。如今的黄帝形象更加远离上古时代，但是依旧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则。
2004年秋，初稿撰写于缙云黄帝祠；2008年夏，修订于杭州古墩；2011年冬，终稿于华南雨静苑；2012年春，文字经过浓缩后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北魏洛阳时代文明研究”（10BZS027）的阶段成果。
[2]《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纂史随笔三》“黄帝故事的演变次序”条，431页，《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史林杂识初编》“黄帝”条，407～408页。
[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5]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第二编第二章，29～30页，《民国丛书》第6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6]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第三编第三章，55页。
[7]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383页，《民国丛书》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8]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384页。
[9]“神明”，《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页该处作“神灵”。按：《五帝本纪》该条张守节“正义”引《书》云“人唯万物之灵”，称“故谓之神灵也”（见于《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页）。据此知梁启超的引文有误。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第二章，49～50页，《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99，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见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上编），47页，《民国丛书》第70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12]《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