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正史第一本纪（第1页）
一、中华正史第一本纪
司马迁编撰《史记》，首卷为《五帝本纪》，五帝之首是黄帝。司马迁这样做的理由，在该卷之末“太史公曰”中有所解释：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4]
司马迁虽然承认五帝的事迹或者“难言”，或者“不传”，或者内容“缺有间”，但是仍然坚持认为“其所表见皆不虚”，因此“择其言尤雅者”为五帝撰写了本纪。
在中华传统文献中，《史记》是影响最深远的经典之一。但是，作为该书开篇的《五帝本纪》，由于所述对象时代久远，其史料是否可信，在司马迁之后成为长期争论的问题。尤其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对《五帝本纪》提出质疑，其中黄帝更是受重点批判乃至被否定的对象。
不过，黄帝的影响甚为广泛，早就超出史学讨论的范畴。如今的黄帝，已经从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之中超脱出来，升华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形象，是深入海内外人心的文化符号。因此，继续讨论黄帝形象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人文初祖形象，是由黄帝的历史人物形象放大与推广而成的；而作为历史人物的黄帝形象，则脱胎于上古传说。所以，讨论与黄帝相关的问题，又不得不回到原点，再议以往对于《五帝本纪》的批判。
深受西方史学熏陶的史学大师陆懋德先生是否定《五帝本纪》的代表，他认为：
司马迁既非黄帝时人，而其作《史记》所述之黄帝事迹，又未说明材料出处，而并不见于上古记载，则其来源不明。最多亦只是杂钞周秦人传说，自不能谓为原料。此因所谓原料者，本有同时代的人所留遗之义。《史记》于黄帝事迹，既未说明所用的是何人材料，吾人又焉知其所用者为同时代，或非同时代。[5]
陆懋德先生还认为：
吾人试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为例如下：此篇是真本，作者是司马迁，作成于汉时，写定于汉京，已无问题。但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观察，而是得之传闻，且其传闻是取之于《五帝德》《帝系姓》及《尧典》《舜典》等书。前二章已言史料须用同时代的记载。今考《五帝德》《帝系姓》，今在《大戴礼》内，是汉初作品；而《尧典》《舜典》，今在《尚书》内，是周末作品，皆非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如此，则《五帝本纪》之价值自见。价值如此，则此篇之不足为信史，不问可知。[6]
陆懋德先生指出，《五帝本纪》的材料得之于“传闻”，而这些“传闻”都不出自“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他从文献产生与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史源学的原理加以分析，认定《五帝本纪》“不足为信史”。
陆懋德先生似乎从根本上颠覆了《五帝本纪》，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他忽略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由于西汉距离上古已经久远，口头的“传闻”很可能会变得模糊或者发生扭曲。由于五帝时代处于文明的早期阶段，是否有当时的文献流传下来已很难说；即使有相关的文献流传下来，也必然是非直接的，数量很有限的，而且往往是遗存在其他后世文献中的。所以，作为司马迁本人，肯定不能直接“观察”到五帝时代的情景。他撰写《五帝本纪》时，只能从“传闻”之中提取史料，或者转述他所能见到的间接的文献记载。而他听到的传闻与见到的文献也必然是模糊的，甚至是扭曲的。至于五帝之首的黄帝，相关史料必然甚为稀缺，即使有所流传，也往往遗存在后世文献中。但是，缺乏文献，不等于没有历史。陆懋德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
实际上，人类没有文献的历史远比具有文献的历史漫长得多。不能因为缺乏文献就不去考察上古历史，陆懋德先生就曾这样主张过，他在批判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时指出：
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然此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故也。[7]
陆懋德先生还指出：
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Pre-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顾君之书虽未求得结论，而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而其地位已感其动摇，则此书势力之大亦可惊矣。[8]
陆懋德先生在称赞顾颉刚先生治史方法极精确的同时，对他的上古史理论做了严厉的批判。这番批判是中肯的，但却使陆懋德先生自己关于《五帝本纪》的言论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既然尧、舜、禹“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那么黄帝、颛顼、帝喾也就应该“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既然五帝都应该“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为何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本纪》就一定“不足为信史”呢？
对于传闻模糊和文献稀缺造成的困难，司马迁还是充分认识到的，但是他并未知难而退。为了探求真知，司马迁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到达黄帝及尧、舜等活动过的区域做广泛的考察，并且亲自采访各地的长老。为了“心知其意”，他曾经遍览《五帝德》《帝系姓》《尧典》《舜典》等文献。最后，司马迁将他所能听到的传闻和他所能见到的文献相比照，终于得出二者“近是”的结论。《五帝本纪》正是经过司马迁如此“好学深思”之后才完成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没有现代发达的科技手段，却能够寻找到在口头上还流传着五帝故事的相关地区与相关长老，这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再得的机遇，所以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真的要否定《五帝本纪》的价值，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五帝本纪》的内容，才能够找到它的要害或不足之处，而不应借史源学的原理一言以蔽之。
与陆懋德先生不同，清末民初的政论家梁启超是直接针对《五帝本纪》的文字加以批判的。他言辞激烈地指出：
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9]，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10]
梁启超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他在文中引述的“生而神明”等词句，是司马迁对于黄帝智商的称颂之语。这番话显得空洞不实，似乎给人以“不踏实”的感觉。但是，《五帝本纪》中《黄帝本纪》的大部分内容却并非如此，所以梁启超所谓“绝对靠不住”的话未免流于绝对；而且，梁启超的抹杀面也过于宽泛，远不止于黄帝一位。对此下节再做详论。
其实，作为古史辨理论的倡导者，顾颉刚先生对于司马迁当时面临的难处倒是颇能理解的，所以他的观点不像陆懋德和梁启超那样激烈。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