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1页）
引言
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是第一部道教的专史，也由此奠定了其学术史上的地位。本书篇幅不大，但却对道教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也成为后来道教史的一个典范。需要注意的是，许地山先生在《弁言》中称他原本打算将《道教史》分上下两部，“上编述道家及预备道教底种种法术，下编述道教发展中教相与教理”，但实际出版的只有上编，其内容以时间为经，以教派分化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秦汉及之前道教产生、发展和流传的历史。
一
许地山的名字为大众所知，恐怕得益于其文学才华，特别是他的名作《落花生》被收进中学课本，更使其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许地山是对宗教研究最深的作家。与其他触及宗教思想的作家不同，他不仅为研究宗教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无论是在日常为人处世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均有宗教因素渗入。
许地山，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1893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父亲许南英，进士出身。许地山曾在英国求学，主要从事宗教、宗教比较学、佛学、梵文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1926年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被解聘才转到香港大学任教。1941年病逝于香港。许地山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宗教研究家，对于宗教哲学作过精深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产物，由多人多事形成，宗教解决人生目的问题，宗教能够栽培、节制和完成人类的欲望等。人生免不了有理想、欲望、病害，故此要向上寻求安康，宗教的感情便由此而生。宗教的本体，是人生普遍的需要。
许地山的一生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又曾受过洗礼，他在身份上是基督教徒，加入过基督教闽南伦敦会，还曾潜心研究过道教。作为宗教研究家，许地山有真正的宗教热情，是真诚的宗教信徒。他认为：“宗教乃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凡宗教必不满于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病害的，不完全的，却要想法子，去驱除它，或改正它。”由此延伸，就是说宗教信仰的目的是使人拥有正确的生活态度，而不是仅去相信宗教教义，或者遵循宗教的繁文缛节。这就是许地山的宗教信仰，也是典型的中国式宗教态度。
除了我们看到的《道教史》之外，许地山对于宗教的研究还取得了其他众多成果，如《大藏经索引》《道教思想与道教》《云笈七签校异》《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等，其学术成就，学界有口皆碑。对佛教、道教素有极为精湛研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中写道：“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许地山的宗教研究也有应时而动之意。在五四运动时期，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都是借助西方文化思想，而作为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的许地山，渴望找到一条迎对苦难、建立信仰的道路。他更强调自我、个体的道德与责任，希望可以通过净化心灵、完善道德的方式，用平静和谐的心态，以自己的力量与不幸和苦难斗争。
陈平原曾说：“许地山既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又不是纯粹的宗教信徒。”通观许地山的一生，我们发现不能给他设定一个单纯的身份，也不能肯定他是哪个教派的信徒，他的身上融合了三种宗教的影子，他是一位标准的基督徒，同时又信佛，也曾深入地研究过道教。正是出于这种融合，使他的《道教史》没有受教派之见的影响而处处体现客观、求实的态度。同时他还阐释宗教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不追求宗教的繁文缛节，而注重宗教的世俗意义和人格化力量。他把宗教的本质和意义归结为能够解决精神、灵魂问题，能够承担生活的苦难和不幸。许地山对宗教的理解也带有中国传统的实用功利色彩，但他探究生命本相的勇气、对生命的深刻认识和对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道教研究的一个**期，在此之前，对道教的概论性介绍主要体现在二十五史等典籍中，如《三国志》记述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和张陵、张鲁的活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对当时道教活动的概述等。对道教略具专题性研究的文字则集中在《汉书·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文献中。但上述两类典籍都并非对道教历史做追根溯源的研究，甚至只是将道教与佛教、儒学进行合并比较，而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因此多只具有资料价值，却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与宗教史意义。
随着西学东渐，对道教的研究也逐渐纳入到专业的领域。1923年，日本人小柳司气太完成《道教概说》，并传入中国学界；之后，他来到中国并完成出版《白云观志》。国内学人则有刘师培的《读道藏记》一文。1924年，刘咸炘完成《道教征略》，该书共3卷，内容宏大，探讨了道教的学术源流及各时期道派的基本情况，并对道教经典进行了介绍。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影印明代《道藏》和《续道藏》，为道教研究提供了便利。1927年，许地山完成并发表《道家思想与道教》一文。1933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完成《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区域史研究为当前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在当时这篇文章乃是道教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开山之作。1934年，许地山完成《道教史》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上述成果的出现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既是海外道教研究的初始期，也是国内道教研究的发轫期。许地山的《道教史》正是这一时期国内道教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从时间上看，道教研究集中期及《道教史》的产生恰在五四运动后几年，时间上间隔极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科学、民主的精神激励下，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他们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且将西方文化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化传承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传承造成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借鉴的各种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许地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并且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之中。
许地山早年留学欧美的特殊经历以及后来专职从事宗教学研究与教学的生涯，使得他有可能了解当时世界上有关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五四”前后，西方许多国家的一批学者在悄悄地进行汉学研究，其中也包括对道教的研究。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许地山在欧美留学的时期，精通多种语言的许地山对这一现象不可能毫无察觉，也许这是他从未像其他“五四”猛将一样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并用客观、中肯的态度撰写《道教史》的原因。
该书开头有个弁言，简要陈述了内容构成，紧接着是“绪说”，然后是关于“道教前史”的论述。顾名思义这里所谓“前史”也就是关于道教以前的历史。具体来讲，即关于道教文化渊源方面的历史考察。该书从七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中包括：道底意义、道家思想底建立者老子、老子以后底道家、道家最初底派别、秦汉底道家、神仙底信仰与追求、巫觋道与杂术。
许地山善于引经据典，对道教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例如在《绪说》里，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思想方面的“道”与宗教方面的“道”，指出道家之“道”属于思想方面的“道”，而道教之“道”则属于宗教方面的“道”。这样的区分显然有助于读者了解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在追溯其文化渊源的时候不至于将两者混为一谈。至今为止，学术界依然沿用这样的区分，即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归于思想流派，而把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归属于宗教。
许地山在《道教史》的《弁言》中称：“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底结果总撮起来，作为大学参考底书。”所谓“不能说是著作”是指该书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包括传统典籍，也包括时人新出的论断。在对老子时代进行考察时，许地山先是引用《史记》及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的相关内容，又参考津田左右吉、武内义雄及冯友兰等人的研究，又加以己意，最终得出结论说老子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不会是春秋时人，历史上注明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也是后人的附会。
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现道教思想文化渊源，许地山先生建立了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历史叙述框架。从其篇章结构可以看出，许地山所谓“道教前史”是有侧重点的，这个侧重点就是道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变迁。全书于《绪说》之外，分列七章，有关“道”的意义解读以及道家的历史就占了五章，这说明许地山先生是特别关注道家文化的。按照历史的面貌，许地山建立了自己的叙述结构，形成了谋篇布局的独特体式。在阐述了“道”的意义以及老子与《老子》思想内涵之后，许地山先生即把眼光放在关尹子、杨子、列子的稽考上，并且以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其标题《老子以后底道家》中的“以后”两个字看起来虽然很平常，但恰恰是这两个最为平常的字眼体现了许地山先生对道家发展脉络的历史把握，因为“以后”既表示一种新的起点，也表示一种顺序，关尹子、杨子、列子的排列本身就是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的，有顺序排列就有历史，有历史就有继承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