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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兵日本
中日自古交往密切，唐代以来日趋频繁。到南宋中叶，日本进入幕府时期，建立于1186年的镰仓幕府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积极态度，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因此，日本与南宋间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与统治中国北部的金朝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过接触。直到1270年，蒙古改“元”以前，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在忽必烈统治中原以前，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都未曾留意过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直到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才注意到日本的存在。
1266年8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已经臣服蒙古的高丽，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晓谕日本，使其臣服。国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这封国书实际上是一封通牒。
尽管在13世纪，高丽沿海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但毫无疑问，高丽人希望避免战争。高丽人处于两难境地，他们采用了折中的谋略。他们护送蒙古使者到达巨济岛以后，高丽宰相李藏耍了一些手腕。他知道蒙古人从来没有横渡过日本海峡，于是，他以“风涛险阻”为借口，再三劝阻蒙古人返回。尽管蒙古人也看出这是一个骗局，但高丽人在表面上信守了承诺，在礼仪上也面面俱到，最关键的是如果得不到高丽人的帮助，蒙古人无法出海。没有办法，这次晓谕的计划只能取消。
晓谕的失败使忽必烈勃然大怒。他对高丽王进行了严厉申斥，严令高丽立即与日本交涉，使日本臣服进贡。在这种情况下，高丽王室无可奈何，只好在1267年9月1日再度派使者前往日本劝降，结果在日本太宰府滞留长达5个月，最后被遣还。1268年，忽必烈又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使者抵日本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只捕得日本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对这两个日本人说：“今天朕要你们的国主来我元朝朝贺，并不是要逼迫你们，只是我想要垂名后世而已。”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了燕京。1269年6月，命高丽派使臣金有成送他们返回了日本，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
日本收到忽必烈的国信后，日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可却被镰仓幕府否决，未能交付给来使。在这以后，蒙古、高丽的使者来往于日本海，从1269年到1272年前后又进行了5次交涉，均被日本拒绝。
日本的镰仓幕府对蒙古的态度如此强硬，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日本当时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动**，为了维护镰仓幕府的统治，镰仓幕府的统治者北条时宗就不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软弱，使国内的反对派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否则他的统治就可能在顷刻间瓦解。另外，忽必烈本人的傲慢态度也不能让拥有无边的大海这一天然屏障的大和民族屈服。毕竟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这个新兴政权并不了解，更何况忽必烈根本就没把这个海上的岛国放在眼里，在谕诏上口口声称日本天皇为“小国之君”。在这几次交涉中，日本对元朝使者的态度一般是扣留或驱逐，因此，可以看出尽管抵抗的态度非常明显，但镰仓幕府还不想走到最后一步——兵戎相见。
1274年，和南宋的襄樊战役已经结束，蒙古人有了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不听话的日本了。这一年的11月，蒙古与高丽的联军共2。8万人，乘坐900艘海船从高丽合浦出发，向日本发动了第一次远征。应该说这次的远征是元朝征服日本的最佳时机，因为镰仓幕府并没有预见到元人的突然进攻，他们没有足够的防备。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元朝的远征军很快就渡过了对马岛西海域，在对马岛登陆。这里的日本幕府守军很少，但很顽强。日本守护代宗助国勇敢地率领着80名骑兵迎战元军，最后全部战死。跟着远征军又在一岐岛登陆，只一天便攻陷岛城。幕府守备部队崩溃，守护平景隆自杀。随即联军很快就逼近了肥前松浦郡，幕府在这里的军队也很快就被打败了。
直到这个时候，幕府方面才得到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日本人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在镇西奉行少二资能和大友赖泰的指挥下，向元军可能登陆的沿海地带集结。10月19日，元军到达博多湾，第二天在今津、博多一带登陆，元军与日本武士在这里展开了激烈战斗。这是一场血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元军副将刘复亭在战斗中负伤。日本武士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伤亡惨重，博多、箱崎各地均沦陷。逐队赶来参战的九州各武士团也被元军逐一击溃，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退却。
而就在这时，元军内部的蒙古与高丽两方的将领发生了分歧。高丽名将金方庆主张一鼓作气解决九州岛的战役，然后静待己方的援军。而蒙军将领忻都与洪荣丘被日本武士那种顽强的战斗意志所震撼，他们考虑到士卒疲劳，将帅负伤，为防止日本武士夜袭，最终决定先撤回海船暂歇。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当时采用了金方庆的主张，日本的命运就要发生变化了。
当天夜里，博多湾风高浪急，联军海船多触礁沉没，将士落水溺死者无数，军心极度动摇。在这样的状况下，继续作战已完全没有可能，于是残军撤退，第一次远征以失败告终。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如果说元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第二次远征的失败就要在军事准备与指挥两方面做相当的自我检讨了。
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开始了第二次远征的准备工作。从物质方面的准备来说，这次远征无可挑剔。这次，元人不止在高丽建造战舰，还同时由南宋的降将范文虎指挥，在江南一带也开始大批建造海船。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1281年远征开始。忽必烈的计划是：元将忻都、洪荣丘和高丽将领金方庆率领4万远征军组成东路军，依旧从高丽合浦出发；另一路由阿剌罕、范文虎率领10万南宋的新附军，自浙江宁波出发。两军于一岐岛会合，共同攻击日本。为了保证远征军持续作战的能力，忽必烈指示远征军携带锄头、铁锹等农具以备登陆后就地屯垦之用。
5月3日东路军首先从合浦出发，于当月21日，占领对马岛和一岐岛。
但他们没有按照忽必烈的指示，在一岐岛就地休整，等待南军会合，东路军在一岐岛只停留了不太长的时间便继续远征。6月6日，东路军到达博多湾，这次就没有上次那么顺利了。幕府在这里建起了堡垒，进行了严密防御。东路军只好在博多湾的志贺岛和能古岛下锚，自始至终无法登陆博多湾。
在志贺岛有狭长海滩通往陆地，远征军只能利用退潮时这一海中通道与日本武士进行殊死拼杀，无法发挥其集团作战的能力。加之是在海上，骑射与火器战术也失去了效用。战斗持续到6月13日，元军伤亡甚重，却毫无进展。
东路军见无法独力登陆博多湾，决定先回一岐岛与南军会合。但到达一岐岛后，东路军却发现南军并未到达。由于欠缺粮草，加上海上疫病肆虐，东路军军心开始动摇。忻都、洪荣丘提出撤回高丽，而金方庆对此表示反对，将领间出现了对立的情绪。这时江南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一岐岛，说明了南军失约的原因。原来南军统帅阿剌罕急病，忽必烈只好任命阿塔海取代。可阿塔海却迟迟未能到任，范文虎只好先把情况通知给东路军。就在东路军等待南军的时候，日本方面组织了一次冒失的出击。从6月29日到7月2日，尾随南军先头部队而来的日本武士对一岐岛进行了两次攻击，但很快就被火力强大的元军击退了。
7月上旬，范文虎久等统帅阿塔海不至，擅自率领南军出发，和东路军在平户岛附近会合。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而利用这段时间，日本幕府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7月27日，远征军东进，占据鹰岛，开始为登陆日本本土做准备工作。就在这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台风。
因为元军以船为寨，台风一起，战船由于靠得太近，无法散开，相互撞击，大部分沉没。这场台风，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神风”。台风过后，元军统帅落魄丧胆，竟然抛弃大部分军队率领残存的船只退往了大陆。致使遗弃的数万士兵失去统帅，让日本武士在海上逐渐歼灭。日本人杀死了蒙古人和高丽人，而认为俘虏中来自南宋的新附军是唐人，所以留作为部民。
规模浩大的第二次远征日本就这么失败了。14万人回到中国的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后，忽必烈一直都在计划做第三次远征，而由于江南人民的起义反抗，直到1294年，忽必烈征伐日本的计划也没能实行。
忽必烈逝世后也就再没人提及了。
虽然元朝与日本官方一直关系紧张，但双方的贸易与民间往来一直不断，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双方政府不但不加禁限，而且有意促成。
1277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第二年，允许海官司同日本国人进行沿海贸易。1279年，日本四艘大商船载商人、水手两千余人到达庆元，经查明确实是来经商的，便批准交易。在元朝，可考证的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就有近50年的历史。有时就是日本官方的商船为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也会来元朝贸易。如日本幕府于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都派过商船到中国进行贸易。
在中日交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药材、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的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除商人外，来中国的日本人就以禅僧为最多。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在元朝统治时期，来华参礼禅学在日本的僧人中蔚为风气。在元代史册中留名的来华日僧就多达220余人，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日僧雪村友梅住元朝20年，就曾拜访赵孟切磋书艺。据说他的书法笔势雄浑，使赵孟大为惊叹，同时，赵孟的书画也在日本大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