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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民国时期，北京城市正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期。在现代化的作用下，北京城市的物质结构和当地居民的构成及生活方式，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领域、社会和文化领域等。婢女现象的存在，又给北京城市的现代化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传统色彩。婢女在社会、家庭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得她们与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关系密切相关。她们在适应北京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又如实地反映了北京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北京的蓄婢家庭，主要是政府公职人员、军界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商人、一般的平民家庭以及一些前清贵族。其中，大部分的蓄婢家庭来源于北京以外的省市。北京蓄婢家庭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蓄婢现象普遍存在的一种反映，它与民国时期北京复杂的城市变迁有较大关系。北京的婢女中，绝大部分也都是外省籍人，这与蓄婢家庭群体的特征具有一致性，是婢女与蓄婢家庭之间依附性的一种体现。

婢女主要来源于“买卖”。民国时期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将一些贫困家庭的女孩推入了为人充当婢女的行列。所以，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女孩子是否被卖为婢女的关键。另外，女性的性别因素也起了一定的决定作用。与男性相比，民国时期，女性接受教育、寻求职业的机会不多，女性常要依人而立，需要更多地依赖家庭而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讲，给人当婢女是婢女的父母谋求生存的一个权宜之策。个体家庭选择让女儿给人当婢女，最起码可以先解决个体家庭与婢女个人的生存问题。不过，婢女买卖形式的存在，决定了婢女对蓄婢家庭的依附性和蓄婢家庭对婢女的所有权，蓄婢家庭里的一些主人可以把她们转卖、转让，或送人，也可以给她们改名换姓，以割断她们与以往的联系。

民国时期，在北京，婢女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她们所依附的家庭。她们在蓄婢家庭内从事家务劳作，为主人提供服务。不同婢女之间的角色分工不同，所依附的家庭不同，加以个人聪明才智不一，导致婢女的生活境况也不尽相同。从婢女群体的整体性来看，她们出身类似，社会身份相同，为人劳作，给人提供服务，她们有劳无酬，缺少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

在北京，年龄偏大的婢女较为少见，绝大部分的婢女都是20岁以下的女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婢女就要脱离“婢女”的身份，去寻找重新融入家庭、融入社会的机会。中国传统社会女性观念中，女子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婢女中的许多人也都抱有这样的思想，她们认为，嫁人，才是她们摆脱“婢女”身份的绝佳机会。为了尽早摆脱“婢女”身份，她们会想方设法“逃离”主家，尽管在婢女逃脱的过程中，后边有一串人在发挥着作用。

政府和社会也积极地实行对婢女的救助和安置。在对婢女的救助上，当一个婢女离开主家“投奔”救济机关后，并不意味着她就获得了自由。救济机关只是她重新融入社会之前的一个过渡场所。而救济机关帮助她重新回到社会的方法又非常传统：给她找对象，让她结婚。因为政府认为，婢女是因为贫穷才流落为婢女的，不能再任她飘零，而婢女又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所以，对救助安置的婢女，政府要帮助她们婚嫁，使她们组建家庭，而不是让她们在学习到了技术工艺之后去自谋生活。政府认为，只有让她们嫁了人结了婚，对婢女的救助才算圆满。

婢女与主人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对等，决定了主人的支配地位和婢女的从属地位。然而，处于服从地位的婢女往往会越出主人对她们的期望。如此一来，父家长制的封建思想又促使处于支配地位的主人对婢女进行压制，以使婢女就范。主人压制婢女所表现出的最经常的形式就是打、骂。打、骂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婢女成了一个受“虐待”的群体，有些婢女也感觉她们受到了虐待。由此，婢女与主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为解决主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政府利用“人道”和“法律”进行调解，以使主、婢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对于“出轨”的婢女，政府训诫她们要安心为主家服务，不能逾越婢女的本分，不能“背主私逃”；反过来，政府也训诫家主，要讲“人道”，要从“佣工人”的角度去看待婢女，善待婢女。对于“恶家主”，政府会给予一定的法律惩罚，以警示人们良善地对待婢女。但是，在北京，无论婢女怎样被“虐待”，婢女问题从来未被政府视为主要的社会问题，政府所做的也只是试图去控制婢女不再被虐待，而不是努力去消灭婢女现象。

为保持主婢之间的和平关系，社会的伦理教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社会要求主人善待婢女，如社会舆论中普遍存在的“批虐不批蓄”现象。而婢女也要遵妇道、守妇德，要遵守“婢女”身份的职责，听从主人的支使。自由自在、毫无约束的婢女不仅不受社会的保护，还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况且，主婢之间也拥有一些共同的利益，他们有相互依赖性，婢女需要依赖主人而生存，主人也依赖婢女所提供的服务。民国时期，政府没有能力去完全转移这种依赖性，这是婢女现象无法消除的原因之一。

但社会的现代化，还是使婢女现象的存在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社会舆论中有一系列对家主和婢女的形象化描述，虽然有些描述是不符合实际的想象。在民主制的国家中，婢女现象不仅危害家庭健康，影响民族的未来，也影响国家的声誉，最重要的是婢女问题是妇女解放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为消除婢女现象，国民政府颁布禁令，北京市各级政府也曾做出过努力，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的婢女现象也没有彻底消除。

民国时期，婢女问题没有被彻底解决。婢女现象的存在是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婢女产生于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中，作为被买卖的对象，婢女受到国家制度或家族制度的保护有限。民国时期，战争不断，环境不稳定，政府权力频繁更迭，政府无心也无力去彻底地解放婢女；政府也从来没有把婢女问题当作一项重要的、紧急的任务来抓。并且，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凋敝的状态，政府不仅无法制止人们因贫穷而去卖女，对婢女救助的财力支持也有限。

婢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还必须要有求解放的意识，“若非女子自有觉悟，虽把这个制度打破了，在实际上女子岂真的得了解放”[1]。尽管如此，政府的法规法令，还是使得婢女与蓄婢家庭之间的依附关系开始削弱。部分婢女因此获得了解放，有了人身自由，婢女求解放的意识也有所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

民国时期，婢女的性质，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佣”性的突出。清末政府在人口买卖禁令中，已有了将“奴婢”改为“雇佣”的解释。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内，政府继续执行清末的人口买卖禁令，社会上也出现了类似雇佣的婢女。国民政府时期，政府明确表明，蓄婢者与成年婢女之间，可以在相互自愿的基础上，改为雇佣关系，蓄婢者要支付给婢女一定的工资。本项研究证明，北京地区的蓄婢者与成年婢女之间的雇佣关系，虽没有得到彻底执行，但从法律法规上，婢女已从对主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发展到与主家的平等雇佣关系。法律中，婢女已不再是被独立出来的“异类”，她是中华民国自由平等的国民中的一员，与他人享有一样的权利，这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种体现。而且，用女佣取代婢女，革除了旧习俗，满足了一些家庭对家务劳动的需求，促进了近代女佣行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移风易俗的进程。

民国时期，婢女身份地位的艰难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无疑是反映这个时期中国底层妇女地位变迁的一个较好范例。民国时期，北京婢女现象的存在，体现了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明开化与封建保守思想的较量，只有从婢女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着手，从封建等级制度着手，才能实现婢女解放的终极目标。

[1]赵紫宸：《妾婢制度的因果和消除的方法》，载《顺天时报》，19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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