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情感与婚姻诉求（第1页）

第一节情感与婚姻诉求

一、婢女情感诉求

通过“买卖关系”进入蓄婢家庭、“丧失人身自由”的婢女，是“律比畜产”的奴婢。清代时，法律规定，奴婢“婚配俱由家主”[2]。民国时期，婢女买卖的契约中，也多写明“及岁婚配”“皆由主人作主”的字样。也就是说，蓄婢家庭有权决定婢女什么时候出嫁，以及嫁给什么样的人。

民国时期，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天赋人权思想、西方家庭制度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讨论也风起云涌。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嫁给一个她不愿嫁的人，在迎亲的花轿中用剃头刀自刎。“赵五贞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引起社会的热烈讨论。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十余篇，指出“赵五贞事件”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3]，赵五贞是旧婚姻制度的牺牲者。“赵五贞事件”使多数女性青年认识到，要想解放，就要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婢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形象，在民国时期许多描写家族生活的小说中有深刻的反映。例如，《京华烟云》中，婢女银屏勇敢、大胆地与小主人姚体仁恋爱，但他们这种“逾越主仆尊卑”的感情，并未得到专制的姚母的首肯。姚母训斥并告诫银屏，“那么个小丫头，不要心比天高”，并企图通过将儿子体仁送到国外、将无所依傍的银屏外嫁来拆散他们，但机敏、有主见并对体仁“情深义重”的银屏，用出逃的方式，反抗主人对自己婚姻的随意安排。《金粉世家》中，婢女小怜虽有幸得到主人的“格外怜爱”，免遭各种皮肉之苦，但依旧不能左右主人“怀有私心”的择配，小怜为了追求自己的婚姻，大胆地从金家逃出。林徽因《文珍》中的婢女文珍，因勤快灵巧而得到主人的善待，但是，文珍仍然摆脱不了由“主人择婚”的无奈命运，当她得知自己要嫁给一个“四十多岁，背还有点驼”的“小钱庄的管账”时，文珍不再任由摆布，在“中秋节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还“是同那个革命党跑的”。小说形象中，婢女婚姻的诉求，蕴藏着她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和追求。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民国时期，有许多婢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例如，18岁的婢女刘吟画的主人黄马氏以“吟画年长，亟应代为择配，正托人择婚”，吟画听说主人给她择婚，“不合其意”，乘主人睡觉时，将“自己所有衣服首饰积蓄，打点私逃”。[4]20岁的兰香，因“不满太太择配，由宅走出，在各处闲逛”[5]。20岁的碧玉，因为经常到“什刹海市场洪瑞戏院”听戏，相中了唱戏人杨德林，请求巡警帮助寻找杨德林，“如找着时，以身相嫁”，有人指出，“听说杨德林与该女素不相识”，真是“改良念头，无奇不有”。[6]

傅姓家婢女梅香，“年已及笄，情窦早开，默思久在傅家为婢，将来终身何托，故日夜思虑，闷闷不欢”，傅姓欲收梅香为妾，“梅香闻之，以傅某年将半百，恐难偕老，当时佯为允诺，暗中将自己衣物收拾妥当，又由傅之屋中窃得钞洋一百余元，金首饰十余件，乘隙逃之夭夭”。[7]22岁的杨金凤在左姓家当婢女，左姓已将杨金凤许配给了同乡马大为妻，“现杨金凤年已及笄”，左姓“已为其择定迎娶日期”，杨金凤听说未婚夫马大“月入无钱”，不愿嫁给他，携带自己的所有物件私自出走，左姓派人把她找回来之后，她“不但不从先许之未婚夫，而且武状熊出，拼闹不安”，“无法劝解”。[8]婢女陶金兴做事疏忽，主人吴姓夫妇连打她两次，陶金兴又听说主人要将她“带往上海价卖与人为妾”，一时着急，自投济良所，请求安置。[9]这是女**情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在婢女身上的体现。

婢女群中，虽不乏以“自身得为候补姨太太为莫大之荣幸者”[10]，但不愿给人做妾者也大有人在。18岁的芹喜，是“理正医院长”蒋姓家婢女，蒋姓想收她为妾，她不乐意，就与男仆“商妥同逃”。[11]21岁的于福，被主人许给了袁姓为妾，于福不同意，就与仆人韩姓“一同在外租房过度”。[12]谭春兰是主母李春三的陪嫁婢女，随着谭春兰年龄的增长，李春三曾主使丈夫沈正文将谭春兰收房为妾。谭春兰深知主母李春三脾气不好，没有答应，要求主人沈正文另外给她“找主择配”，主母李春三不高兴，辱骂她，并唆使沈正文责打她，谭春兰无法，“外出喊警情愿入济良所择配”。[13]

不过，如果婢女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感诉求，有的蓄婢家庭也会尊重婢女的意愿，不予强求，政府也会尊重和支持她们的意愿。婢女陶金兴从主家出走后，警察区署的巡警在调查中发现，吴姓已将陶金兴许给了季炳勋为妻。季炳勋称：“经我亲戚黄中做媒，给我说得吴敬业使女陶金兴为妻，系我母亲作主，我家出洋六十元定的亲事，所置定礼是由黄中转交吴敬业的，使女陶金兴并不知道。”陶金兴投往济良所后，吴姓立即寄信季炳勋，让他“来京领回完婚”，陶金兴答应跟从季炳勋为妻，但要“文明结婚”，“具立婚书”，并让“主人主婚”。[14]对于陶金兴的要求，吴姓都一一满足，警察厅还专门派科员参观陶金兴的结婚礼式，并“婉言开导双方永结佳姻”[15]。

图5。1婢女陶金兴的结婚照

图片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19，案卷号：17317。

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不是所有婢女的情感诉求都会得到支持。例如，婢女杨金凤在“情愿嫁给成衣铺张姓，不愿跟马大”的情况下，主人依然把她送到警察区署，“由官安置择配”。[16]婢女于福因为不愿意给人做妾，私自出门没再回来，主人于薛氏报案后，警察找到于福，讯问时，于福坚持不愿再回于薛氏家，于薛氏因“颜面关系”，也不愿再将于福领回。尽管21岁的于福与仆人韩姓“在外租房”生活，已成婚姻事实，警察还是将于福“发交济良所，另外择配”。[17]婢女刘春桃称，主人李雨苍要将她收房为妾，她未答应，主人夫妇就经常“凌虐”她，她因“受虐不过”，带着自己的“爱国布夹袄、银镯一付、银戒指二个”出走，拟投济良所。由于济良所不接收自行投靠的人，济良所巡警就把她送到警察区署。在警察区署，刘春桃坚持不回李姓家，恳求警察把她送入济良所去。警察看刘春桃身上没有挨打的伤痕，“似无受虐之事”，认为“该婢女经主人豢养七年，今忽遽行投所，显系被人串唆，一再开导，不肯吐实，并坚不愿回宅”，真是“情殊可恶，拟将刘春桃发教养院拘留一个月，再行核办”。[18]

婢女多出身于贫寒家庭，社会身份地位较低，在为婢的日子里，“虽然主人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但走过的这一遭，却可能使她的眼界高起来。已经看惯了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一时又怎能忍受贫苦的日子”[19]。正如《京华烟云》中婢女锦儿评价银屏一样：她已经二十多，比少爷还大，她是高不成，低不就，她不能等到大少爷成家，可是她在姚家舒服日子过惯了，没法子再去嫁个庄稼汉。现实亦是如此。17岁的朱春林，主人张国培把她许配给了安徽合肥的吴姓为妻，“至今约有三年之久，突于今年春间，吴姓来信说，今年迎娶朱春林过门，听说吴姓在安徽合肥并无多少田产，亦就是支持过度”，朱春林因为吴姓家穷，又被催促完婚，无奈之下，“吞服鸦片服毒身死”。[20]鄂秀卿在阿王府内当婢女，因为年龄已大，王府派人把她送回辽阳县原籍，许配给了杨姓。杨姓以种地为生，鄂秀卿怕“受苦，又因杨姓年已二十五六岁”，不愿意跟杨姓，又回到北京阿王府，希望主人能“另找主择配”。当府内仆人告诉她，她已经“出府，不能再见王爷，恐担不是”的情况下，王府的太监李子卿跟鄂秀卿商量，可以随他生活。于是鄂秀卿就跟着李子卿在“景山西门大高店夹道租房居住”，后来又跟他回“静海县原籍过度”。[21]19岁的王来喜由于年长，主人张姓打算携眷回咸宁原籍，“为婢择配”，来喜“不愿随同主人回咸宁乡间择配”，将“应穿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乘家主未起之际，溜出门外”。[22]婢女张玉仙因“受虐待”被送往济良所，“及岁择配”时，一个名叫赵百开的人去相看她，她见“赵百开身穿布衣，相貌不好，并且岁数太大”，就问赵百开“做何营业”，赵百开称，他是做小买卖的，张玉仙认为“他身穿布衣，即做买卖，必定也是下等买卖”，立即“回头就走”，实因他“相貌不好，岁数太大，身穿布衣，似乎下等做生意的样子”。[23]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婢女也会关注一个人的知识与人品。例如，于来福与范淑贞都在许姓家当婢女。婢女范淑贞家在北京，范淑贞的弟弟范学宗常到许姓家去，于来福与他见过数次，知道范学宗人品好、相貌好，当她了解到范学宗“又住中学读书”时，“心中很羡慕，有意与其完婚”。[24]杨阿福赴游艺园游逛时，与学生王少荣相遇，“彼此恋爱，相谈甚洽……欲与他自由结婚”，回主人家后，她即向主人“伪称已与王姓商定结婚”，要求脱离主婢关系，主人答应与她脱离关系，杨阿福“是日即将所用衣物带出，原打算找着王姓，以便成婚，不料寻找迄无着落”。[25]22岁的桂香见主人亲戚“刘亮在天津电报局做事，人品好，就到刘亮家内，情愿嫁他为妻”[26]。王守钧家婢女玉谷，16岁，王守钧岳母任氏勒令要将玉谷给她儿子为妻，玉谷因其“年已31，并无能力，且不知孝顺，极不愿意”，请求主人王守钧把她送入妇女习工厂去学工艺，将来“由官择配”。[27]

总之，婢女有情感诉求，而主人又能满足她们的诉求时，主婢之间就不会出现摩擦。一旦双方没有相当的沟通，达不成一致时，婢女就会想方设法出逃。

二、“脱婢”意愿

婢女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考虑。《京华烟云》中，婢女锦儿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们做丫鬟的，不像您千金小姐，我们伺候主子，伺候太太，五年、十年，可是自己将来怎么样，谁也得想一想。”对婢女而言，最好的想法就是婚姻。表2。7显示，多数婢女都有可能因种种原因“脱离”婢女生涯，但14～16岁的婢女出走的最多，16岁以上的婢女，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虽然导致婢女出走的原因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她们都渴望自由。而十四五岁正是一个女孩子的青春发育期，“找婆家”的**实比她们“当婢女”的**大得多。虽然“北平女子结婚年龄，并没一定，普遍愈是穷家女儿愈是很早的被人娶走，愈是富家的姑娘愈是迟迟不嫁，北平旗人甚至以养‘老姑娘’为光荣，大概穷人因为生计困难，把女儿早日嫁出，一来可以减轻担负，二来借此得一笔彩金，可以维持目前的生活。所以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往往嫁给三四十岁的大汉，卖给富翁为妾亦是常事”[28]。

对婢女而言，她们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着想，脱离婢女身份的唯一出路就是婚姻。例如，当仆妇告诉16岁的庚香，要将她带走，给她找个婆家时，她“已应允”，后来仆妇又问她何时走时，庚香虽然嘴上说，“太太待我好，我就不走，不待我好，我就走”，然而，第二天，她就拿着自己的衣服，跟着仆妇走了。[29]郎刘氏对邻居家的婢女银谷说，要给她找个好婆家，“明日带走”，并嘱咐她早起，“千万不能告知他人”，银谷不加考虑，就跟郎刘氏“前往城外不知地名地方找主去了”。[30]婢女双喜与厨役冯占魁调戏成奸，冯占魁让双喜将来跟他过日子，双喜牢记在心，“乘隙潜行走出”，到冯占魁家去，见“他有女人将生产小孩，尚未满月”。双喜当日就在他家住宿，并将所携带的“蓝布大襟一个、绒线表套一个、银耳环二个、广仁红绿石假钳子二个、别针二个、广仁包金手镏二个”交给冯占魁之弟冯占元收存。[31]王某家婢女筱文，21岁，王某没有给她择配，她与车夫赵某恋爱，二人商议，“乘主人不备时，潜逃出来”[32]。王姓家18岁的婢女玉环，与绒线铺的学徒刘顺恋爱，王某略有耳闻，玉环怕被主人赶出门外，就与刘顺“同逃无踪”。[33]18岁的婢女程田香与“肉铺伙计渠某有染，两人暗中约定，一同潜逃”[34]。某王府婢女香红，与太监洪某“结不解缘，该府虽有耳闻，因未查实，故未究办，不料香红竟与洪某逃跑”，王府“因颜面攸关，只可任其自由消失矣”。[35]婢女孙桂兰，20岁，“暗与情人相约，不辞而别，并携走细软衣服及首饰数件”[36]。

婢女在为“情”出逃的过程中，后面有一串人在发挥着作用。婢女为“情”而出逃，可以说是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可以说是婢女“生性风流”，“为了情郎背主人”，而真正的原因，还是她们个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自身的一种打算，是她们在外人稍一“引诱”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做出的决定。尽管有的婢女在“失身”“失财”的同时，又一步步滑向更为渺茫的未来，但“婚姻家庭”的**确实比较大，如婢女李三姐说，“至今我的年岁一年比一年长，我想竟给人充使女，老受人家的气，不如择一个相当的丈夫，一生还有依靠”[37]。正是这种心理，使婢女对拥有自己独立家庭生活空间的渴望变得较为强烈，促使着她们做出“脱婢”的选择。

婢女“脱婢”中，“官方”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因素。例如，21岁的张莲喜在张为绮家当婢女，因“扫地不好”，被“主母打了几下”，她就逃跑了。张某把她找回来后，有宋某向张为绮建议，给莲喜找个婆家，“迨至昨日，尚无回信”，莲喜就“乘间跑至宋建顺家中询问”，并在他家住了下来。张为绮知道后，认为是宋某在引诱婢女张莲喜，就把宋某带到了警察厅，警察厅在确认宋某“并无引诱实情”、张为绮“又无虐待莲喜”后，认为张莲喜“已年过二十，不便再充当婢女”，应“发交习工厂从速照章择配”。[38]当陈来喜称，“主母平时不给饱吃、冬天不给衣服穿，受气不过才逃出来”，并且坚持不再回归时，警察厅认为“陈来喜年已长成，未便让她返回为婢女”，将她“发交妇女习工厂安置择配”。[39]马姓家15岁的婢女马来喜做错了事情，“主母遣人买皮鞭”，说夜里要打她，女仆也告诉她说，“师长也要打”她，马来喜害怕被“打死”，“遂啼哭，王妈怜悯”，就给她“一字条和毛票四毛五分”，叫她逃到德常氏家中，德常氏同马来喜商量，让马来喜做她儿媳妇，马来喜也愿意。来喜失踪，马某“遍寻无着”，报案后，巡警将马来喜寻获，马某准备领回马来喜，警察认为，马来喜虽然“据供因受虐待私逃，并无确处”，“惟已届成年，拟送社会局安置择配”。[40]交通部职员李葆忠曾因婢女菊仙不遵约束，把她送交警察厅管束，两个月后，李葆忠又以“庶祖母年老患病需人伺候”为由，请求将菊仙领回，警察厅以菊仙“年近二十，择配已及”为由，不准他领回菊仙。[41]陈大妹子因“不服管束”，被主人控送到警察厅，警察厅查明陈大妹子“年已二十五岁，自应速为择配”，除将陈大妹子发交妇女习工厂安置外，又命令妇女习工厂“妥速为之择配，是为至要”。[42]

婢女王桂香称，“主母不高兴”时，就打骂她，她头顶曾被打破过，“现已痊愈，皆为忍受”，不料“昨日又因小事用竹板将我两手指打有伤痕”，她害怕“以后再遭毒打”，就到警察区署告状。警察发现王桂香“并无受虐确据”，“应予免究”，“惟查王桂香年已二十，未便再令为婢”，应送往妇女习工厂，“照章择配”。[43]官方对婢女婚姻方面的推动，虽包含有女子不能自立的意味，但对推动婢女“脱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主人对婢女婚姻的“情”“利”“责”取向

婢女长时间与主家一起生活，主人与婢女之间总会产生一定的感情。婢女到了一定的年龄，主家会为她们的婚姻大事考虑，希望能为服侍多年的婢女寻找一个“衣食可靠”之人，使她们有一个良好的归宿。例如，狄迁利与厨役王俊山通奸，坚持要嫁给王俊山，王俊山年过三十，家有妻室，主母狄胡氏“深恐狄迁利日后受累，故未依允”，将王俊山辞掉，并向狄迁利“规劝”，“拟日后给她找妥好主匹配”。狄迁利不听规劝，坚称“既与王俊山发生恋爱，他虽有妻，我愿给他作妾”，狄胡氏“恐发生危险”，只得将她“送交妇女救济院安置”。[44]婢女水翠香与剃头匠赵姓关系暧昧，主人水瑞元恐“剃头匠所得无几，嗣后度日维艰，转将该婢贩卖送入平康，则今日之爱是足以害之身”，乘亲戚蒋夫人回上海之际，就托蒋夫人把翠香带到上海，“托家兄家嫂择人婚配”，而婢女翠香“抵死不从，而必欲随该剃头匠之意”，水瑞元无法，只得将翠香“送请发交济良所择配”。[45]董竹君在其回忆录中也讲道，婢女梅香与一位煤炭商人结婚时，她特意花钱给梅香购置了许多抬盒的嫁妆，“哪家丫头出嫁有这样的排场”[46]。

但是，婢女毕竟是主家花钱买来的人，主家对待婢女的婚姻，不可避免地会伴有谋利色彩。“嫁卖”就反映了主家让婢女婚配，实际上也是出卖婢女以赚取利益的过程。“去年听我们大太太说，使女有了主，给到上海给人作妾，是使了二百块钱，说是二百块钱买的，还卖二百块钱，倒是做了不少的鞋。”[47]王湖莲，18岁，是草厂七条惠州会馆王兆枢家婢女，11岁时，伯母把她卖给了王兆枢，“身价制钞一百多吊，立有字据”，14岁时，王兆枢把她奸污，王兆枢妻得知她与王兆枢有奸情，时常打骂她。王湖莲见袁州会馆梁姓家仆人惠某“人既相当，又是乡亲”，就与他商量，凑钱50元赎身，愿意自己找人出嫁，当她向王兆枢说明这一想法时，王某称赎身“非二三百元不可”。[48]

对主家来说，适时解决婢女的婚姻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利益考虑。一般来说，此做法能避免因婢女出逃而造成人财两空的尴尬。上文讲到，婢女到了一定的年龄，在主家对她们的未来还没有做出安排时，一些婢女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就会想办法逃跑，以便“脱婢”。因此，让婢女“适时”婚嫁，是避免婢女逃跑的较为妥当的办法。例如，春喜在营长马天骥家当婢女，与马天骥有染，马天骥曾说要纳她为妾室，“迄未收房”，“宅内老太太经常向其辱骂”，同伴婢女也羞辱她“不正经”，在马天骥家，春喜备受欺凌，便私自出走，马天骥找到她后，为防止她再逃，“速令沙秉昌将其迎娶成婚”。[49]刘毓卿婢女乡儿私自与谭姓“寄字勾约”，刘毓卿知觉后，威吓说要杀了她，乡儿乘刘某睡觉之际，偷跑出来，“拟行自尽”，遇到“京畿宪兵司令部副官”吴丰椿。吴即劝她回去，乡儿不愿回去，“亲立字据，情愿嫁与吴丰椿为妻”，并将从刘某家带出的钱物交给吴收存。二人“在集贤公寓居住”时被警察查获，因为刘毓卿已将乡儿许给张某为妻，刘毓卿就恳请警察准予他把乡儿领回，以便“催促，择期迎娶”，乡儿也表示，“家主刘毓卿既将我领回，赶紧择配，我情愿同他回归，听其找主，以后安分，不敢再犯前情”。[50]女性天生顾家，事实说明，“婚嫁”是婢女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最有分量的砝码。所以，让婢女适时婚嫁，是主人为防止她们逃跑，以减少损失的适当举措。

另外，婢女婚配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办法之一。廖美玉因为骂詈主母，被主人责打，她就借口上街买物，私自跑出，夜间也不回归，“在街盘旋，被警盘诘”，主人陈庆陶把她领回后，“从速妥为择配”。[51]邓金香自7岁时被邓宝珊买来，已有10年，邓宝珊因为“年老乏嗣，欲纳金香为妾”，并与邓金香通奸，邓妻知觉后，时常同金香吵闹，甚至寻事责打金香，邓宝珊为避免家庭矛盾，“急托相识之胡姓为金香择配”。[52]当然，女主人为了不让男主人招惹婢女，也会把婢女直接驱逐出去，让她们自己择配嫁人。[53]

主家花钱买来婢女后，主婢之间的契约关系，决定了主家对婢女有监护权。婢女婚配也是主家卸托责任、免出意外的办法。例如，石红自幼被卖在夏寿康家，夏寿康把她许给了仆人增延寿为妻。“尚未成婚”，夏寿康把增延寿推荐到奉天税务局做事，并未在北京，石红因为与同伴婢女闹气，夏寿康又没有替她做主，她一时气愤，就跑了出去。巡警发现石红，问明情况，就通知夏寿康领人。夏寿康把石红领回后，“即令她与增延寿及早完娶，以免再生枝节”[54]。段善民的仆人苑景春将婢女银锭、如意二人“奸拐”，段某因念“该使女等扶侍有年，此次误为男仆苑景春奸拐，实系一时年幼昏迷，其事可恶，其情可悯，恳请准予领还，赶为择配，以示矜全”[55]。婢女阿仁由于不守规诫，主人为“免生意外，将阿仁送区署转警察厅发归妇女习工厂设法择配，倘有发生事端之时，均由住户方振东负担完全责任”[56]。孙宝琦因为婢女孙小元“年方髭龄，性情猾狡，将本宅什物窃藏，实系不悔训，欲逐出门又恐其漂流无依”，请警察区署派人“将敝宅使女小元押去，送至济良所，以作其终身户口之计而免流离失所，不管是其家属具领或是由所代为择配，只需预先知照即可”。孙小元被送到妇女习工厂有一个多月，孙宝琦又以“宅内仆人之弟连玉，二十一岁，以织袜工厂为业，尚未娶妻，堪与孙小元匹配”为由，请警察厅将孙小元配给连玉为妻。[57]

在婢女情感婚姻的诉求中，不管是婢女自身的追求还是主家的安排，都既与宏观的、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有关，又与微观的、个人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在不同的环境中，无论是宏观因素，还是微观因素，都会对婢女的情感婚姻诉求产生或强或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