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买卖形式与主人权利（第1页）
第二节买卖形式与主人“权利”
通过中间人的介绍，婢女买卖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以后，婢女买卖交易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成功买来婢女的家庭也就拥有了对婢女的“权利”。本节将对婢女买卖的形式和主人的权利进行阐述。
一、“雇用”“典押”与“卖绝”
1。“雇用”
“雇用”，即俗话中的“活价”，能“有限制地许亲属每年来看望几次”。[106]1909年，清政府《禁革买卖人口条款》指出，如果“忽然禁止人口买卖，遇到荒岁，贫民乏食，无力养赡子女，势将流为饿殍”，即使是“寻常境遇艰窘者，也有不能存活”之时，作为变通，清政府决定将“人口买卖”改为“雇工”的形式，除“寻常的雇用，仍旧各听其便，毋庸议定年限”外，以后，贫民子女“不能存活者，准其议定年限，立据作为佣工，先给雇值多少，彼此面定雇定之时，不问男女长幼，以二十五岁为限，只准减少，不准增加”。[107]中华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约法》中也规定，以前所有的奴婢一律改为雇工，从此以后，不再有“奴婢”的名称。
民国时期，买卖婢女已属于违反禁例，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有契约指南指出，人有人格，人有人权，在书写婢女买卖契约时，即使订有期限，“也不能如旧日之堂哉皇哉”，应该更改名姓，把它称之为雇佣，“且必处处留意，务使合乎法律，故其身价，亦必巧避其名目，而写为工资，盖既称工资，即为民法上之雇佣性质，而非刑法上之使人为奴隶也，此则不可不力为注意，而于执笔写契时，更需一字不放过也”。[108]为此，契约指南还给出了婢女雇佣契约的模板，以供人们参考使用（图3。1）。
图3。1婢女雇佣契约模板
图片来源：吴瑞书：《债权契约》（上），见《契约程式大全》，第2卷，88页，上海，中央书店，1931。
北京地区的一些家庭在购买婢女时，出现了“雇用”的情况。在书写雇佣契约时，虽然不如模板那样严格，但“雇用”双方规定有一定的期限，议定有一定的雇价，“雇用”期间，“雇主”一般准许父母看望女孩。例如，山东人王雨仲称，“今岁一月，侍母来京，借寓仲姊大骆午堂顺天府治中署内，委交道口三条胡同王媒人，于二十六日代为雇使女一名，十四岁，乳名顺儿，所有一切事件，俱有该媒人作保承管”[109]。10岁的王翠娥因窃食物，畏责潜逃，面对警察的询问，她称她是广东人，6岁时，父亲因家贫将她卖与沈姓充当婢女，她的主人沈灼函报警察厅时称，王翠娥是他“雇用”的婢女。[110]王鸿年用50元“雇”裕子为婢女，王鸿年曾与裕子的母亲商定，“雇用”期限是10年，“三节准许父母瞧看”，“从先，系裕子的母亲到宅内瞧看，自裕子母亲病故，这王忠每逢三节，领着裕子的兄弟，到宅内看望”。[111]秋香被舅父送到萧姓家为婢女，“雇期”是6年，“雇工价银八十元，是会馆长班艾顺作的中人，立有字据”。[112]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讲道，她身边的一个婢女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这个婢女“每隔一些时候，就可以回家探望父亲一次”。[113]图3。2是一份“雇用”契约：
图3。2“雇用”契约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19，案卷号：41486。
这份契约的主要内容是：
立佣约字据人杜德玉，今因家贫无力赡养子女，情愿将亲生第一女名鸭头年十三岁送与王宅充作使役，听从管教，佣期八年，计洋贰佰叁拾元，其洋笔下领讫无误，佣期届满，由其亲人领回或由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此系长期佣雇，并非契买。恐口无凭，立此为证。
立字据人：杜德玉
知情中保人：刘书氏胡尚廷郭子明
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廿二日
在这份契约中，“雇用”双方、中间人、时间、期限等，都写得比较清楚。“雇用”的时间是8年，“雇价”是230元。契约中还特别声明，这是“雇用”，不是“买卖”，佣期届满时，婢女将由“亲人领回”，表明了婢女与父母家人的联系。“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体现了主人对婢女意愿的尊重。
“雇用”形式的婢女，表明婢女有“持续不断”的家庭联系。一旦她们有被责打的情况发生，父母能够起到“监管”的作用。具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监管”作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婢女“持续不断”的家庭联系，也促使蓄婢家庭要善待婢女。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对婢女的父母也无法交代。
即便如此，“雇用”的形式也不一定保证双方都能够认真遵守，有时“雇用”双方也会“涉讼”。例如，经孙荣氏介绍，李姓“雇用”利顺13岁的女儿玉兰为婢，并约定“三、四年后，由利顺将玉兰领回自聘”。“雇用”时，利顺因“度日无资”，同着孙荣氏，向李姓“借去大洋一百元，无利息”，于是，李姓就与利顺讲明，“雇用”期内，玉兰没有“工资”。玉兰到李姓家后，玉兰母亲利恩氏与中间人孙荣氏一起，到李姓家看过玉兰三四次；后来，利恩氏又与孙荣氏一起去李姓家看玉兰，并向李姓要求，把“玉兰接回家去，住二天，即行送回”。李姓以“母女之情，不忍推却，即允许”。哪知，两天后，利恩氏“并不将玉兰送回，反而多方狡展”。李姓认为利恩氏出尔反尔，“实与情理难容”，到警察区署“将利恩氏控告”。[114]
2。“典押”
所谓“典押”，“分五年十年不等，期满后任其归家，典价取消；若不到期欲赎，得交还原来典价”[115]。例如，许若兰12岁时，父母将她“典押”给杜姓，“典价十元，十年为满”。[116]楼秋红6岁时，母亲将她“典押”给楼兆梧，“典价制钱六吊，以十年为限”。[117]在“典押”期内，婢女应当接受主人家的驱使，“典押”到期时，主人也要“按约放赎”[118]，还婢女以人身自由。例如，21岁的王志真是山东人，她16岁时，父母把她“典押”给赵异夫家为婢女，“典期”5年，期满后，因“王志真家人并未来接”，王志真个人也因为“年岁过长，情愿自由婚配”，赵姓便允许王志真“自行离宅，自由行动”。[119]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典押形式的婢女比雇佣形式的婢女要多。
父母将女儿“典押”给蓄婢家庭，也将对女儿的“监护权”一同“典押”给了蓄婢家庭。也就是说，在“典押”期内，婢女归蓄婢家庭所有，蓄婢家庭也对婢女负有一定的责任。例如，15岁的玉桃是杨吉辉在四川时经玉桃母亲“手买来的，立有契约”，与玉桃母亲“约定”，于“民国七年交还”。随后，杨吉辉便将玉桃带到了北京。在北京，玉桃经常与厨役“嬉笑打闹”，杨某出于管束的目的，将玉桃责打，并将厨役辞掉，以断绝他们之间的联系。然而，玉桃仍然“经常与厨役通电话，来往谈心”，并借上街购物时，“私自逃往”厨役家，请求厨役收留她。厨役不敢收留，将她送了回来。玉桃不敢回主人家，就到主人的同乡白姓家去，请求白姓收留。杨吉辉派人去接她时，她又害怕挨打，不肯回去。杨吉辉无奈，将她送到警察区署，由警察区署转送济良所“管束”，如她以后有“改悔现象，再将她领回”。之后，杨吉辉又“函达玉桃家长来领，由于七年期限还有两年，所以，是此二年内，伊尚不能解除责任，请暂交济良所管束，并请此二年内准伊领回交还该女家长，他人不得请领”。[120]
民国时期，许多人为求得职业的发展，在各地来往奔波。被“雇用”或被“典押”的婢女，也多随同蓄婢家庭流动。北京历来又是人口流动较大的地方，如同前文中讲到的那样，在北京，80%的婢女都是外省籍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典押”中规定的期限对蓄婢家庭有约束，但是这个期限约束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典押”期内，蓄婢家庭依然会将婢女出卖。例如，王来福11岁时，母亲将她“典押”给黎姓，“价洋七十元，四年为满”。两个月后，黎姓就将她转卖给了万姓。王来福12岁时，万姓又将她卖给了彭姓。[121]
“典押”中，也存在着欺骗现象。高王氏“典押”婢女许玉子时，是“赵姓、柴姓作的中，义如作的保。不知他们下落”。高王氏后来听玉子说，“他爹刘继周已死了两年了”。高王氏感觉，他们所写的字据是假的，“这字据是柴姓、赵姓两个妇人写好了拿来的”，字据上写的是160元，而高王氏用的是165元。[122]
“典押”的婢女都有规定的“典押”期限，如五年、十年，也有具体的“典价”。到了约定的“典押”期限，主家要将婢女送回，或者由婢女的父母家人将婢女领回家去。如果到了“典押”期限，主家未将婢女送回，那么，典押双方就有可能发生涉讼。例如，小兰8岁时，父亲范乾贞将她“典押”给了王一州，“讲明是十年许赎”；王一州之妹嫁给白姓时，小兰也随同王一州的妹妹到了白姓家。在白姓家，王一州的妹妹时常责打小兰，她“脸上经常带有抓伤痕迹”，小兰“不堪忍受”，就携物逃走了。小兰走后，王一州之妹既没有去寻找小兰，也没有报案，请求警察寻找。十年典期到后，王一州不能将小兰送回。小兰的父亲范乾贞因为女儿小兰没有被送回，就以“王一州霸不放赎”为由，在家乡山东济南将王一州告上了法庭。[123]
“典押”与“雇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有时，在主家看来，“典押”就是“雇用”，“雇用”就是“典押”。例如，许若兰被父母“典押”给杜澐，杜澐声称，“澐对于该婢女本属雇佣关系，当然将本人交回家族，在其家长许荣生当初以该婢女归澐雇佣，当然向澐索人”[124]。其实，从定义上看，“雇用”准许父母看望，婢女已经有了“被提前支付的工资”，这已表明婢女是一个“人”，已经有了“劳动报酬”。“典押”形式多发生在同乡邻里之间，不准父母看望，“典押”中的“典价”，是婢女的“身价”，婢女是被当作“商品”来看待的。
“典押”中，婢女与家人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婢女家庭与婢女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护婢女。这种“典押”的婢女，实际上已经很接近“雇用”的婢女，“典押”契约的一些内容，也接近于雇工的合同，主婢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逐渐削弱。
3。“卖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