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第1页）
五十六
正是芍药盛开的时节，汪精卫到了上海。瑞宣得到这个消息，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对牛教授的附逆，他已经难受过好多天。可是，牛教授只是个教授而已。谁能想得到汪精卫也肯卖国求荣呢？他不会，也不肯，再思索。万也想不到的事居然会实现了，他的脑中变成了一块空白。昏昏乎乎的，他只把牙咬得很响。
“你看怎样？”富善先生扯动了好几下脖子，才问出来。老先生同情中国人，可是及至听到汪逆的举止与言论，他也没法子不轻看中国人了。
“谁知道！”瑞宣躲开老先生的眼睛。他没脸再和老人说话。对中国的屡吃败仗，军备的落后，与人民的缺欠组织等，他已经和富善先生辩论过不止一次。在辩论之中，他并不否认中国人的缺陷，可是他也很骄傲地指出来：只要中国人肯抱定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精神抵抗暴敌，中国就不会灭亡。现在，他没话再讲，这不是吃败仗，与武器欠精良的问题，而是已经有人，而且是有过革命的光荣与历史的要人，泄了气，承认了自己的软弱，而情愿向敌人屈膝。这不是问题，而是甘心失节。问题有方法解决，失节是无须解决什么，而自己愿作犬马。
“不过，也还要看重庆的态度。”老人看出瑞宣的难堪，而自己打了转身。
瑞宣只嘻嘻了两声，泪开始在眼眶儿里转。
他知道，只要士气壮，民气盛，国家是绝不会被一两个汉奸卖净了的。虽然如此，他可是还极难过。他想不通一个革命的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若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这样，革命只污辱了历史，而志士们的热血不过只培养出几个汉奸而已。
在日本人的广播里，汪精卫是最有眼光，最现实的大政治家。瑞宣不能承认汪逆有眼光，一个想和老虎合作的人根本是糊涂鬼。他也不能承认汪逆最现实，除非现实只指伸手抓地位与金钱而言。他不能明白以汪逆的名望与地位，会和冠晓荷李空山蓝东阳们一样地去想在敌人手下取得金钱与权势。汪逆已经不是人，而且把多少爱国的男女的脸丢净。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汪逆，在瑞宣心里，比敌人还更可恨。
在恨恶汪逆之中，瑞宣也不由地恨恶他自己。汪逆以前的一切，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他自己呢，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做了爱家的小事情；岂不也是假的么？革命，爱国，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要教国际上看穿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谁还肯来援助呢？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他只是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
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得到敌机狂炸重庆，鄂北大捷，德意正式缔结同盟，和国联通过援华等的消息。可是，跟往日不同，那些消息都没给他高度的兴奋；他的眼似乎盯住了汪精卫。汪精卫到了日本，汪精卫回到上海……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他知道，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通缉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他觉得痛快。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楚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他又敢和富善先生谈话，辩论了。
牡丹，芍药都开过了，他仿佛都没有看见。他忽然地看见了石榴花。
在石榴花开放以前，他终日老那么昏昏乎乎的。他没有病，而没有食欲。饭摆在面前，他就扒搂一碗，假若不摆在面前，他也不会催促，索要。有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而还到处去找它。
对家里的一切，他除了到时候把钱交给韵梅，什么也不过问。他好像是在表示，这都是假的，都是魔术，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
瑞丰的病已经被时间给医治好。他以为大哥的迷迷糊糊是因为他的事。大哥是爱体面的人，当然吃不消菊子的没离婚就改嫁。因此，他除了磨烦大嫂，给他买烟打酒之外，他还对大哥特别的客气，时常用“我自己还不把它放在心里，大哥你就更无须磨不开脸啦！”一类的话安慰老大。
听到这些安慰的话，瑞宣只苦笑一下，心里说：“菊子也是汪精卫！”
除了在菊子也是汪精卫的意义之外，瑞宣并没有感到什么耻辱。他是新的中国人，他一向不过度地重视男女间的结合与分散。何况，他也看得很明白：旧的伦理的观念并阻挡不住暴敌的侵袭，而一旦敌人已经进来，无论你怎样的挣扎，也会有丢了老婆的危险。侵略的可怕就在于它不单伤害了你的身体财产，也打碎了你的灵魂。因此，他没把菊子的改嫁看成怎么稀奇，也没觉得这是祁家特有的耻辱，而以为这是一种对北平人普遍的惩罚，与势有必至的变动。
老人们当然动了心。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许多日子没敢到门口去，连小顺儿和妞子偶尔说走了嘴，提到胖婶，老人的白胡子下面都偷偷地发红。老人找不到话安慰二孙子，也找不到话安慰自己。凭他一生的为人处世，他以为绝不会受这样的恶报。他极愿意再多活几年，现在他可是时常闭上小眼睛装死。只有死去，他才可以忘了这家门的羞耻。
瑞宣一向细心，善于察言观色。假若不是汪精卫横在他心里，他必会掰开揉碎地安慰老人们。他可是始终没有开口，不是故意的冷淡，而是实在没有心程顾及这点小事。在老人们看呢，他们以为瑞宣必定也动了心，所以用沉默遮掩住难堪。于是，几只老眼老盯着他，深怕他因为这件事而积郁成病。结果，大家都不开口，而心中都觉得难过。有时候，一整天大家相对无言，教那耻辱与难堪**漾在空中。
日本人，在这时候，开始在天津和英国人捣乱。富善先生的脖子扯动得更厉害了。他开始看出来，日本人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要把西洋人在东方的势力一扫而光。他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但是他没法不关切英国。他知道英国在远东的权势有许多也是用侵略的手段得来的，但是他也不甘心就把那果实拱手让给日本人。在他的心里，他一方面同情中国，一方面又愿意英日仍然能缔结同盟。现在，日本人已毫不客气地开始挑衅，英日同盟恐怕已经没了希望。怎办呢？英国就低下头去，甘受欺侮吗？还是帮着一个贫弱的中国，共同抗日呢？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来。
他极愿和瑞宣谈一谈。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开口。英国是海上的霸王，他不能表示出惧怕日本的意思来。他也不愿对瑞宣表示出，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因为虽然他喜爱中国人，可是也不便因为个人的喜恶而随便乱说。他并无心作伪，但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以为只有个贫弱而相当太平的中国，才能给他以潇洒恬静的生活。他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谁知道一个富强了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呢？同时，他也不喜欢日本人用武力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人占据了中国，不单他自己会失去最可爱的北平，恐怕所有的在中国的英国人与英国势力都要同归于尽。这些话，存在他心中，他感到矛盾与难过；说出来，就更不合体统。战争与暴力使个人的喜恶与国家的利益互相冲突，使个人的心中也变成了个小战场。他相当的诚实，而缺乏大智大勇的人的超越与勇敢。他不敢公然道出他完全同情中国，又不敢公然地说出对日本的恐惧。他只觉得已失去了个人的宁静，而被卷在无可抵御的混乱中。他只能用灰蓝色的眼珠偷偷地看瑞宣，而张不开口。
看出富善先生的不安，瑞宣不由地有点高兴。他绝不是幸灾乐祸，绝不是对富善先生个人有什么蒂芥。他纯粹是为了战争与国家的前途。在以前，他总以为日本人既诡诈，又聪明，必会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现在，他看出来日本人只有诡诈，而并不聪明。他们还没有征服中国，就又想和英美结仇作对了。这是有利于中国的。英美，特别是英国，即使要袖手旁观，也没法子不露一露颜色，当日本人把脏水泼在它们的头上的时候。有力气的蠢人是会把自己毁灭了的。
他可是只把高兴藏在心里，不便对富善先生说道什么。这样，慢慢的，两个好友之中，好像遮起一张障幕。谁都想说出对友人的同情来，而谁都又觉得很难调动自己的舌头。
瑞宣刚刚这样高兴一点，汪精卫来到了北平。他又皱紧了眉头。他知道汪精卫并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可是他没法因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去掉脸上的羞愧。汪精卫居然敢上北平来，来和北平的汉奸们称兄唤弟，人的不害羞还有个限度没有呢？汪逆是中国人，有一个这样的无限度不害羞的中国人便是中国历史上永远的耻辱。
街上挂起五色旗来。瑞宣晓得，悬挂五色旗是北平的日本人与汉奸对汪逆不合作的表示；可是，汪逆并没有因吃了北方汉奸的钉子而碰死啊。不单没有碰死，他还召集了中学与大学的学生们训话。瑞宣想象不到，一个甘心卖国的人还能有什么话说。他也为那群去听讲的青年人难过，他觉得他们是去接受奸污。
连大赤包与蓝东阳都没去见汪精卫。大赤包撇着大红嘴唇在门外高声地说：“哼，他！重庆吃不开了，想来抢我们的饭，什么东西！”蓝东阳是新民会的重要人物，而新民会便是代替“党”的。他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党放下，而任着汪精卫把伪国民党搬运到北平来。
这样，汪逆便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他的以伪中央，伪党，来统辖南京与华北的野心，已经碰回去一半。瑞宣以为汪逆回到南京，又应当碰死在中山陵前，或偷偷地跑到欧美去。可是，他并不去死，也不肯逃走。他安坐在了南京。无耻的人大概是不会动感情的，哪怕只是个马桶呢，自己坐上去总是差足**的。
汪逆没得到“统一”，而反促成了分裂。北平的汉奸们，在汪逆回到南方去以后，便拿出全副精神，支持与维持华北的特殊的政权。汪逆的威胁越大，他们便越努力巴结，讨好，华北的日本军阀，而华北的日本军阀又恰好乐意割据一方，唯我独尊。于是，徐州成了南北分界的界限，华北的伪钞过不去徐州，南京的伪币也带不过来。
“这到底是怎回事呢？”连不大关心国事的祁老人都有点难过了。“中央？中央不是在重庆吗？怎么又由汪精卫带到南京去？既然到了南京，咱们这儿怎么又不算中央？”
瑞宣只好苦笑，没法回答祖父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