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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塞浦路斯是一所昂贵而势利的学校。如今，它正在变得更势利，而且我认为，更昂贵了。与它有特殊联系的公立学校是哈罗公学，但在我上学期间，越来越多的男孩选择进入伊顿公学。他们大多数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算不上什么贵族，这些人一般都住在伯恩茅斯或里士满的豪宅里，有私人汽车、私人管家，但没有私人农场。这里面还有不少外国人—有几个来自南美洲，比如阿根廷牛肉大亨的儿子，有一两个俄罗斯人，甚至还有一个暹罗王子，或者只是被称作“王子”的人。

黑佬鬼有两大野心。一个是吸引贵族子弟来校就读，另一个是训练本校学生考入公学并获得奖学金，尤其是伊顿公学。在我快毕业的时候，他确实成功地找到了两个真正拥有英国贵族头衔的男孩。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可怜的小家伙的模样，他看起来像个白化病患者，两眼无神，老是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嘴角流涎，长长的鼻子末端也总有一颗“露珠”在微微颤抖。每当黑佬鬼跟第三者提起这两个孩子时，他总会提到他们的贵族身份，刚来那几天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叫他们“某某勋爵”。毫无疑问，每当有客人来校参观时，黑佬鬼总有办法让访客注意到这点。记得有一次，其中一个金发小男孩在吃饭的时候噎住了，一条长鼻涕从他的鼻子里流到了盘子上，样子看起来很可怕。换作其他任何普通小男孩，黑佬鬼都会骂对方“肮脏的小畜生”，并会立刻命令他滚出这个房间。但是这次黑佬鬼和老滑头却一笑而过，并以“毕竟只是个孩子”敷衍过去。

所有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学校毫不掩饰的照顾与偏爱。圣?塞浦路斯学校仍有一丝维多利亚时代“私立学校”的影子，可以通过特殊手续收入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当我后来在萨克雷的小说中看到这类私立学校的介绍时，立刻发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富家子弟们上午课间喝牛奶、吃饼干，每星期上一两次骑马课，老师们与他们嬉戏玩乐，并亲切地称呼他们的教名，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挨过鞭子—当然，除了南美人，他们的父母都离得太远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觉得黑佬鬼应该从未鞭打过父亲年收入远高于两千英镑的男孩。他有时候也会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学校声望。偶尔，他会通过特殊安排大幅降低学费，去录取一名似乎能够获得奖学金的男孩，借此给学校带来声誉。我本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圣?塞浦路斯就读的，否则我上这么昂贵的学校我的父母可负担不起。

一开始，我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学费有被减免。直到我十一岁的时候，老滑头和黑佬鬼才告诉我这件事。头两三年里，我和普通学生一样忍受着学校日常生活的煎熬。接着，在我学完规定的希腊语后不久（一般学生八岁开始学拉丁语，十岁开始学希腊语），我进入了奖学金班，这个班的古典文学课主要是由黑佬鬼本人亲自教授的。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班上的男孩们不得不拼命学习，就像是圣诞节里那只被塞得满满的鹅一样可笑。这算哪门子的学习！让一名有些天赋的男孩，在十二三岁的年纪，仅仅凭借一场竞争激烈的考试来决定自身的前途，这听起来就糟糕透了。当然，还有一些预科学校成功将学生送入伊顿、温彻斯特等公立名校，并教导他们分数并不代表一切。但在圣?塞浦路斯，坦白地说，整个过程就是在为欺诈做准备。你的工作就是一字不差地学习他们教你的东西，让考官误以为你学识渊博，并且尽可能地避免让你的脑子过载。对于升学考试毫无价值的科目，比如地理，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如果你想要通过“古典学科”考试升学的话，连数学也会被抛弃。他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教授科学—实际上，在当时，科学居然被如此轻贱，就算你只是对自然历史感兴趣都不行—即便他们鼓励你在业余时间看书，那也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对升学有益的课外书。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我们的主要学习科目，但即使是这两门课也被刻意以一种浮夸而不健康的方式教授。例如，我们从来不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书，我们只读那些被挑出来的短文，因为它们很可能被拿来用作“即席翻译”。在我们申请奖学金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复习往年的获奖论文上。黑佬鬼那里能找到所有公立学校往届的获奖论文。但其实最令人愤慨的还是历史课。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毫无意义的奖项，叫作哈罗历史奖，每年都有许多预科学校参加。圣?塞浦路斯一直都对这个奖项志在必得，这是这所学校的传统，我们这届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非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精心收集了自大赛开始以来的历年真题，所以这并非吹嘘。比赛里的问题都很愚蠢，答题方式是抢答出问题中的名字。穆斯林贵妇是被谁抢劫了？是谁在一艘敞篷船上身首异处？谁发现了辉格党人在洗澡，还偷走了他们的衣服？我们所有的历史教学几乎都是在这个水准上进行的。历史变成了一系列毫不相关且难以理解的事件—从没有人尝试着让我们真正了解历史，只是罗列出所谓的重大事件，并将其冠以激昂且响亮的称呼。迪斯雷利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光荣的和平。克莱夫惊讶于自身的节制。皮特呼吁在新世界恢复旧世界的平衡。还有相关的日期，以及记忆方法（例如，你知道吗？“这个女黑人是我的姑姑：谷仓后面有她的房子”的首字母也是玫瑰战争中“战争”的首字母）。老滑头是高年级的历史任课老师，她对这类东西最为痴迷。我还记得那些兴高采烈的男孩子们在自己的座位上上蹿下跳，急急忙忙地想要抢答出正确的答案，但同时，他们却对自己所回答出的那些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毫无兴趣。

“1587？”

“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1707年？”

“奥朗则布去世！”

“1713年？”

“乌得勒支和约！”

“1773年？”

“波士顿倾茶事件！”

“1520年？”

“哦，妈妈，求你了，妈妈—”

“求你了，妈妈，求你了，妈妈！让我告诉他，妈妈！”

“好！1520年？”

“金旗之野！”

诸如此类。

但历史和其他二级科目终归还算有趣。真正的压力其实来自“古典学科”。回顾过去，我发现虽然我那时比任何时候都要努力，但却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别人对我的要求。我们围坐在一张由浅色硬木打造的干干净净的书桌前，黑佬鬼会想方设法让我们集中精神，或激励，或威胁，或劝勉，偶尔开开玩笑或表扬某人几句，反正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悬梁刺股一般。

“继续，你个小懒鬼！继续，你这个又懒又没用的臭小子！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懒到骨子里了。你为什么犯困？因为你吃得太多了！谁让你吃那么撑的。接着背书，注意力集中，都不带脑子吗？脑门不出汗怎么行？”

他会用那根银色铅笔敲打别人的脑袋，印象中，那玩意儿足有香蕉般大小，分量也足，完全可以敲得你满头包。他也会揪你耳朵旁的短发，偶尔还会拿脚踹你的小腿。要是他哪天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就倒霉了。他会说：“很好，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都盼了一早上了，来吧，你个没用的小懒鬼，到我办公室来吧。”接着，“啪，啪，啪，啪”的鞭打声就传来了，等到某个倒霉鬼回来，已经满身鞭痕，疼得龇牙咧嘴—后来，黑佬鬼扔掉马鞭，换成打人更疼的藤条—然后接着背书。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我确实记得不止一次，在背拉丁文背到一半时被带出房间打了一顿，然后回来继续背。要是谁认为这招不管用，那可大错特错了—它们在这类特殊目的上的效果极为出类拔萃。事实上，我怀疑要是没有体罚，古典学科的教育估计都很难成功进行下去。男孩们自己也相信它的功效。有个男孩叫比彻姆，不是太聪明，但他显然急需一份奖学金。黑佬鬼像抽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一般逼着他朝目标赶去。他去参加了阿平汉姆公学的奖学金考试，回来后自觉考砸了，一两天之后又因懒惰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我真希望能在参加考试前挨这顿鞭子。”他伤心地说—这句话让我在心里狠狠地鄙视他，但我完全能理解。

奖学金班的男生所受到的待遇并非一视同仁。如果男孩拥有富裕的家庭而不在乎学费那点开支，黑佬鬼就会像一名严厉但慈祥的父亲一样鼓励他，开开他的玩笑，用指头点点他的胸膛，也许偶尔还会用铅笔轻敲他的脑瓜子，但不会揪头发，也不拿鞭子抽他。受苦的是那些贫穷但“聪明”的男孩。我们的头脑是一座金矿，他把钱投资给我们，红利就必须从我们身上压榨出来。在我还没有弄清楚我和黑佬鬼的经济关系之前，我就已经明白，我和大多数其他男孩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所学校的学生实际上分为三个阶级。少数贵族或百万富翁组成了第一阶级。普通郊区富人的孩子是第二阶级—他们构成了学校的主体。还有极少数像我这样的穷小子，包括牧师、驻印度公务员、穷困寡妇的孩子，等等。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被禁止参加射击和木工等“课外活动”，还常常因衣着寒酸和经济拮据而备受侮辱。比如，我从来没能拥有一块自己的板球拍，因为“你的父母买不起它”—这句话伴随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在圣?塞浦路斯，我们的兜里禁止揣着钱，必须在开学的第一天“上交”，然后可以在监督下定期使用。即使我们有钱，像我这类第三阶级的男孩还是会被禁止购买类似飞机模型这样昂贵的玩具。尤其是老滑头，她似乎总是有意地在向贫困的男孩灌输一种谦卑低下的世界观：“你认为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买这种东西吗？”我记得她对某个男孩说过—而且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的：“你知道你长大后不会有钱的，没错吧？你不是什么有钱人，所以你必须学会懂事。别自以为了不起！”还有每周的零用钱，我们把它们用糖纸包好，由老滑头统一分发。百万富翁的孩子每周有六便士，普通富人家的孩子每周有三便士，我和另外一两个人每周只有两便士。我的父母没有让学校这样干，每周节省一便士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这意味着地位的高低。更糟糕的是过生日。每个孩子在生日那天都有一个插着蜡烛的大的冷冻蛋糕，大家在用茶时一起分享。这是学校惯例，由孩子的父母买单。虽然我的父母很乐意为它买单，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蛋糕。年复一年，我从来都不敢多问，我只能悲哀地希望今年自己的生日那天会有一个蛋糕出现。有一两次，我甚至冒失地在同学面前假装这次我会有一个蛋糕。然而等下午茶的时间到了，并没有蛋糕出现，我的人缘也变得更差了。

我很早就被灌输这种想法：除非我成功考入一所公校并获得奖学金，否则我就不可能有一个体面的未来。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不获得奖学金，要不十四岁就退学—用黑佬鬼最喜欢的话说就是，只能找个年薪四十磅的活儿去办公室给人打杂。就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我没办法不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在圣?塞浦路斯，人们普遍认为，除非你进了一所“好”的公校（只有大约十五所学校属于这一类别），否则你这辈子就完了。想要让一名成年人理解孩子们的这种压力并不容易。随着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十一岁，十二岁，然后是十三岁，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年—所有的孩子必须鼓起勇气面对一切困难，去迎接那场决定一切的考试！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只要我还清醒着，名为“考试”的东西就会始终充斥在我的脑海里。它也终日出现在我的各类祷告中：每当我抢到了如愿骨，或捡到一块马蹄铁，或向新月七次鞠躬许愿，又或者通过一扇许愿门并且没有碰到门框，我都会祈求上帝保佑自己能顺利通过考试。但奇怪的是，我同时还被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拒绝学习的冲动所折磨着。有些日子，我看到课本就感到恶心，就算是只面对一些最简单基本的问题，我都能像只动物一样久久地傻站着发呆。等到了假期，我就更没办法安静下来认真学习了。有些奖学金班的学生可以得到一名叫作巴切勒先生的人的额外辅导。他是一个体毛旺盛但和蔼可亲的人，衣着蓬松杂乱，住所有着典型的单身男性特征—屋内堆满了书，空气中还弥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烟草气味—他就住在镇上的某个地方。在假日里，巴切勒先生会寄出一叠拉丁文文章的摘录让我们翻译，按惯例我们需要每星期寄一份作业回去。我也弄不清为什么，就是动不了笔。桌上那空白的信纸和黑色的拉丁语词典，还有逃避责任的想法，让我假日的闲暇心情**然无存，但不知怎的，我就是写不出一个字。等到假期结束时，我往往只能给巴切勒先生寄去五十或者一百行译稿。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这次黑佬鬼的藤条不会抽在我身上。但在学校期间，我仍然无法摆脱这种状态，时常表现出一种懒散而迟钝的样子，从而显得越发丢人现眼。最后我甚至发展出了一种微弱的抗争心态。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内心的愧疚，但却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我也不能肯定是前者还是后者—去认真改正。很快，黑佬鬼或老滑头就派人来找我了，而这一次，可不是一顿鞭子能解决的事情了。

老滑头会用她那恶毒的眼睛审视着你的全身（我不知道她那双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也许是绿色的？但实际上没有人的眼睛是绿色的。可能是淡褐色的吧）。她的谈话风格怪异而直指人心，充斥着花言巧语和恃强凌弱的味道，能轻易地攻破一个人的内心防线，让他深受内心深处善良本性的煎熬。

“你现在这个样子太不像话了，不是吗？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你的父母拼命挣钱供你读书，你却在这儿游手好闲，虚度光阴，你觉得自己对得起他们吗？你想放弃你自己吗？你知道自己的家庭并不富有，对吧？你清楚你的父母无法像其他男孩的父母那样供你读书，给你买玩具。如果你拿不到奖学金，你还怎么去公校读书？我知道你妈妈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你想让她失望吗？”

“我想他已经不想再继续读书了，”黑佬鬼对老滑头这样说着，仿佛把我当成了空气，“我想他已经放弃了升学的想法了。他只想成为一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小打杂。”

此时，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我的胸口在发胀，鼻子在发痒—已经要忍不住了。接着，老滑头打出了她的王牌：

“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对我们公平吗？你知道我们为你都做了什么，对吧？”她的目光宛若利剑般深深地刺入我的内心，虽然她没有直言，但我很清楚，“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让你待在这里—假期我们甚至让你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好让巴切勒先生辅导你的学业。你知道的，我们并不想把你送走，但我们不能让一个孩子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在这里浪费粮食。你的所作所为，我并不认可。你觉得呢？”

我还能干什么？除了一声可怜的“不，妈妈”或者“是的，妈妈”—具体视情况而定，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我的状态显然不太好。虽然极力忍住，但在某些时候，那些眼泪仍旧会从眼角挤出，顺着鼻子流淌而下。

老滑头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地指明我只是个免费生，因为相比前者，类似于“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这样含糊不清的话语毫无疑问能拥有更深的感染力。至于黑佬鬼，他并不希望学生们喜欢他。所以他一如既往地，用一种傲慢而浮夸的语气，张嘴吐出最残忍的刀子。“要不是靠着我的资助，你早就待不下去了。”这时候他最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了—至少我在某次挨鞭子的时候就听到了。不过我得说明一下，这样的场面其实并不多见，只有一次当着别的孩子的面发生过。在公共场合，他们一般会提醒我，我很穷，我的父母“负担不起”这个或那个，但从来不会直接明说我是靠他们的资助读书的。只有在我的功课变得异常糟糕时，这句话才会被当作最终的致命武器拿出来。

想要弄清楚这种事情对一名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的影响，我们必须牢记，儿童对一件事发生的概率以及轻重缓急程度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一个孩子可能极端自我并叛逆，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相应的经验，让他有信心做出正确的判断。总的来说，他对于别人说的话接受程度很高，他总能以最异想天开的角度理解并相信周围成年人的知识和力量。下面就有一个例子。

我在前文曾经说过，在圣?塞浦路斯，我们是禁止拥有自己的小金库的—不过，我还是能想办法给自己存下一两个先令。有时我会偷偷用这笔钱去买些糖果，然后藏在操场围墙上那爬得满满的常春藤里。有一天，当我被派出去跑腿时，我顺便跑到学校一英里外的一家糖果店，买了一些巧克力。当我从商店里出来时，我看见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名个子不高，脸颊消瘦的男人—他似乎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帽子上的校徽。我顿时感到一阵恐惧感席卷全身。毫无疑问，这人是黑佬鬼派来跟踪我的！我故作轻松地转过身去，然后，迈着两条仿佛灌了铅的腿，笨拙地跑了起来。不过等过了一个拐角，我又强迫自己放慢脚步—因为转身跑路看起来特别心虚。而且我坚信，镇上到处都是黑佬鬼的密探。整整两天，我都在等着被人揪去校长办公室，但令我惊讶的是，并没有什么人来找我。在当时的我看来，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手底下养着一群密探，这可再正常不过了，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过雇佣这群人是要付钱给他们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一个成年人，无论校内校外，都会无条件地自愿帮助学校阻止我们违反校规。黑佬鬼是无所不能的—这不是理所应当吗？他的密探到处都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想我还不到十二岁。

我恨黑佬鬼和老滑头，这是一种同时混杂着羞愧和懊悔的复杂心情。但一码归一码，我从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判断。当他们告诉我，我要么考入公校并赢得奖学金，要么在十四岁时成为一名办公室的勤杂员时，我坚信我的未来只能二者择一。最重要的是，当黑佬鬼和老滑头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恩人时，我毫不犹豫地就相信了。当然，我现在明白了，对黑佬鬼来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投机商品。他把钱投在我身上，借此获得不菲的声望。如果我的成绩突然退步了—就像某些原本有前途的孩子突然变得不堪造就了，我想，要是那样的话，他很快就会让我滚蛋了。当然，实际情况是，我为他赢得了奖学金。而他则充分利用了这点为他的学校打响了名声。但是，一名孩子很难意识到其实开学校跟做生意没什么两样。孩子们更愿意相信学校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教育，而校长管教他们要么是为了他们好，要么只是单纯喜欢打人罢了。老滑头和黑佬鬼认为他们是真心为我着想，他们表达友善的方式包括鞭笞、责备和羞辱。在他们眼里，这是为了我好，避免我自甘堕落，成为一名办公室打杂的—这是他们的理解，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按道理说我应该对他们感激涕零。但实际上，我并不感激他们，我很确定。相反，我非常讨厌他们。我无法控制自己的主观感受，却也无法欺骗自己。但是憎恨自己的恩人，是不是显得这个人太坏了？我是被这么教导的，也是相信这些的。孩子们会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些行为准则，即使他们违反了这些规则，他们的内心也清楚自己做得不对。从八岁甚至更早的时候，一股深深的罪恶感就始终背负在我身上。即使我装出一副冷漠且目中无人的样子，那也不过是经历过无数羞辱和灰心后的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在我的童年时光，我始终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我很没用。这种想法让我虚度光阴，荒废才能，而且显得极其愚蠢、邪恶并且忘恩负义—而这一切似乎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的生存之所有着万有引力般的铁律，但我却很难遵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