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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人们印象中的美女加才女，仿佛都是多愁善感，吟诗填词，弹琴吹箫。然而，这大概是个错觉。宋代才女李清照就以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证明，她不仅仅会诗词文赋，还精通金石之学；后来在南渡的颠沛流离中证明，她还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一个有着男儿豪放气质、关心天下大事的伟大爱国女性。
林徽因也是如此。人们往往只从关于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中，从她的社会交往中，从她的情感经历中，感知她的美丽、才华和性情。常常将她想象成一个多愁善感、蒲柳弱质的小女人，或是至多会一点诗词、懂一些外语的小资范儿。其实，林徽因一生的作为、建树和命运表明，她不愧是一个学贯中西、视野开阔，对民族文化有着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非凡女性；不愧是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她无愧于家族的荣誉、时代的厚爱、历史的眷顾。
林徽因不是眼界只囿于家庭儿女的女性，尽管她非常看重家庭亲情；也并非一个纯粹的诗人，尽管她天性中有着浪漫情怀。在她早年选择的人生理想—建筑研究领域里，她的建树非常突出，堪称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之一。她是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女教授，第一位女建筑师，而建筑领域通常是男人们纵横驰骋的天下。
作为诗人、作家的林徽因有着浪漫诗意的想象力，有着细腻深刻的情感体验。在“太太客厅”那样高雅的艺术沙龙里，她是那样神思飞越，侃侃而谈。在从事建筑学考察研究的时候，她表现出来的却是科学家严谨细致的务实作风，测绘、勘察一丝不苟。她常年和丈夫一起外出考察古建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处寻访那些古代遗存的楼台、石桥、寺庙、高塔，透过厚厚的岁月积尘，勘定年月，揣摩结构，计算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
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共同走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两百多处古建筑物，获得了许多远溯唐宋的重要发现。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认识并加以保护，如河北的赵州石桥、山西朔州市的应县木塔、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等等。她坐在开往太原的列车上经过榆次时，从窗口无意地一瞥，便察觉到远处的雨花宫非同寻常。后来的考察结果证实，它是一座建于公元1008年宋代初期的木结构建筑，是古建筑中简洁结构的重要例证，体现了中国建筑风格由唐到宋的过渡，在建筑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1936年，为了实地测量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祈年殿在古代是皇帝祭天的场所，在祭祀时都不要女性在现场，而林徽因居然踏上其屋顶，足见其豪迈不羁的个性。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古建筑工作中最重要、最辉煌的发现，就是山西五台山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正是林徽因首先敏锐地留意到佛光寺梁上的字迹，为确证寺庙的年代提供了有力依据。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砖木构建，易朽坏。当时已不知中国境内是否还有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日本人曾经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
他们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很多材料，结果有重大的发现。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有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标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见到一本《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志》，里面有佛光寺的记载。梁思成和林徽因猜测这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进香的人也不多，比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
对林徽因来说，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山西之行。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乘火车到太原，再坐车到一百二十多公里外的东治。到了东治，由于山路狭窄崎岖，路沿着陡峻的山崖迂回前伸，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深崖，有时候连毛驴、骡子都害怕得腿颤抖着不肯前行。他们只好骑着驮骡慢慢前行，往五台山进军，也不知沿路有没有他们要找的建筑。他们这样走了两天，终于在南台外圈找到了佛光寺大门，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三十公里的佛光寺。
在1937年6月26日的黄昏时分，他们望见了夕阳下金光四射的宏伟殿宇。佛光寺矗立在高坡上，黄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了它苍劲朦胧的轮廓，让一行人不禁发出了惊喜的赞叹。只见古木参天，山门幽闭，墓塔森森，特别是那硕大而简洁的斗拱和高挑远翘的飞檐，还有柱头、门窗，处处都像出自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手艺。
佛光寺坐东朝西，南、北、东三面群峰环抱，西面地势阔而豁朗，整座寺庙显得气势不凡。进得山门，前后有两个院落，两个院落都很宽阔，殿、堂、楼、阁、窑、房、厩、舍井然有序。佛教以东为上，后院的东大殿是正殿。正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均未施油漆彩绘，而用土朱涂刷，看上去素洁古朴。正坛有如来佛陀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无数尊者和金刚侍立两侧。据史料记载，这座寺院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五台山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唐武宗“会昌灭法”时，佛光寺被毁，十二年后，由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募资重建。
第二天，林徽因和同事们就开始了仔细的调查。那里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以及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泥塑、石刻、壁画、墨迹，荟萃一处，都显示出了晚唐建筑的特征。推开古老厚重的大殿门，大殿中有一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据寺僧介绍说是武则天的塑像。
考察人员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黑暗和尘土秽气中进行测量、画图和拍照。大殿屋顶藻井是一间黑暗的阁楼，藻井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屋檩上吊挂着成千上万只黑色蝙蝠，尘土中还堆积着许多蝙蝠的死尸。蝙蝠聚集在黑暗的角落，翅膀扇动着令人窒息的尘土和秽气。不料照相时镁光灯闪亮惊飞了蝙蝠，被惊扰的蝙蝠在他们身上飞来撞去。没想到底下还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它们以吸食蝙蝠血为生。他们身上和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浑身奇痒难耐。头几天，他们就这样不停地爬上爬下与蝙蝠、臭虫周旋，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细细看过了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还是整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其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他们还看到了古老的人字形“叉手”承脊栋—这种结构过去只从《营造法式》上读到过，也许这是国内仅存的孤例。这些发现顿时让一行人兴奋不已。正如梁思成后来写道：“……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刻最感快慰。”
不过，只有找到明确无误的文字记录才能确证这是一座唐代建筑。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搭起支架，洗去了大梁上积得厚厚的灰土。第三天，林徽因毅然第一个爬上高悬的大殿脊檩，寻找可能的文字依据。即使对男人来说，这都是件艰辛而又危险的事。只见上面一片漆黑，打亮手电就只见檩条盖满了千百只蝙蝠，竟然驱之不散。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她注意到有很淡的墨写字迹。这个发现对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人们来说犹如电击一般，如果是明确的年代日期，他们将不虚此行。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她费劲地辨认了半天，终于见到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其余则依旧模糊一片。她想起在大殿外的经幢上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名字，急忙跑出去核实。果然，经幢上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且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刻字。这是明确的唐代纪年！假定石柱是大殿建成不久后立的，已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唐代建筑。太高兴了，他们把布单撕开浸上水不断擦拭。梁上涂着土朱，一经水浸，字便显了出来，水一干马上又消褪了。然后，林徽因边清洗尘垢，边仔细寻找辨认那些文字记录，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名称。在最右边两丈高的那根梁上，林徽因隐约辨出了梁底有墨迹，费了足足三天时间，才读完整个梁面的题字，字体宛然是唐风，“功德主故军中尉王”正是唐代宦官监军时的职务。
原来宁公遇就是捐资建造佛殿的女施主，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大殿中那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并不是寺僧所说的“武后”塑像，而是女施主宁公遇夫人。这一切确证，林徽因和同伴们发现的佛光寺大殿，是当时国内已知的现存最古老的唐朝木结构建筑！
日本学者此前的论断被打破了，中国还保存有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大家的狂喜不言而喻，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殿前庭院里一片灿烂。他们取出本来用作应急的饼干、牛奶和沙丁鱼罐头，顾不得将来的断餐之忧，先倾其所有地大大饱餐了一顿，以示庆贺。
林徽因还专门站在“女弟子宁公遇”塑像前，让梁思成拍了张纪念照。也许，她是要感谢这位唐代虔诚礼佛的女子，在香雾袅袅中端坐千年，留下这辉煌的唐构佛光寺。
此后，他们一行人又看了附近的显通寺、塔院寺、万佛阁、罗候寺、圆照寺等二三十所庙宇，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这更让他们对佛光寺的发现充满了欣喜。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即致信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了佛光寺的历史价值，建议他们立即制定出一个永久性保护办法。回到北平后，林徽因见到朱自清和萧乾，还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考察经历。
这无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发现。梁思成称它为“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直到今天，佛光寺东大殿仍是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961年，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梁思成发表在英文版《亚洲杂志》1941年7月号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这样写道：“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学家，一位妇女，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难得的古庙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
这是梁思成在向自己的妻子致敬。
林徽因和梁思成三次到山西考察，发现了华严寺、云冈石窟、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木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晋祠圣母殿、鱼沼飞梁等古建筑，并因此破解了成书于宋代的古代建筑学“天书”—《营造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