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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的日子
文刘希凡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过的。那时的北京城才四百多万人。古城墙四围，古城门仍在。蓝天高高，白云淡淡，远处的西山依稀可见。那时也正值“文革”期间，学生不用上学，摆脱了考试和升学的烦恼——所有学校都关门了。我们一帮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趁着不用上学的大好时机，每天就在这蓝天白云下的古城边，玩得不亦乐乎。
偷桃
在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小孩都特馋。如果哪儿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处。那时西出阜城门三里就是农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西边是生产队，还有乱坟岗子。生产队的菜地里种着茄子、青椒什么的。这些玩意儿没吃头。要是种西红柿，那一定绝收——全让我们给包圆儿了。村头路口有一排大槐树，春天一到，满树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说那槐花不但闻着香，吃着还甜。这下我们来劲了，手持长竹竿，跑到树下打槐花。那槐花虽不如水果糖那么解馋，也有几丝甜意。于是，我们几根竹竿一搅和，一树的槐花被捅下来一半。先坐在树下吃够了，然后把剩下的兜回去。临走还看着树尖上没捅下来的槐花，想着下次带根长点的竹竿或干脆上树。
到了每年六月中下旬，最诱人的地方是大院北边临街三里的桃园了。那些桃子香飘四溢，见白见红地挂在树上，**力太大了，于是，偷桃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三百亩桃园归月坛公园果农班管理。果农们不但给桃树施肥，浇水，还负责对付我们。这片三百亩的桃园全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还种着带刺的灌木。一到收获季节，果农们日夜轮班，巡逻护桃。
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且我们是“团伙作案”，让他们防不胜防。往往我们能轻易得手：在桃园里挑大个的、软乎的照饱了吃，顺手再揣几个回院里向其他哥们儿炫耀，也可以给他们解解馋。这样一来，大家都尝到了桃子的甜头，每年的偷桃大军不断壮大。这令果农班的师傅们头痛不已。果农班的班长姓高，人称高师傅，个子也高，估计是个复员兵。果农班的农工享受工人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不知为什么，他们非要同我们这些小孩子较劲。如果古时文人“偷书不算偷”的话，那孩子们吃个把桃子就更不是偷了，就算“拿”吧。如果高师傅隔三差五地给我们送两筐桃子来，我们一人吃仨也就饱了，谁还去“拿”？也省得他们天天转圈巡逻了。我们在桃园里连吃带扔，不知祸害了多少桃子……但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不能指望高师傅赏咱们桃子吃，还得自己去“拿”。
某日，我们几位又要下手了。这次我把家里的老虎钳子拿来了，这玩意儿是剪铁丝网的快手。由于我有钳子，所以充当了“尖刀班”的角色。在一片灌木稀疏的僻静处，我钻进去就开剪。刚剪几下，衣领忽然让人揪住了。回头一看，不好！是高师傅！这时几个同伙已做鸟兽散状逃走，剩下两个铁杆在旁边看着我干着急。忽然，他们冲我大喊：“钳子，钳子！”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乘高师傅不备，抬手把钳子扔给了他们。他们拿着钳子，一溜烟就不见影了。高师傅抓到我顶多批评教育，但是如果拿到我的钳子，一定会没收——那玩意儿值三块多钱呢，能买十斤好桃。高师傅看我把作案工具“转移”了，气得不行，但也拿我没脾气，打不能打，骂不能骂，气哼哼地带我去找家长。到了家里，父母上班了，只有外地来暂住的亲戚在家。尽管高师傅把我一阵数落，但亲戚也拿我没招儿。后来，她根本没把这事向我父母汇报。钳子保住了，前些年我回国时，还看到那把旧钳子躺在工具盒里，但是那三百亩桃园却早就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楼房。农工班的师傅们也不知去向了。
如今的孩子们生不逢时，没有了要练本事、上树下河的空间，也没有了“拿桃”的乐趣。他们小时候不缺吃穿，要吃桃子家里一准儿给买，为什么要去桃园“拿”呢？其实这不是桃子的问题，而是那种“拿”法特刺激，又惊险，又曲折，还有点英雄主义。吃买来的桃子没味儿。
滑冰
我们小时候，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尿一泡尿都能结成冰柱。天气越冷，我们这帮孩子越高兴——滑冰的季节到了。那时我们人小，也没有冰鞋，就自造冰车在湖上滑。冰车是在一块大木板下边装上两根粗铁丝。这样，铁丝在冰面上摩擦力很小。滑冰时手持两根尖细的长铁钎子，人坐在冰车上向后戳冰，有点像撑船的意思。我很笨，自己不会做冰车，我的冰车还是我爸爸做的。为了打造滑得快的冰车，有的孩子去工厂搞来三角铁。那玩意儿装在冰车底下比铁丝的摩擦力还小，而且还能越过小的障碍物。
从家里去邻近玉渊潭公园里的八一湖或后湖滑冰，只要走三站路，本来很近，后来，江青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把相邻的玉渊潭公园封了一大半，我们去滑冰就要绕路了，还要过一条上了冻的河。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多几步路不算啥。家里大人们都上班，中午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后，一帮小子就扛着冰车去滑冰，到天黑才回家。我们在湖面上追逐嬉闹，每次都是浑身大汗。去的时候大家都戴着大棉帽子，玩了一阵子后，一摘帽子，每个人的头上都是小蒸锅——热气腾腾的。有时玩累了就跑到岸边上休息。北岸边是一片土坡，上边长满了松树，十分僻静。自然，这里也就成了我们的“野外厕所”。有时，我们会发现树丛后边隐蔽处，常有一男一女在一起“鬼鬼祟祟”的。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没干好事。我们满脑子的坏水也告诉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捣乱。于是，我们每人手持几个大土块，隐蔽接近。待到射程之内，“万炮齐轰”，然后呼啸而散。遭到突袭的或真或假的“鸳鸯”们，往往也是掉头就跑，不见了踪影。有个别的男方胆子大一点，但也只是站起来吼两声而已，从来没人敢来追我们。话说回来，他们也追不上。袭击成功后，我们还不甘心，过一会儿还要潜回去勘查一下现场，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一次，那对男女又回来了，他们的遭遇可想而知——又是一顿土块的袭击。一九八三年时我去上海出差，傍晚时在外滩上看到一对对情人挤在一起谈恋爱，我当时就想找土块，可怎么也找不着——周围都是水泥地。
我们这些无忧无虑也无须上学的少年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度过了美好时光。每次滑冰一去就是近四个钟头。这期间没吃没喝，也没有取暖的地方。到身上的热乎气散尽了之后，我们就拖着疲惫的脚步，穿着湿透冰凉的衣服回家。我现在这点抗饿耐寒的本事，全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经过一个冬天，滑冰的技术已是炉火纯青。我们不但能把冰车滑得飞快，还可以玩急转弯、急停等特技，臂力和耐寒的功夫也大有长进。但是，好景不长，冬去春来，冰面松软了，开始融化了。我们一年一季的浪漫滑冰生活也到了尾声。
这时，同NBA的季后赛一样，最具挑战的时候到了。当冰面向阳的一边融化之后，我们开始比赛：谁的冰车能最接近水边，谁就最牛。这似乎是不要命，明摆着往冰窟窿里钻。其实，技巧大大的有。向阳一边的冰已经化了，水边的冰面很薄，难以承受重力，这是简单的物理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将冰车滑得飞快，在薄冰上快速掠过。当冰层刚刚裂开时，我们的冰车已经冲过去了。用这种玩儿法，我们一次次从冰层较厚处出发，猛冲向水边，然后画一个大弧线滑回原处。在接近水边时听到冰层断裂的尖锐声响，看到一条条新的冰缝在脚下产生并延伸而去，那真是刺激。
长大以后，不滑冰车了，换上跑刀，专攻速度滑冰。玩儿的方式变了，但我对冬天的热爱和追求冒险、刺激的嗜好，却是从滑冰车时开始的。
遛车
有的人喜欢遛猫，遛狗，但您听说过“遛车”吗？“遛车”当然不是在汽车上拴根绳，牵着汽车满街走，而是坐着汽车闲逛。注意这个“闲”字。请不要以为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有车族——我讲的是遛公共汽车。
我们这伙不用上学的少年，在家门口的地盘里玩儿腻了之后，就想着走出“领地”，去北京市其他地方转转。北京市大得很，这就要乘公共汽车。那时乘车的人不多，有时中途上车还有座位。进车门的第一个座位上写着孕妇专座。我们没念过几天书，都是小文盲一个，把“孕”字念成“学”字，成了“学妇专座”。我当时还想：公共汽车还挺照顾学生，为学生和妇女设了专座。
公共汽车不能白坐——要花钱买票。三站以内四分钱，五站以内七分钱……去个不远不近的地方，一会儿两三毛钱就没了。这谁花得起呀？！于是，我就让家里给买一张公共汽车月票。一票在手，四通八达，可乘市内汽、电车的所有线路。那会儿的学生月票是两块钱一张，在当时可买十一斤白面，不是小钱，家里都不答应。我们也就慢慢断了“遛车”的念头，去开发其他的玩儿法了。
我那时因为受冻，慢性鼻炎发作。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病，鼻子天天堵着，有点难受，又无碍大事。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大夫要求做理疗，隔天去一趟北京市儿童医院，一共三站地。这回不用我说话，家里立马儿给买了汽车月票。月票到手，“遛车”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