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笔与镜的追寻（第1页）

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降临蒙古高原时，我正站在锡林郭勒一处即将消失的冬营地上。那是二〇〇一年一月，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最后一位留守的老牧人宝音，正将他家传了西代的榆木勒勒车拆卸下来。车辕上深深的握痕，是曾祖父、祖父、父亲的手温叠加而成的。

“孩子们都在城里安家了，”宝音呵出的白气瞬间凝结成冰晶，“这辆车，他们用不上了。”他粗糙的手掌抚过被磨出包浆的木辕，像在抚摸一匹老马的脊背。不远处，推土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这片延续了百年的冬牧场，即将变成一座露天矿场。

我举起相机，却迟迟无法按下快门。取景框里，宝音与勒勒车的剪影在晨光中像一座正在融化的雕塑。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来到这里，不再仅仅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根，更是为了记录。记录这些在现代化履带下迅速消逝的风景、技艺、生活方式，以及它们背后那套完整的认知世界的体系。

笔与镜头，从此有了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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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文：为消逝的世界建立档案馆

最初的记录是从散文开始的。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给海日汗的21封信》，表面上是一位祖母写给孙儿的家书，实际上是一部游牧文明的微型百科全书。我在信中告诉这个在台北长大的蒙古族孩子：

“你的名字‘海日汗’在蒙语里是‘山之爱子’。可你知道吗？在我们草原，山不是风景，是方位标，是水源地，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爷爷们赶羊时从不看指南针，他们看山影的倾斜度——上午影子朝西，下午朝东，像巨大的日晷。”

这些文字看似轻柔，却承担着档案的使命。我记录即将失传的民间知识：如何通过云朵的形状预测三天的天气，如何从羊粪的光泽判断草场的营养，哪些草药能治人也能医畜。一位老读者来信说：“我父亲是最后一代纯正牧民，去年去世了。您的书，是他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最艰难的一篇是写《最后的驯鹰人》。在阿尔泰山麓，我跟随七十西岁的驯鹰人巴特尔生活了半个月。他的金雕“闪电”己陪伴他二十年，眼神锐利如刀。巴特尔说，现在年轻人没人愿学这门技艺了，“太苦，来钱慢，还危险。”他演示如何与鹰沟通——不是驯服，是建立生死与共的盟约。

文章发表后，巴特尔托人带话给我：“谢谢你把鹰的故事写下来。以后就算没有驯鹰人了，至少文字里还有鹰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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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镜头：收集即将熄灭的目光

二〇〇五年，我开始系统学习摄影。老师是蒙古族摄影家阿木尔，他第一课就对我说：“不要追求漂亮的风景照。你要拍的是目光——老人望向草原时的目光，母亲抚摸传统服饰时的目光，孩子第一次骑马时既害怕又兴奋的目光。”

我买的第一台专业相机很沉，挂在脖子上像一种责问：你配得上记录这些即将消失的瞬间吗？

在呼伦贝尔，我遇到一位制作马头琴的老匠人苏和。他的工作室堆满工具和木料，空气中弥漫着松香和木头刨花的味道。我连续七天去拜访，前六天只是静静坐着，看他如何挑选木材、听音、雕刻马头——那马头不是装饰，他说，是琴的灵魂，“琴弦震动时，马就在嘶鸣。”

第七天，苏和终于允许我拍摄。当他俯身用耳朵贴近琴箱，聆听内部共鸣时，我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后来在台北展出时，一位观众站在面前久久不动。她说：“我从没听过马头琴，但看着他的耳朵贴着木头的样子，我好像听见了草原的风声。”

镜头也记录疼痛。二〇〇八年，我亲眼目睹一片千年草场因过度开垦而沙化。狂风卷起沙尘，曾经能没膝的牧草如今只到脚踝。一位老牧民蹲在地上，抓起一把沙土任由其从指缝流泻，眼神空茫。我拍下这一幕，照片命名为《土地的遗嘱》。

这些影像在各地展览时，我坚持用蒙汉双语标注。不是为了标榜民族身份，而是为了让两种语言在并置中形成对话——汉语读者看到故事，蒙语读者看到乡愁，而所有人都能看到一种文明正在经历的嬗变与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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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讲：在离散族群中搭建回声壁

二〇一〇年，我受邀在北美蒙古族同胞会上演讲。台下坐着从硅谷工程师到牧场主的不同面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异国他乡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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