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世纪之约19791994（第1页）

进入八十年代的冰心，像一棵落尽了浮华的老树，枝干清癯，骨相嶙峋，却有一种洗练后的精神气。七十九岁那年，她做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前，医生担心：“您年纪大了，风险……”

冰心躺在推车上，望着天花板无影灯的光晕，平静地说：“眼睛是写作者的生命。看不清楚字，比死还难受。”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了，泰戈尔八十岁还在写诗呢。”

手术后第三天，纱布揭开。她眨了眨眼，看见窗外的紫藤叶子，每一片都绿得清清楚楚，叶脉像是用细墨线精心描过。护士递来一张报纸，她接过，头版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她逐字读着，眼睛有些酸涩，但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酣畅——能读了，又能写了。

恢复期间，她开始整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和书信。樟木箱一箱箱搬出来，摊在书房地上。尘埃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像时光的碎屑。她戴起老花镜，又嫌不够，再加一个放大镜，趴在纸上细细辨认那些褪色的字迹。

有1919年在贝满女中写的第一篇日记：“今日游行，声震屋瓦。我坐图书馆内，心亦随之震动。”字迹稚嫩，墨色己淡成浅灰。

有1926年从美国归国途中所写：“海水深蓝，一如去时。然我心己非故我。”纸张被海风湿过，边缘微微卷曲。

有1937年逃离北平那夜的潦草记录：“枪声如爆豆。抱儿蜷于床下。思及紫藤，不知明年花落谁家。”字迹颤抖，洇开几处，不知是泪是汗。

还有文革期间藏在水缸底下的那些：“今日扫街，见紫藤新芽破土。生命之顽强，令人泪下。”写在最廉价的草纸上，字小如蚁，却力透纸背。

她一篇篇翻看，时而微笑，时而拭泪，时而长久地凝视某一页，仿佛要透过字迹，触摸当年那个提笔的自己。吴文藻在一旁帮她分类，轻声说：“你这辈子，都在纸上活着。”

“不，”冰心抬起头，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是纸帮我记着，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整理工作持续了半年。最终成稿时，她给这部自述取名《世纪之约》。序言里，她写道：

“我与二十世纪有个约定：

我见证它，它塑造我。

从帝制的尾声到共和的曙光，

从抗战的烽火到建设的艰辛，

从浩劫的阴霾到改革的春风——

我这一双眼睛，看了近百年。

看的不是宏大叙事，

是普通人的悲欢，

是日常里的坚韧，

是废墟上重新开出的花朵。

这些零碎的、温热的记忆，

是我还给世纪的答卷：

看，我们活过来了，

而且，活得有尊严。”

《世纪之约》出版后，在文坛引起震动。不是因为它揭示了什么秘辛，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罕见的、跨越漫长岁月的、温和而坚韧的个人视角。年轻读者写信说：“原来历史可以这样被感受，而不是被叙述。”老朋友们则感慨：“婉莹，你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话。”

但冰心没有停笔。八十岁生日那天，她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人民文学出版社送来的聘书，请她担任《冰心全集》的主编。厚厚的聘书放在她枯瘦的手上，她着烫金的封面，良久，说：“好。但我要从头到尾，自己校。”

从此，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成了雷打不动的“校稿时间”。书房里摊开校样，她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握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校。遇到年轻时写的句子，她会停下来，轻声念出来，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一次，校到《寄小读者》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她笑了，对身边的助手说：“你看，年轻时写得多绝对。后来才知道，山也有活泼的时候——云雾缭绕，草木生长；海也有静的时候——月夜无波，平如镜面。”她在旁边用红笔注：“万物皆有其时。年轻时只见分别，老了方知圆融。”

校稿之余，她开始了一项新的工程：翻译纪伯伦的《先知》。有人不解：“您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再费神翻译？”

冰心放下手中的阿拉伯语对照本（她为此专门请了北大的年轻教师来教她基础阿拉伯语），缓缓说：“纪伯伦说爱，说婚姻，说孩子，说工作，说生死——说的都是人生根本的问题。我活到这把年纪，对这些话，有了年轻时没有的体会。翻译它，是把一个老灵魂的话，用中文再说一遍。这是……两个老灵魂的对话。”

翻译进行得很慢。有时一个词要推敲好几天，在几个近义词间反复斟酌。她常说：“翻译不是搬字过纸，是让一种精神在另一种语言里重新投胎。要小心，别伤了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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