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新型城镇化十论（第1页）
第十九讲新型城镇化十论
“人的城镇化不能一步到位，更不能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像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要造就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换血。”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人口这样多，速度这样快，情况这样复杂，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基层创新。”
——王志纲
背景简介
新型城镇化是今天中国的热点，也是各种问题汇集的焦点。有人期待它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吸收流动性，消化过剩产能，成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继续保持增长的发动机；有人则认为它只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城镇化的诸多问题在于倒因为果时间太长，不能再饮鸩止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如何从市场化的角度解读新型城镇化，如何更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满足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
结合这些年的研究和实践，王志纲对时下热炒的“新型城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新型城镇化既是今天中国的热点问题，也是焦点问题，国内与国外、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空间与时间等矛盾都在这里汇集起来。表面上看上去风光无限，底下却是暗流汹涌。
随便举出几个来都是险滩：比如户籍，都说户籍不是好东西，不改不行，但是如果产业、资源、体制各种要素配置不改变，取消户籍就不是开闸泄洪，而是炸坝泄洪，谁能承受？比如人们都在批评土地财政，但是少有人真正去解释形成这一机制的根本逻辑是什么？是分税制，还是为吸引产业转移而对资本做出的补贴？替代的途径是什么？是所谓的房产税吗？有人看见欧美有房产税，但是他们形成房产税的背景和运作环境又是怎样？再比如新兴产业，当然应该振兴，但是如果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振兴那几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你觉得现实吗？
我们面临又一次“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一次情况更复杂。如果说过去还是在河道里，还能看两岸的山头辨明方向，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长江口，迎面已经吹来了大海风。不管愿意不愿意，这股风潮已经在挟裹着我们往前走，全球化、信息化已经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过去用罗盘，今天需要全球定位系统，过去靠旗语、漂流瓶，今天有卫星电话。今天我们讨论新型城镇化，必须要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来回答什么是新，新在何处？过去的经验中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要修正的？回答不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还是在用小舢板的思维驾船出海，抵御不了大风大浪。
新的思路是什么，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肯定有不同的观点。农民有农民的利益，资本有资本的取向，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关注点。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要如何选择？有人要效仿西方，说按照国外的做法什么地方不合理；有人说西方老师已经不行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如何巨大。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注定是淌浑水，但为什么还要来趟一趟呢？首先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之外。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今天的中国就像黄河壶口一样，气势磅礴，但也泥沙俱下，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但也充满了活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参与并思考这些问题。八十年代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时候，东南西北大抽样，调研中国走势，当时那些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今天同样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九十年代我下海成立研究机构，从地产到城市战略，从产业到区域战略，几乎走遍了全国，很多有引领性的项目背后也都有我们参与。这些项目成功之后学习者众，但真正学成者寥寥。因为任何事情讲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人们看到的是结果，但是过程是什么，规律是什么，很难复制。各个地方资源不同，条件不同，适用的道路也不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只能靠自己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去做出新的探索。
1。人的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从政府角度讲，更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户籍、社会保障、廉租房、技能培训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来帮助农民落脚城市。
我先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上世纪初的上海。作为远东重要的大都市发展迅速，吸引了很多周边的人口进城。除了从广东跟洋行一起过来的大班买办之外，主要是从江浙农村来的劳动力，以宁波人为代表，先当伙计，然后做账房先生，再当职业经理人。陈云就是这样，家是青浦农村的，到上海来当伙计，接受新思想开始干革命。余秋雨他们家也是这样，父亲一个人到上海谋生活，他跟母亲一直在宁波余姚桥头镇上生活到十几岁，父亲说可以接来上海上中学了，才见到陌生的老爹。上学、工作到现在，余秋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阿拉上海人”。
还有个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全国“156”个工业大项目上马，两千多万农民进城做工人。这批人大多数都在城市留了下来。为什么他们能留下来？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有工作机会，这是工业项目带来的；第二是有落脚的地方，单身提供集体宿舍，结婚后有家属楼，虽然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面积很局促，但毕竟可以落脚，可以安家，工厂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子女顺理成章成了城市居民；第三是提供了相应的技能培训，技校、夜校，使这些洗脚上田的年轻人很快掌握了工作的基本技能，成为素质不错的劳动力，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这是两种城镇化道路：一个是非常典型的自发式城镇化过程，靠个人努力、乡亲提携，一个人先去城市打拼，老小留在乡下，两栖生活，逐渐过渡；一个是国家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做出的系统安排，从招工到配套，吃喝拉撒睡都考虑，虽然被说成企业办社会，效率不高，但是有合理性。这些年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考察，印度、土耳其、印尼，这些地方多是自发的过程，缺少有形的手的干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
无论哪一种道路，都要一两代人的过程，希望十年、八年就完成这个过程，要么是假的，要么后患无穷。从个人角度讲，许多人可能要像余秋雨他们家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往返于城与乡之间，要经过两三代人。我们应该鼓励、保护、尊重并协助农民的选择。在高速公路、铁路交通网络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就近寻找机会，往返于城乡之间，这种两栖的城镇化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
从政府角度讲，除了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工作机会外，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户籍、社会保障、廉租房、技能培训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来帮助农民落下脚来，获取技能，融入城市。
顺德就在做这种尝试。八十年代我去采访的时候，顺德像珠三角其他地方一样吸引全国劳动力，所谓“百万移民下珠江”。去年他们邀请我们去做新的战略，当年来的那些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二十年，有了下一代，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真正落下脚来，安居乐业，不仅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也对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实现城市升级有益。
人的城镇化看似是一个空间迁徙问题，更是一个时间变迁问题。人的城镇化不能一步到位，更不能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像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要造就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换血。
2。“流动”的土地
未来的出路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把近郊与远郊联系起来，把需求和供给联系起来——通过土地流转改变权属，通过土地开发权的转让改变用途。
不管新型城镇化蓝图如何去描绘，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其一是地从哪里来，其二是钱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经常纠缠在一起。城市建设需要地，产业发展需要地；农村建设需要钱，城镇投资也需要钱。城市有钱缺地，农村有地缺钱，这两者如何有机互动，是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城镇化是一个空间不断积聚的过程。成都前些年在学习上海经验基础上提出过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农民向城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农业时代，土地产出即便有差异，总体上来说差别也不大；工业时代单位土地的产出就产生极大的差异，服务业释放的土地潜力更大。所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能创造更多就业。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劳动力对工作机会的追逐，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
但现在问题是“居”不下来，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制度制约，比如户籍；其二是经济制约，农民有很大一笔资产是带不走的土地，无法变现，难以获得在城市立足的原始资本。
不解决这个问题，城镇化就永远拖着一条尾巴。即便农民已经在城镇找到了工作，附在土地上的收益仍然是他不能放弃的。如果能够把这份土地的收益变现，有可能成为他进入城市的原始积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农民有资产，但没有资本。城市土地资本化了，居民资产可以抵押借贷，也可以享受增值，而农村土地没有资本化，农民资产不能转化。
可行的出路在于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土地价值来源三个方面：一是在哪儿（区位），二是归谁所有（权属），三是干什么（用途）。资本化的过程就是改变权属和用途的过程。
现在的征地-批租模式，一是变权属，从农民（集体）手里变成国有；二是变用途，把农地改成建设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改成住宅商业用地。这种模式成为当前矛盾的焦点，政府成为唯一的土地提供者，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城市近郊不断被吞噬，而远郊则由于地租价值不高而缺乏投入，远郊的存量无法利用，而远郊与近郊的脱节又在制造新的差距。
未来的出路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把近郊与远郊联系起来，把需求和供给联系起来——通过土地流转改变权属，通过土地开发权的转让改变用途，开发权在国外是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成都、重庆在往这个方向探索。城市发展还需要地，一面是耕地红线守不住了，一面还有2。5亿亩的集体建设用地。要把这个存量调动起来，既可以保护耕地，也可以利用城市的资本进行乡村整治，还有助于农民进城。
这样的话会造成几个结果。第一，征地成本可能会提高，因为不仅需要买地，还要买开发权；但也可能会降低，因为供给增加了，可以通过市场化行为来平衡。第二，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决策的科学性，实现二次分配。把城市化的红利分一块给没有赶上城市化的次发达地区。第三，农民自主性增强，想走也能走。第四，保护了耕地。通过调动存量变流量土地，而不是纯粹增加城市土地。这边复耕完成了，那边才能增加建设用地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