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评议会民主的问题（第1页）
第四节评议会民主的问题
一、代议制与评议会制
如果说革命的精神在于恢复与开创，那么在革命之后，人们如何才能建构自由的空间、保存革命的精神？这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此问题上，阿伦特反对代议制，支持乡镇制（towership）、选区制（wardsystem）和评议会制（cilssystem）。她认为代议制完全忘记了革命的精神。在代议制下，政治退化为行政管理，公共空间已经消失。政治由少数专家参与，而不是各种意见的交流，公民参与仅限于选举，政治成为“用脚投票”的选举政治，革命前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又重新恢复。政治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公民只需要承认。代议制造成了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反感。公民将自由与幸福都理解为私人领域的事。“人民的自由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不要打搅它。只要让政府成为反对权力的权力，就可以保持这种简单的状态。”[38]
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中各种革命团体（societies）最后被政党取代的政治史，阿伦特发现政党体系居于主导，和民族国家一样，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政党取代革命团体，是集中的权力取代分散的权力，绝对精神取代公共精神。在议会和政党之中，充斥着各种党派纷争。这种纷争不是民主，而只是加剧了政党的腐化。对于现代政党政治，阿伦特非常失望。一个政治家和一个管家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管家处理的是必需物（ies）。可是政党政治就是管家政治，它以其职业化的管理和寡头的结构取胜。[39]
此外，阿伦特对职业革命者持怀疑态度。以列宁为例，列宁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政党根据现代权力集中原则形成。在1917年革命胜利后，列宁决定剥夺过去其他评议会（委员会）的权力，因为它们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党的生存。在此意义上，所谓“苏维埃联盟”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40]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政党总是从职业革命的政党走向一党专政的政党，因为它们总是陷入残酷的权力斗争和阴谋中，而不再需要传统的政治德性，诸如勇敢、信任、判断力等。阿伦特对政党政治的看法，混淆了一党专政与竞争性政党的制度。两党制和多党制都是对一党专政制度缺陷的克服。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政治德性融入现代政党制度中？
阿伦特将希望寄托在被代议制和现代政党击败的“小共和国”。比如法国革命中的革命团体、巴黎公社、杰斐逊晚年设想的选区制、苏维埃、1919年革命巴伐利亚建立的共和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建立的评议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特点在于其自主革命。参与者是真正的行动者，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私人利益的关注，不是事先被组织起来，也不是每年履行一次选举投票。在他们身上保留了真正公民的公共自由的精神。
对于公共精神的丧失，阿伦特则认为能够拯救它的只有行动。这种行动中贯穿着康德自主性（spoy）的自由精神，也贯穿着尼采开创行动的精神。在政治立场上，阿伦特受到罗莎·卢森堡很深的影响。阿伦特的母亲早年是德国共产党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是卢森堡的崇拜者。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早年也是德国共产党，他们都属于阿伦特所说的革命团体，而不是大的政党。阿伦特对左派中为人忽视的革命团体的认识受其家人的影响。她赞同卢森堡，因为她的问题是“共和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卢森堡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她保留了对公共生活与公民事务的关注。她关注的是世界，她投入欧洲政治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共和的理想’。”卢森堡持一种非功利的理想革命观，“她更害怕一种被扭曲的革命，而不是革命的失败。她不相信胜利的革命中没有人民的声音”。她反对把战争和经济作为革命的动机，“革命行动的组织只能在革命中学习，就像人只能在水中学游泳一样。革命不是被制造（made），而是自主地（spontaneously）爆发”[41]。这种“自主革命”同列宁的“制度革命”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行动在先，后者是制度组织在先。
阿伦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制造”代替“行动”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后突出的问题是思想与行动的分离，代议制就是例证。另一例证是在革命中用“制造”代替“行动”。在职业革命家那里，革命被用现代权力政治的方式计划和准备。他们主张运用暴力，将革命看作战争的延续。这种职业革命家很难说是坚持马克思的革命理想。马克思坚持的是社会公正和自由，他的革命是本体论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这一点卢森堡、阿伦特和马克思的精神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反对现代政治的精神。而职业革命家运用的是现代权力政治的方式、意识形态式的大众宣传、对经济和技术的崇拜、对不同革命团体的镇压和清洗、为民族国家不择手段，所有这些与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权力政治的精神相同。
与卢森堡不同，阿伦特的理想不是在全社会建立革命共同体，她反对社会革命的传统，批评现代政党政治与大众参与一致，满足大众的需求。企求在大众社会中建立全体共同体，把现代国家作为共同体，只能是“伪政治运动”。阿伦特最后提出由“精英”构成的“小共和国”（elementaryrepublics）。精英不是现代政治中的职业政治家，代议制选择“精英”的标准是非政治的。精英是开创行动中形成的政治精英，他们因共同的事业而相互信任。这些人是“真正热爱公共自由，没有它就不幸福的人”。这种政治根本上是权威政治的模式。但权威并非从上到下，而是每一层都有自身的权威，层与层之间的流动是基于信任和政治能力。[42]
我们应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阿伦特评议会制的政治理想？为什么历史上自发的评议会从来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保障？评议会的不幸只是由于现代政党强大的管理权力导致，还是其自身太脆弱？一方面，这些评议会与卢梭所说的小共和国一样，无法摆脱被吞并的命运。另一方面，在评议会中存在高度的动态性，正如阿伦特所说的共同行动的权力一样，它很难在开创的行动中保存和延续，于是会出现杰斐逊和托洛斯基主张的“不断革命”。在评议会民主中，几乎没有阿伦特所说的宪法作为自由的根基，使高度的动态性得以稳定。革命的政治不能与革命后的政治等同，在革命后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否则就可能导致如下危险，在**引导下的政治理想主义陷入混乱和恐怖。晚期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正是例证。
对于阿伦特的政治理想，学界以批评为多。斯坦伯格（Der）称它是“反柏拉图的乌托邦政治”，“由政治精英组成的贵族政体”。加诺芬（Margaret）认为阿伦特的精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主张相互矛盾。凯伯（GeeKateb）将阿伦特看作“现代民主社会的敌人”[43]。我们以为，阿伦特并不是要建立贵族政治，而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是以古希腊城邦政治为理想的友爱的共同体政治。她之所以要讲精英和权威，针对的是同质化的大众社会。因此不能依靠普遍的选举，而是要创造条件，使那些真正热爱公共自由的人有机会建立友爱的共同体。自尼采对现代国家与政治的批判之后，真正的政治就不可能再在国家中产生。这也是为什么阿伦特最后只能到被现代国家遗弃的“评议会制”中寻找共同体政治的原因。“评议会制”被现代社会看作激进民主，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回想卢梭的理想民主政治，再来看阿伦特的理想民主政治，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在现代社会几乎必然被认为是激进的乌托邦。也难怪阿伦特半自嘲地说自己的评议会理想是浪漫的。[44]对于理论的要求不是它能否成为现实，而是它是否观照作为起源的精神。因此，卢梭与阿伦特都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敌人”，而是它的批判者和警示者。他们是被现代人已经遗忘的城邦公共精神的守护者。
但是卢梭和阿伦特又都是充满矛盾的思想者，他们一直在古典精神和现代精神之间徘徊，他们的思想基石最终是现代人的精神。卢梭赞美古典城邦的共同体，但明确将个体的自由意志作为共同体的奠基石。阿伦特赞美古典城邦的友爱政治，却又将行动置于绝对在先的地位，将行动作为共同体的根基。行动在阿伦特的思想里是最复杂的。行动继承了康德自由思想中的自主精神，继承了尼采行动思想中的审美精神，继承了海德格尔行动思想中的决断精神。阿伦特用城邦精神、用复数性的共同体淡化了尼采开创的暴力色彩和海德格尔开创的统治色彩。她也希望用罗马政治中的传统、宗教和权威的三位一体来稳固开创的行动所创立的秩序。她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评议会制”中看到开创行动的自主精神，然后又用宪法政治和权威来保存开创的精神。“评议会”和宪法政治在现代社会被看作完全对立的政治形式，但在阿伦特看来，开创与保存是同时的，保存体现的仍然是开创精神。所以阿伦特最终是将行动置于绝对在先的地位。佛阿特（ErnstVollrath）正确地指出，阿伦特将自主的行动作为宪法的根基，是用永远流动的力量支配宪法。从积极的政治自由中可以引出自由的法，但法自身的稳定和自主的行动构成矛盾。[45]
佛阿特指出的矛盾是开创与凝固的矛盾。在古典政治中更强调凝固的力量，如和谐的秩序、传统与权威。但是海德格尔和阿伦特试图将生成性的立法活动阐释为古典政治的核心与基础。阿伦特意识到这个问题，她对于古罗马的权威的阐释，把行动阐释为对权威的恢复，都力图克服行动的流动性。左派的批评者批评阿伦特行动的无根基，但试图用反思性的理性作为行动的根基，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完全回到尼采之前的形而上学政治，和完全站到反形而上学政治否定一切根基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
二、阿伦特与左派
要判断阿伦特属于何种政治立场并不容易。在自由主义的右派那里，阿伦特则被看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健将，他们通常将阿伦特的理论解释为反对马克思，而马克思被看作极权主义的化身。尽管阿伦特并非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但是她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思想被读作意识形态的悲惨命运。阿伦特的革命理想和正统的左派不同，甚至引起左派极大的不满。长期以来，左派都把阿伦特的革命思想视作异端。第一，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把纳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其都是反政治自由、反对人权。第二，批判理论者，诸如霍克海姆认为，阿伦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甚少，对激进民主的追求只是政治谋略。第三，阿伦特在德性基础上建立的行动理论，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构危机和发展概念。[46]尽管这种批评颇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她也确实指出阿伦特与传统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阿伦特和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之间一直保持缄默？为什么在后共产主义的社会阿伦特又重新影响新左派知识分子？
撇开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意识形态，回到阿伦特与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身。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古典政治行动与现代政治行动的问题。这里古典与现代不是在时间意义上，而是在对政治理想的理解上。当阿伦特谈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时，她决不是要去从中找到“极权主义的因素”，而是把马克思看作西方形而上学政治传统的终结。阿伦特把马克思看作启蒙思想家，在马克思那里，现代人制造历史的思想完全代替了古典政治的行动。尽管马克思试图推翻形而上学的传统，但他所说的改造世界其实仍然停留在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传统中，只是用劳动者的世界代替了思想者和行动者的世界。马克思的理想其实也是古希腊哲人的理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政治，只有哲学家渴望的“闲暇”。马克思终结政治思想传统，其结果是哲学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
阿伦特反对现代革命，正是反对哲学革命的传统，反对哲学家改造世界，这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现代革命体现的是启蒙和反权威的精神，是极端主体性精神。尽管阿伦特不赞成马克思的辩证法、阶级斗争、改造世界等众多思想，她的革命精神仍然和马克思有共同之处。革命是非功利性的革命，革命为了实现自由。自由体现人的尊严和勇气。在非政治的现代社会中，马克思以革命反对资本对人的奴役和异化，反对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他固然把现代政治看作“恶”，却遵循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在非政治的现代社会中，阿伦特以革命反对公共空间的丧失，反对古典政治中高贵德性的衰落。她绝非赞美现代政治，阿伦特批判的“社会”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国家。我们应该体会阿伦特与马克思对现代人的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把他们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在反对现代性上，马克思是所有思想家都无法回避的基石。
而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阿伦特更加认同罗莎·卢森堡，而不是列宁的政党理念。在阿伦特看来，卢森堡体现了真正的共和精神，为了实现自由而革命，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对于卢森堡及其政党后来的命运，阿伦特一直深感痛心。卢森堡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和行动意识由两派思想家继承。一派是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行动。他对后来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影响；另一派是极端的政治存在主义者，如施密特。阿伦特评议会民主的理论对美国的参与民主的运动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她的《论革命》和加缪的《反叛者》一起成为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中最受喜爱的作品。
但阿伦特长期以来没有被欧洲左派知识分子承认。她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关系不好。她与新左派也保持距离，认为其政治观点纯属虚幻。[47]哈贝马斯是新左派中的例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与老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哈贝马斯从阿伦特那里汲取了很多养料。德国思想界重新认识阿伦特也得益于哈贝马斯的影响。法国的新左派勒弗尔将阿伦特的思想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政治的重新理解。他从自由民主派的立场运用阿伦特这两方面的思想。[48]
阿伦特没有长期属于某种政治思潮的追随者。然而，当政治思想传统的僵化概念需要重新认识时，阿伦特原创性思想的意义得以彰显出来。我们应当抛开左派与右派的那些陈旧的差异，寻求判断我们时代政治的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