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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问了他的当事人几个有关从小成长环境的问题。卡莱卡马卡说，他在瓦胡岛长大，他的父亲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工作；他有两个姐妹，四个兄弟；他是在一个公理会教堂受洗的；他当过童子军；他的爱好包括游泳和钓鱼。在高中时，他是一名优等生；夏天，他在甘蔗地里从早上5点工作到下午2点，把工资攒下来以备上大学时的不时之需。18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毛伊岛（他甚至从来没去过檀香山），他坐飞机到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并找了一份晚间的工作，在69街和罗斯福街交叉口处一家叫“小酒馆”的餐厅里打杂工。
我父亲很快就安排了一次精神疾病评估。“在我看来，杀人的动机仍然存在，仅仅是我的猜测，”一位精神病医生反馈给他，“也有可能这种动机会始终隐藏在那里。英格·比林斯曾经对卡莱卡马卡先生的打招呼不理不睬，所以犯罪动机可能来自性幻想，他对这个似乎具有敌意的母性形象和性探究对象产生了性幻想。犯罪的动机可能源自某种无意识甚至是有意识的性冲动，但是正如我所说，这些都属于猜测。目前，卡莱卡马卡先生是理性的，合作的，逻辑清楚，目标明确的，随和的，没有任何妄想症。他对当前事件的情绪是和谐的。他目前没有精神疾病，也没有精神病学上的障碍影响他接受审讯。”
父亲开始准备以精神失常来为他辩护，但是卡莱卡马卡出于内疚，阻止了父亲，卡莱卡马卡认了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而现在，四十多岁的他又来给父亲写信想要上诉。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便试图把这件事转给父亲的律所，我在那里得知，在被告认罪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上诉的。我只好写信告诉了卡莱卡马卡，我还告诉他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建议他重新找一位律师，因为其他律师可能会与我在父亲的律所询问的那位律师有不同的观点。我写后面这段话大概率是出于自我安慰，因为我不想让他的希望破灭。
“我之前告诉他我想接受惩罚，”卡莱卡马卡回信说，“他”指的是我父亲，“他说，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会改变主意，所以要留有余地，但我当时很确定。还有一次他说：‘你想要接受的这个惩罚，将是终身监禁。你才19岁。你只是暂时疯了。’我被判了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低下头，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直到他们把我带走。”
* * *
我在这本书前面提到的那位左翼年轻茶艺师名叫艾普瑞·奥尔森，就是不认同靠剥削用人来获得幸福的那位，她在我看来就像连载漫画里的“小孤儿安妮”。话虽这么说，但她的头发既不是明显的橙色，也没有那么蓬，而像是翻涌的波浪，翻涌在不畏艰险的流浪儿头顶。相比于红色或橙色，她的发色更接近于赤褐色，而且发量极多，像棉花糖一样堆在头顶，直接给艾普瑞的身高增加了十分之一。头发下面，她的脸倒成了次要的，甚至是附带的，缩在上面的波浪和下面的衣服中间。她穿的是有很多口袋的工装裤，还有一件苏联军队风格的夹克衫。如果让我猜，我会猜她选择衣服时主要考虑的是自我防卫，并且希望没人来烦她。有一次，她从我附近的桌子上收茶具时告诉我，她正在考虑皈依佛门，去尼姑庵里生活。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回答说：“因为我不想要这个国家提供的任何东西。”
在关于俄罗斯男仆的那场论战中跟艾普瑞唱反调的那位名字叫卡米尔·波特，她也是茶馆里的茶艺师。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茶馆的窗户里隔着马路看见她骑了一辆橄榄绿色的摩托车来上班，还戴了配套的头盔，看上去有点像意大利人。她在指定的停车位里用力蹬出摩托车中间的脚撑，解下头盔，摘下头戴式的有色骑行眼镜。在卡米尔身后，喧闹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当她踏上人行道时，有两个脖子上都系着彩色丝巾的年轻男子分别从她左右两侧绕过，然后重新并排走在一起，两人一步没停，一直在热烈地交谈。他们身后是一家卖美术用品的商店。一辆公交车驶过，然后我又看到了卡米尔，她肩上背着一个防水的邮差包，头盔夹在胳膊肘和胸脯之间。（我所说的“防水的邮差包”是指那种黄黑相间、用加强加厚的乙烯基材料制成的包，顶上有密封盖，即使掉进大峡谷东端的科罗拉多河里然后一直漂到鲍威尔湖，包里的文件也能保持干燥。）在卡米尔旁边的人行道上坐着三个挺年轻的人，他们冻得缩着身子，在我看来当时并没有在明着要钱，其中一个穿着一件连帽运动衫，外面套一件满是铆钉的黑色皮衣，另外两个人我不太看得清，细节就不记得了，尽管当时是因为有另一辆公交车挡住了我的视线，让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窗外一个坐着电动轮椅、腿上抱着一只小狗的大胡子男人身上，那个男人身子往后仰得厉害，像是在晒太阳。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永久性的惊讶。他的手虽然又粗又肿，像只爪子，但是操作起轮椅的控制杆来却是非常利索，在街上有如行云流水，不禁让人惊叹。我望着他和他的轮椅还有他的狗从行人旁边经过，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视野里，然后，卡米尔又远远地出现在街对面，和其他人一起等红灯，或者，也可以说，她在看手机。
有一天，在茶馆客流冷清的时段——其实已经没有人进来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喝茶——卡米尔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掀开防水邮差包的掀盖，掏出来一支自动铅笔、一个装满铅的塑料小瓶、一副装在硬盒子里的老花镜，还有一本封面印有佩斯利花纹的日记本。她和艾普瑞·奥尔森因为男仆问题的争执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两人之间暗流涌动，仿佛随时可能再吵一回——我在喝乌龙茶或是抹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天，丹妮尔不在，尽管我竭力想让自己埋头看书，可还是忍不住亲眼看见了这两位茶艺师之间爆发的第二次争吵。这次争吵始于艾普瑞在卡米尔的茶桌前坐下了——是她自己不请自来——她说：“今天是我辞职的日子，所以在我走出这扇门之前，我准备自断退路。”
“很好。”卡米尔说。
我没有抬头。相反，我继续假装自己完全沉浸在阅读中——这是很荒谬的，因为她们显然知道我坐的位置能听见她们的声音，不过她们俩显然都不关心这一点，正如我在她们眼里也是无足轻重。我让书成为我的眼罩，但是却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仿佛对我来说，听意味着有了活路，我就这样坐在那里，假装被爱丽丝·莫尔斯·厄尔所著的《殖民时期的家庭生活》深深吸引。这本书是我那天早上在居民区的某条街上的小型免费图书馆闲逛时看到的，于是我就把它带来了茶馆，我倒没打算读它，只是一时好奇。然而，《殖民时期的家庭生活》开头写道：“当第一批移民在美国海岸登陆时，寻找或是制造住所的困难一定显得很讽刺，同时又几乎无法忍受。”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想知道在那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显得很讽刺，“讽刺”二字究竟从何而来，于是便带着这样的兴致往下读。我甚至还掏出手机用谷歌搜索了“爱丽丝·莫尔斯·厄尔”，结果发现她在一次“失败的埃及之行”中差点淹死在南塔克特岛附近。
“不，”艾普瑞·奥尔森说，“我是说——等等——不。你不能这么想。这是殖民主义。这是帝国主义。这是——我以为你是要，比如，粉碎父权制。你在想什么呢，卡米尔？”
“我在想，如果你今天辞职，那太好了。”
“天哪，我受不了了，”艾普瑞说，“你可真是顽固不化。你想想，”——她的语气是讽刺的——“像你这样的人，就像说：‘生活是如此艰难，我们得干这么多的活儿，真是太糟糕了，让我们攻击其他人吧，抓点奴隶来帮我们干苦力。’可是那样意味着要把精力和资源用于发起攻击，意味着四面树敌，需要耗尽资源来进行防御，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抓你去当奴隶，所以这个系统很有问题。”
“你能离开我的地盘吗？”卡米尔问道。
“这不是‘你的地盘’，加引号的，”艾普瑞回答道，“实际上你此时此刻占据的是人民的地盘。”
“那就请你离开人民的地盘吧。”
“你闭嘴，”艾普瑞说，“你听我说。伙计，我这是为你好，因为你完全没有头脑。当时的情况是，像你这样的人最终会发现，与其浪费精力从其他群体那儿抢夺奴隶，不如把他们自己群体里的人变成奴隶。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主义。在你们的群体中，有一万人在贫困线上拼命地工作，才有一个人能买上一辆摩托车，举手投足像个意大利人，你懂的。”
“讲得真好。”卡米尔说。
“但是后来你发现必须得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压迫农奴，因为农奴累了，会毁掉所有的摩托车，于是你尝试了一个新办法。你说：‘我们这群人里没有人再当农奴了。我们将是自由的，有投票权，而真正的农奴将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艾普瑞，”卡米尔的声音里带着嘲讽，“我感觉有人在威胁我。”
“这叫殖民主义，”艾普瑞说，“像你这样的人就靠从其他国家偷东西来发家致富。”
她们的对话暂停了一下。我抬头望了一眼。艾普瑞站起身，迅速走到柜台后面装散装茶的区域，那些茶都装在玻璃罐子里。她抓起其中一个玻璃罐，把它拿回来，在卡米尔那本封面有佩斯利花纹的日记本前面倒出了半罐的茶叶。一堆黑黑的干叶片。“你看见这个了吗？”艾普瑞问，“茶，就跟咖啡、巧克力和糖一样。英国那些有钱的浑蛋吃腻了肉和土豆，于是就好上了这一口。就像他们迷上海狸皮和水獭皮一样。茶。”她愤怒地把茶叶撒开，有些掉到了地上，“那些坏透了的浑蛋把人变成农奴，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伦敦的茶馆里聊八卦。就像你骑浑蛋的摩托车，戴浑蛋的太阳镜。这种事还没有停止。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笨蛋，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
艾普瑞站了起来，爆了一句粗口，然后扭头就往门外走。
卡米尔看了看我。然后她开始把艾普瑞撒在桌子上的散茶捡起来放回罐子里。“对不起，”她说，“我真的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