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新国际学校任校长（第1页）
我在华新国际学校任校长
不得不说，命运有时候的安排是非常奇怪而出乎意料的。
我初中的好同学邓鹏，当年是班上的佼佼者。他的成绩是班上数第一的，我虽然有时也排第一，但多数时候是第二，所以，他是班上的“大哥大”。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居然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名落孙山”，没能踏入高中大门，在十六岁的时候，即下到遥远的万源山区当了知青。但邓鹏以他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不畏一切千难万险的革命精神终于通过自学，在1978年以全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踏入大学。后又过关斩将，考上研究生、留美愽士生，毕业后进入美国的一所大学，当上教美国历史的终身教授。他的事迹，他出的有关老知青的书《无声的群落》媒体多有报道，在此不赘述。
自从我和邓鹏相别，许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听说他的一些消息，但一直没有见面，甚至关于他的消息也很少。直到有人告诉我，邓鹏在沈阳办学，我才知道他从美国回来了。
这是一个比较稀奇的消息，因为我们都知道邓鹏在美国定居、教书，怎么会跑到北国的沈阳去办学了呢？我不知原因，直到有一天，他居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谈了一些别来无恙之类，然后他告诉我他在沈阳华新公司旗下的华新国际学校任校长，他热情地邀请我到沈阳去玩。
我很吃惊。因为沈阳离重庆太远，而且来去的路费很贵，单面的机票都要一千多元。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去玩，但他坚持要我去，而且说一千多元对于他们的公司来说是很小的数。他又加上一句：“老同学诚恳邀请你来，你还不来呀！”
我动心了，马上就快到“五一”节，邓鹏老同学现在发财了，一千多的机票他说是小数，现在主动邀请我去沈阳玩，而且我从没去过沈阳。哎，这么好的机会，为何不去玩玩呢？
于是买了一千多元的一张机票，邓鹏说去后报销。那时，1995年，我在交院的工资才四百块左右，这一千多块对于我是什么概念可想而知！
我飞到了沈阳，邓鹏乘小车来机场接我。很奇怪，他用英语跟我交谈，我真是觉得怪怪的。两个重庆人，又是老同学，多年不见，一见不说重庆话，甚至也不说普通话而是说外国话，岂不怪哉？但俗话说“客随主便”，我也只能如此。
邓鹏邀我到沈阳，摄于华新国际学校
驱车到了邓鹏住处，我才知道老同学确实“发达”了。他住在一个很高档的小区，后来我才知叫“河畔花园”。这是当年新加坡维信集团与沈阳华新公司合作而修建的最高档的小区，许多有钱的富豪和外国人住在里面，其中就有发了横财的赵本山，我后来还在小区碰见过他。邓鹏开始用四川话跟我摆起龙门阵，我才知他受华新总裁卢铿（卢作孚先生孙子）之托，来沈阳开办华新国际学校并任该校校长快一年了。他告诉我，他听张诗亚（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说，我的教学经验丰富，当年在兼善中学搞得十分出色，后来又到加拿大进修。所以，既然到沈阳来了，就顺便给他学校的老师开个讲座。我当然一口答应，单面机票都是一千多请我来玩，难道开个讲座都不去？我问邓鹏讲什么，他说，“随便讲”。
第二天，我就去华新国际学校开了一个“随便讲”的讲座。我讲到我在兼善中学所作的教学改革，讲到我对教育的看法及我的教学方法，讲到如何激励学生，也讲到我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许多中小学的所见所闻及体会，讲到中、美、加教育之间的比较等等。台下坐的全是年轻教师，我见他们听得聚精会神，笑容满面。讲座完毕，我的任务完成，我就期待邓鹏带我出去游玩了。
结果我才知道，老同学根本不是请我来玩。讲座之后的第二天，邓鹏对我说，新加坡方面和沈阳华新的负责人都在另一个隐蔽地方听了我的讲座，决定让我接任华新国际学校校长职务，因为邓鹏与他在美国任教的海波因特大学停薪留职的合同期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必须返回美国。在寻找新的校长的过程中，华新在《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打广告招聘，据说有不少教育博士及其他贤达前去应聘，因为这是一个高报酬的职务。但新加坡和中方均没找到合适的人选。这个职务需要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英语要好，因为要与许多外国家长和其他外方打交道。此时我才醒悟到邓鹏为何一见面就用英语和我交谈，原来他是在考我的口语水平啊！听完讲座后他们可能认为我符合他们的要求吧，于是迅速作出决定。卢总裁对邓校长说：“就是这个人！不用再找了！”
当邓鹏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之后，我真的完全懵了。我哪里想到会有这么一招！邓鹏根本不是叫我这老同学来聚会、玩玩，而是在引我这条鱼儿上钩。我一看就知道他忙得一塌糊涂，哪有时间陪我玩？他是在完成公司交给他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在寻找自己的替身。不过，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带我去了几个地方玩，游览中的主要话题是劝我来接他的班。
我回到重庆。刚一回来，就接到华新国际学校主任文锋老师的电话。自此，他就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电话主题就是一个：你来吧！我们等着你！
我的心乱极了。我简直没有想到我这个老同学给我平静生活的湖水扔下这么一颗大石子。我在交院过得好好的，自己还办了一所“ABC儿童英语课余学校”，学校也搞得红红火火的，我怎么能离开呢？何况，交通学院怎么会放我去沈阳工作？于是，我一口拒绝。
不得不佩服文锋老师的本事！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厉害，不管什么事情，他想方设法都能办到，天上的麻雀他都哄得下来！我终于招架不住他那接二连三的电话攻势，开始有点动摇了。
我跟我的好友传瑞和她老公谈及此事，传瑞老公刘工程师对我说了一席话，这席话让我下了决心。
刘工说，不是许多人都可以得到这种在外企工作的机会。我去当校长就是当一个外资经理，是一份全新的体验和经历。我四十多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年龄，为何不去尝试一下这种崭新的工作和生活呢！
于是，我下了去尝试这个全新工作和生活的决心，但是怎么让交院放我走呢？
我碰到平时交往不错的黄老师，黃老师是一个非常善良、正直、关心年轻教师的老教师，他的爱人陈老师也非常和善。黄老师告诉我，如果有一个合适的项目，学校可能会考虑让我去。
我想起交院有那么多的老师在外面从事土木工程项目，而且，拿到项目还是学校的光荣。既然土木工程能拿到项目，人文学科为什么不能呢？
1996年摄于校长办公室
我把此事告诉文老师，文老师说辽宁教育研究院还正想在华新国际学校搞教育实验呢！
他立马将此事告诉了辽宁教育研究院的齐院长，齐院长正想有个人来承接当时的“国家‘九五'教育科研项目”，于是就把我作为项目承接人，把这个项目当成辽宁教育研究院和重庆交通学院的共同科研项目。为此，我和交院签了三年的合同，一切按合同条款行事。辽宁教育研究院特聘我为研究员，同时，华新国际学校聘我为校长，并将学校作为教育科研项目的实验学校，一切顺理成章。
这就是理工科院校的开明之处，放在西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我没到西师的福气！我真的非常感谢黄、陈老师，感谢我们外语教研室的周老师、张莉老师、感谢交院的同事和领导。
1995年夏，我在重庆安顿好一切，包括我的“ABC儿童英语学校”。我的两位好助理杨传瑞和孟老师，还有教学打主力的莉丽，她们尽全力顶起了这所学校，让孩子们继续拥有这个快乐的课堂。我的儿子已经在交院住读，我的母亲住进我的宿舍，家庭也安顿就绪。我了无牵挂地去到沈阳，去到那从前在我的心目中十分遥远、十分寒冷的关外。我心中不由得想起那著名的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告别了温暖的南国故乡，来到这个无亲无故的北方城市。
初来乍到，一切都要重新理顺。好在我的前任邓鹏博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已经为这所学校的教育定了性，那就是基本遵循北美的教育方式，这对吸收外国学生有利，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邓鹏的个人头衔也很有吸引力：博士、美国海波因特大学终身教授，这很符合一个国际学校校长的要求。现在，这个大人物走了，换成了我，在头衔上肯定差他一截。好在我有一个加拿大留学背景及有一个教授头衔。其实，当时我在交院还只是副教授，辽宁教育研究院聘我为研究员可“狐假虎威”地称之为教授。不管怎样，学校需要头衔，于是我只能戴起。
华新国际学校是新加坡维信集团在华投资的沈阳华新公司所创办的国际学校，同时也是沈阳市教委的直属学校。该校旨在解决外国人在东北投资的企业和其他驻沈机构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一至六年级，我接任时，已经有一百多位学生。除中国学生外，其他学生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其中，因韩国在东北的投资最多，所以韩国学生也是最多的。这是一所在资本运作上纯私立，但在教育性质上又是公立的学校。这二者的结合也算是改革开放的完美体现吧！
由于经济上纯私立，所以办学经费的来源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家不拨钱，学校自己筹不到足够的钱就无路可走。2020年，我曾经工作过十年的兼善中学九十周年校庆，我才知兼善从前也是私立学校。卢作孚先生为筹划开办经费用尽心机，张博和校长为筹划运作经费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办了一个农场种西瓜！华新国际学校是没有地方种西瓜的，经费全靠学生的学费提供。该校是一个当年学费收得比较昂贵的学校，不然、比一般学校厐大得多的开支怎么运转？
这个学校是全封闭的住读学校，设施高档，生活也高档，仅餐食都有中餐、西餐、韩餐三种。我一去就知道，学生生源不足，急需增加生源，使学校不至于亏本运行。我这个校长必须找钱，有钱才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华新学校除外国学生外，还有大量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家长都是在改革开放中首批发了财的老板和各行各业人士，许多都住在“河畔花园”及其他高档小区的别墅里。这些学生“高贵”的母亲们不一定欣赏纯美式教育那一套，她们脑子里仍然装着死记硬背和升学考试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这也难怪她们。美式教育、在国际学校读完六年又怎么办？难道身在中国就可能与公立教育完全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