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你会发现我们站在俄国人一边（第1页）
第17章 “你会发现我们站在俄国人一边”
随着战争的推进，英国平民与美国士兵之间的情谊逐渐加深，然而，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在英美联盟形成的头两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进行过七次会谈，他们在一起欢度圣诞节和其他节日，并相互开玩笑，一起钓鱼、唱歌和喝酒。但早在1943年年中，罗斯福就已经开始撤回对英国首相的情谊。有时，罗斯福表现出与丘吉尔尽可能保持距离的意愿。“在过去18个月中，我觉得罗斯福变得没那么开诚布公，”约翰·科尔维尔回忆说，“总统以前话里话外所洋溢的兄弟之情似乎有所改变。”
由于美国投入到战争中的部队、武器和其他资源在数量上的优势，丘吉尔警觉地发现自己和英国被看作英美联盟的次级盟友，因而愁肠百结。伊斯梅的副手伊恩·雅各布将军说：“随着战争继续，美国人越来越忽视我们的看法，除非我们的看法和他们所想的一致。”埃里克·塞瓦雷德说：“数年来，英国人一直敦促美国人接受生活事实，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如今美国人……确实这样做了，但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英国人简直无法预料的一套全新生活事实，并开始极度憎恶……英国人不再是此场战斗中的唯一英雄，他们下降到次要地位。”
罗斯福与丘吉尔关系的恶化发生在非常关键的时期。随着战争局势变得有利于盟国，打败希特勒显然只是时间问题。1943年秋季，德国人从北非撤离，大西洋海战最终取得胜利。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推翻了墨索里尼政权，开始向北进军。在东线战场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后，苏军对德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收复了1941年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大部分苏联领土。在反攻欧洲大陆计划的激烈进程中，盟国开始初步讨论投降条件、占领德国并开始讨论罗斯福梦寐以求的事业——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新国际组织。而各个盟国所关心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存亡，而是维护各自国家的战后利益。
鉴于迅速发展的军事形势，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四个月中会面两次——1943年5月在华盛顿、8月在魁北克和海德公园。两次会议都在罗斯福的地盘，至少是在他的祖国所在的大陆。丘吉尔对此感到痛心，尽管他努力劝说罗斯福至少访问战时英国一次，但却遭到了挫败。据哈里·霍普金斯说，罗斯福不愿为“政治原因”访问英国，担心被美国支持者看作对大英帝国惺惺相惜。为访问罗斯福而经历了一系列漫长海上航程或跨大西洋飞行后，68岁的首相认为，美国如此回应简直不是忠实同盟，是不体恤他的表现。
在1943年夏季，罗斯福及其军事顾问不愿对任何事作出巨大让步。由于在之前的会议上，尤其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屈居英国下风，美国最高指挥部决心在战争结束前完全按照自己的战略行动。在1943年召开的各个会议上，英国人提议在9月进攻意大利——英国地中海战略的延续——并赢得了一致同意。但美国官员为丘吉尔故意拖延法国登陆行动所激怒，坚持要求英国人必须确定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日期为1944年5月1日。即使是丘吉尔的老朋友哈里·霍普金斯在此问题上也反对他。“哈里认为温斯顿固执地、不懈地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实际上是对战争的拖延，”莫兰勋爵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和霍普金斯似乎不再认可温斯顿是军事问题上的可靠向导。”（事实上，他们从未认可过这一点，他们只是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尽管丘吉尔强烈反对，但美国人又推进了一项反攻法国南部的计划，作为对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支持。
因美国反对其战略构想而心烦意乱的首相，对总统日益冷淡的态度愈发感到椎心泣血。在政治和个人需求上，首相更需要罗斯福，而罗斯福并没那么需要他。丘吉尔比罗斯福热情温暖，比他情感丰富。小阿瑟·史莱辛格这样评价罗斯福：“耀眼、没有人情味……表面温暖、实质冷漠。”罗斯福的私人秘书莱汉德小姐曾对记者说，她所爱戴的总统“不善于和任何人发展个人友谊”。而丘吉尔，用埃莉诺·罗斯福的话说：“是一位非常看重个人感情的绅士。”丘吉尔本人也对安东尼·艾登说：“我的全部工作建立在与罗斯福的友谊之上。”他后来还说道：“我把世界未来建立在我们友谊的磐石之上。”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你我之间的任何严重分歧都使我感到心碎。”
最初，他们的关系看起来确实存在真正的私谊。总统的远房表亲兼偶尔的知己黛西·萨克利（DaisySuckley）说，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和相互理解”。1942年6月，萨克利目睹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相处的场景。她说，罗斯福的“姿态轻松，举止亲密——根据谈话的内容，他的表情时而温和、时而严肃，但总体来说非常自然。他的言语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这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行举止——仿佛是舞台上的演员——完全不同”。而萨克利对丘吉尔的印象是，他“喜爱总统……敬仰他，尊重他”。
但即使是在关系的蜜月期，这两位领导人之间也存在隐隐的竞争，并随着战争达到**而愈发凸显出来。历史学家约翰·格里格（J）写道：“罗斯福羡慕丘吉尔的才干，而丘吉尔更加羡慕罗斯福的权势。”
罗斯福的一位出色的演讲稿撰写人塞缪尔·罗森曼（SamuelRosenman）说道，总统“容易对政治领域的竞争者产生嫉妒之情。他喜欢听恭维话，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点更甚。他似乎常常嫉妒其他人因在公共政治生活方面的远见、口才、能力或成就而受到赞美”。
许多年后，小阿瑟·史莱辛格问帕梅拉·丘吉尔·哈里曼，如果没有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否会成为朋友。她斩钉截铁地说不会。“他们毫无共同点，”她说，“他们不是彼此喜欢的类型。他们不会对同样的事情感到好笑，不喜欢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对待过去的态度也不一样……但他们不得不友好相处，相互磨合。”
事实是，尽管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大力粉饰了他与罗斯福的关系，但他和总统都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友谊掺杂到国家利益中。用历史学家大卫·K。亚当斯（DavidK。Adams）的话说，“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们相互利用、剥削、讨价还价。最终冲突产生了绝佳解决办法，创造了英雄神话。”
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冲突远不止体现在盟军反攻欧洲的具体时间和登陆地点上。作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罗斯福在战时作了大量努力劝说丘吉尔及其政府着手批准英国殖民地的独立。甚至在美国参战前，总统就表明了立场，他对儿子艾略特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得让英国明白，我们帮助大英帝国摆脱困境，并非只是因为我们乐于助人……作为美国总统，如果我说美国不帮助英国，那么英国就会继续对殖民地民族进行殖民统治。”
在丘吉尔首次访问华盛顿时，罗斯福提到了印度的民族自治问题——印度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宝贵的珍珠。丘吉尔立即否定了这一问题，他后来写道，总统再未提及这个话题。而情况并非如此。在之后的会议中以及与首相的通信中，罗斯福反复提到了印度问题以及大英帝国的总体问题。艾略特·罗斯福记得，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的父亲“提到了过去法国和英国金融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金融家联合成立了……辛迪加，从而把殖民地区的有钱人挖掘出来”。
总统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憎恶体现在1942年10月12日《生活》杂志刊登的一篇标题为“致英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社论中。该杂志编辑在社论中写道：“我们确信的是，我们并非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而战。我们不想开门见山地谈论此事，但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这篇社论敦促英国人放弃“此场战争的你方战队”——意思是殖民主义，并加入“我方战队”——意思是“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
对拥有《生活》《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出版界大亨亨利·卢斯（HenryLuce）来说，20世纪注定是“美国的世纪”。关于卢斯，《时代周刊》总编辑汤姆·马修斯困惑地说：“如果他是英国人，他一定是极端保守党。他会为大英帝国感到骄傲、强烈抗议终结大英帝国。而作为一名对美国未来抱有帝国主义幻想的美国人，他很乐意看到英国的竞争力衰弱。”
丘吉尔对这篇《生活》社论怒不可遏，并在伦敦发表讲话，声称他“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绝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在整个“二战”期间，他都尽量遵从罗斯福的意愿——除了在帝国问题上，因为这对他来说还是深层次的私人问题、情感问题。20世纪30年代，他发起了一项长期运动，竭力反对英国政府对印度实施有限自治的提议。大多数英国议会议员认为他的态度反动、不切实际，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未获得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两届政府的高级职位。另外，由于丘吉尔在印度问题上格格不入的观点，当他最初警告说重整军备的德国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时，他没有在下议院获得大量支持。
1942年，许多英国议会议员以及大量英国政府官员，在印度必须给予自治甚至独立方面，差点与罗斯福达成一致。其中一些人也差点承认了英国在殖民历史上存在大量污点。但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美国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自以为是、自命正直和虚情假意。
毕竟，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也踏上了自己的帝国主义之路——占领墨西哥一半领土，入侵古巴，蚕食波多黎各、夏威夷、菲律宾以及其他领土。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奥利弗·斯坦利（OliverStanley）想起了1945年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过的话：“我并不想恶意或无礼地抨击英国，但在1841年，你们占据香港的方式并非是通过购买。”斯坦利反驳说：“让我想想，总统阁下，墨西哥战争也是那个时候发生的。”
但是和大多数美国同胞一样，罗斯福拒绝被贴上帝国主义者的标签。美国人认为，美国进行的是势力扩张，而非殖民——美国的使命是教化和保护被他统治的外国民族，而非剥削他们。历史学家贾斯特斯·德内克（JustusDoenecke）说：“罗斯福心中的美国历史充满沙文主义色彩。在他看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反映了纯粹的利他主义。”但所有美国所控制领土上的居民都不这样认为，英国人也不这样认为，尽管英国人在维护自己帝国时也经常使用利他主义的论调。
另外，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其他官员怀疑，美国发表的关于解放英国殖民地的高尚布道背后其实是为自身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他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偷听到罗斯福对儿子埃略特的一席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怀疑就会加深——罗斯福说：“长期以来，英国银行家和德国银行家就把世界贸易的利益稳妥地装进了自己的荷包，即使德国在上一场战争中战败。然而，这不利于美国贸易，不是吗？”安东尼·艾登讥讽地说：“罗斯福憎恶殖民主义，以此为原则，却是为了从中获得可能的利益，倒使得他不那么令人敬佩了。”
这些利益包括美国国防部所觊觎的在太平洋地区的英国基地，以及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权。意识到美国石油储备无法满足未来需求时，美国政府官员决心打破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统治，为美国获取石油开采权。与此同时，美国商人则迫切希望进入被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所保护的帝国市场。该制度使英国及其殖民国家形成了经济共同市场，并对从大英帝国之外国家进口的货物实施严格关税。虽然英美两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军事联盟，“但事实是，”历史学家凯瑟琳·伯克（KathleenBurk）说，“美国始终将英国视作必须削弱的竞争对手。”
早在美国参战前，华盛顿就利用谣言——英国人把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货物用来出口——迫使伦敦放弃出口美国供应品，甚至放弃出口类似的英国货物。英国滥用《租借法案》货物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报道并无事实根据，但美国决策人仍然强烈要求英国不得在战争中谋取任何商业利益。艾登和其他英国官员对美国的要求感到义愤填膺，认为这是经济敲诈，但最后，吉尔·怀南特重申了尽量减少“双方之间的摩擦和误解”的重要性，从而说服他们签订了这项协议。巧合的是，英国战时出口的减少促进了美国对许多国家市场的渗入。在战争结束时，英国出口量下降了50％，而美国的出口量增加了三倍。
而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英国则强烈抵制美国利用《租借法案》来操控自己。1941年夏季，罗斯福政府提议，英国应当取消帝国特惠制，作为对《租借法案》的回馈。美国官员声称，这种贸易歧视严重阻碍了国际经济增长，因此为了战后和平与繁荣，他们要求自由贸易。在英国看来，自由贸易尤其有利于美国。美国长久以来就寻求与大英帝国公平贸易的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坚持保持其高关税（美国人争辩说他们的关税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一视同仁）。
虽然丘吉尔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但他并不太喜欢帝国特惠制。但对于被迫同意有利于美国的战争经济秩序一事，他与内阁成员都强烈反对。他们思考着，凭什么《租借法案》需要回馈？当时，英国的帝国主义发展达到顶峰，英国向并肩作战的盟国给予了报酬，并不希望之后存在任何经济赔偿。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能效法英国呢？
1942年2月，就这个问题，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一封未发送的电报中气愤地说：“必须记住，在过去27个月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孤军作战……如果我们失败，轴心国的恶行……就会降临到美国。”而在发送给总统的电报中，丘吉尔说，英国内阁已经对此作出了决定。通过投票，内阁否决了用帝国特惠制交换《租借法案》——他们认为，如果英国这样做了，“那就等于我们接受对大英帝国的内政干涉”。
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两国政府同意在战后建立国际经济合作，而英国不用取消帝国特惠制。但美国人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提起这个问题时，英国不能逃避。
在战争后期，丘吉尔和罗斯福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加剧了这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破裂。持续不断的战争高压给他们以及两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都造成了巨大身体亏损。英美高级军事官员及政府官员皆在战时日记和信件中抱怨，战争导致他们身心交瘁、长期患病，甚至经常酗酒。数年后，艾伦·布鲁克翻看了自己在1943年末写的泄愤日记后，想起当时自己的精神状况不好，说道：“我觉得自己离精神崩溃不远了。”
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得了重病——丘吉尔患上肺炎，罗斯福得了流感。之后，他们曾经的活力似乎大部分都消失了。1943年，当年轻的报纸记者大卫·布林克利首次在白宫见到罗斯福时，他对总统的沧桑面容感到震惊。“报纸、杂志和新闻短片中展现的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帅气男人形象，”布林克利说，“而现实是一位苍老憔悴、疲惫不堪的男人……这个男人面色苍白、双手颤抖、双眼浑浊、目光游离，他的脖颈皮肤一层层地松弛下垂着。”当布林克利询问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总统怎么了，对方耸耸肩回答说：“他就是累了，呕心沥血地操心世界大战。”当时，罗斯福已经任职总统11年，因此更加显得精疲力竭：他的身体呈现出在两年内就可能导致他殒命的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迹象。他的家人和助理们对他逐渐加重的萎靡和偶尔的健忘感到愈发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