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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失和

鲁迅的声声“呐喊”，惊醒了国人的迷梦，震撼了中国的文坛。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双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衔人物而蜚声海内。周氏兄弟共同居住的八道湾11号，一时成了新文化同人汇聚和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然而，就在《呐喊》即将出版之时，鲁迅苦心经营的八道湾这块安稳的“绿洲”、平静的“后院”，却突然起火了。

1923年的7月，燠热多雨。这月的十四日，鲁迅日记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而在此之前，鲁迅兄弟一直同桌吃饭。7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有与鲁迅发生矛盾冲突的内容，大约十个字，但后来被他“用剪刀剪去了”。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短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第二天一早，周作人从后院住处持信到前院鲁迅住处，放下信扭头就走，一句话也没说。鲁迅看信后，派人“邀欲问之，不至”。当晚，雷雨大作。从此，名动文坛的“周氏兄弟”彻底决裂。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暂时租居距八道湾不远的西四砖塔胡同61号。1924年6月11日，已定居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去八道湾，当天日记记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此后，两人之间再未说过一句话，通过一封信。鲁迅在上海定居后赴北京西三条探望母亲，据说二人曾院内巧遇，一进一出，相视擦肩而过。

这是鲁迅和世界语学会会员合影修改版。由于周作人的附逆，曾将周作人及他左边的人也给剪切掉了

以周氏兄弟的名气，他们的失和自然引起朋友们的关心和社会上的议论，但双方均不公开谈及，旁人也不好说三道四。鲁迅去世之后，才有人陆续提到此事，真相逐渐为世人所了解。回忆文章中以许寿裳、郁达夫等人的较为可靠。许寿裳于事发后，曾以同乡、同学、密友身份居中调解；郁达夫的说法得之于八道湾的常客，与双方关系均极密切的张凤举之口。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据经常陪伴鲁迅母亲的俞芳回忆，老太太对头一天还好好的，把书抱进抱出商量着写文章的兄弟俩忽然闹起来，实在想不出个道理来，“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贷，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认为，大哥二哥的分手源于家庭经济问题，当时兄弟俩的收入，比一般职员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空亏，嚷钱不够用。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很凄凉地对她说起当时的情形：“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为了一大家子的长久之计，鲁迅自然不能不管，不能不做周作人的工作。周作人也努力过，为此同信子吵过。在这种情况下，羽太信子就十分讨厌鲁迅了，要想办法摆脱鲁迅的干涉，吹吹耳边风，甚至恶意中伤鲁迅的人格，周作人“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再加上也经不起信子装死装活的折腾，“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了。鲁迅痛心于周作人的昏聩，更愤慨于羽太信子的凶悍与不通情理。他用过一个很怪的笔名叫“宴之敖者”，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个笔名的解释是：“宴从一（家），从日，从女；敖从放（《说文》作敫，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3年8月，与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租居西四砖塔胡同61号

《俟堂专文杂集》。书中收入的砖文拓片是鲁迅收藏拓片中较早的一类，同时也是研究鲁迅和周作人从“兄弟怡怡”到决绝的最好史料之一。鲁迅自1924年4月的一个夜晚起，从兄弟失和的痛苦中艰难走出来，开始整理砖文拓片，这其中也有对兄弟感情的整理和了结，正如他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写的“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并将十四张钤有“周作人”“启明所拓”印的拓片选入其中，但在1963年版的《俟堂专文杂集》中是看不到的。因为，在当时制版过程中被剪切掉了。因种种原因，这本书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

从个人经济状况来看，鲁迅被逐出倒是一件好事，他同许广平说过：“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但在个人情感方面，鲁迅却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和伤害，因为这伤害来自家庭内部，来自骨肉兄弟。父亲早逝，鲁迅从十多岁开始就尽心竭力地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职责来。他自己为这个家庭担负的责任太大，为维持一个令人羡慕的“兄弟怡怡”的家庭付出太多。仅举数例：为安居八道湾需做的一切繁杂事务，鲁迅独自承担，未舍得分周作人一点心力；1921年周作人住院及西山养病一百七十六天，鲁迅探视二十四次，寄周作人信十三次，代周作人寄信件二十次，为其购书十三种，为筹借医疗费用借钱十一次共八百六十元；长期以来资助周作人岳父、岳母、妻弟、妻妹，妻弟重久在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说：“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鲁迅为创造一个弟兄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永不分家”的理想大家庭寄予的希望太大。付出愈多，希望愈大，在突然到来的打击面前失望和痛苦也就愈大。

很难被外来的打击击倒的鲁迅被击倒了。搬出八道湾后，鲁迅肺病复发，接连躺了多日，月余未愈，元气大伤。

鲁迅在西四砖塔胡同的61号院住室。《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作品在这里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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