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次优主义的生活对话（第1页）
附：次优主义的生活——对话韩少功
芳菲
几年前，有一天我在秀丽险峻的小三峡狭窄的河道中漂流（三峡截流前），天不巧下雨，我浑身湿透从橡皮筏逃到护送我们的船工船上，冻得向他们讨烧酒喝下去取暖。见到船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本来是步行去上学，现在也因下雨被船工心疼地从岸边招呼上来。他红扑扑的脸蛋，双目漆黑闪亮，我和他交谈，他腼腆含笑地回答。神态美极了。我知道他每周在学校与家中往返一次，每次带上一个星期的粮食，菜钱是交给学校的。每一周他就在这山谷溪流间走三四个小时。和他交换完关于时间金钱的话题之后，我一时就无话可说了，我像一个蹩脚贫乏的城市人一样怀揣一种不真实的同情，傻坐在那里。这一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确实知道，在他的行走、他的生活中，一定从自然中收获了我完全不了解的丰富东西。作为城里人，城市占据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但又剥夺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没收了许多丰富的言语，限制了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一种明显的残缺。
在我和一些朋友的眼里，每年有六个月时间生活在乡下的韩少功，是一个“探子”。他的生活，寄托着我们对乡村生活再发现的期待。城乡的分离与隔膜是近百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加剧的一个现象，制度、地域、人事方面的隔膜，带来文化、人心的隔膜，同时也造成两种封闭狭窄的文化格局。一个人，一个作家，他的个人选择有可能为这样的格局带来什么影响吗？
韩少功2002年出版长篇随笔集《暗示》，围绕“言”“象”之辩，对当代文明提出了“知识危机”的批评，他认为“知识正在以脱离具象、脱离实践的方式大规模传播”，构成当代文明危机的根源；而他本人说到做到，回到乡下，在农事中回归了部分体力劳动的生活。2006年出版第二部长篇随笔集《山南水北》，抛开理性思辨，对自己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具体直接的描述。
怎么可能把韩少功和写下《永远的普罗旺斯》的彼得·梅尔等同起来？虽然他们都是成功的城里人跑到乡下去的例子。但是，又能把他和谁做比较？在我们悲剧感的、充满危机的乡村现实中，谈论任何一种理想境界似乎都是不可能、不真实的。但是，又难以否认，在他的选择、我们的期待中，确实又存在着理想因素。
以《山南水北》这部新作为由头，我对韩少功作了一次访谈。
芳菲：世事大多在因果之中。你选择这样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在乡下生活已经七年了，你觉得让你到乡下定居的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播下的种子呢？如果我把你对城市生活的批评看作缘、而不是看作因的话。韩少功：我喜欢在野地走一走，在地上干点活，同农民说说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特别惬意和充实。也许这是知青经历留下的心理痕迹在起作用，当然也不一定。说到当年下乡，我并没有太多委屈感，因为几亿人当时就是那样生活的，知青只是过了一小段。有些人一写到下乡经历，就自比落难贵族大嚎小哭，我不以为然，虽然我也反感那个时代的政治恐怖和荒唐宣传，并不赞成强制的上山下乡。
芳菲：那你现在乡下的日常生活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生活的节奏靠什么形成？
韩少功：劳动，出一身汗，有益身心呵，不是更绿色的健身活动吗？（我看到书里（《山南水北》）你挑粪，嘿，不好意思，被吓了一跳。）化肥只能被作物吸收30%左右，其余的都沉淀下来破坏土质。所以我从来不用化肥，只用农家肥。如果地上没活，我就会读书和写作。同农民聊天也很开心。有些农民比较嘴笨，但有些农民很会说话，一张嘴就是脱口秀，而且有特别的思维方式。我会听得哈哈大笑。
芳菲：呵呵，看你的一些记述我也大笑过。像讲到村里几个党员自发到你家来聚会，为了谢谢你为村里做的好事，商量将来把你埋在哪里的那段。一边笑一边感动。
韩少功：农民读书少，很少用抽象概念，说话大多用形象性细节，可以说有一种形象依赖。他们说一个人好或者不好，不会像人事部门那样写鉴定，不坐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说一个方面又一个方面，通常只会说两三个细节。这种方式被文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文学化，被哲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后现代”。比方说一个人懒，他们不会说“懒”，可能会说：“他从不知道家里的锄头、粪桶在哪里，成天搬着个屁股到处坐。”坐就坐吧，他们会强调“搬起屁股”。为什么要有这个强调？他们并不知道，但在下意识里，他们觉得这样表达才充分，才够味。农民讲话，很多意思在那个“味”里面。
芳菲：不过，在我们一般人的潜意识中，对乡村的理解大致有几个“局”在妨碍着。首先就是80年代寻根文学造成的“局”。前段时间我看到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寻根”这个词当年是韩少功少功提出来的，但是你寻着寻着又把这个根给否定了。你认为呢？
韩少功：“寻根”当时不是一个声音。因为《爸爸爸》等作品，我被理解成一个批判者，但批判之外的同情或赞赏，可能就无法抵达读者那里。也许任何时代都有读解定势，作者没有太多自我解释的自由。阿城说的根，似乎限指传统文化传承，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不同意见。但传统中有贵族传统和平民传统的区别，还有种种其它区别，不能一锅煮。比如那种等级制，那种人上人的优越，那种贵族老爷式的旧梦玩赏，就是传统中糟糕的部分，倒是被我很警惕。我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灵魂。
芳菲：所谓文化后的人与灵魂，你是怎样看出来的？韩少功：比如印度人过很多节日都不吃饭，这种习俗不是没有来由的。你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不吃，想象他们过去的命运、处境以及人际关系。这就是看到文化后面的生态、生活以及灵魂。又比如你看到宫廷和城堡，你可以欣赏那些器物的精美，想象自己如何当少爷老爷，但你也可能欣赏之余不大高兴得起来，因为你知道精美后面有很多男女奴隶的悲苦命运。这是参观旧物时不同的感受态度。
芳菲：一般人印象中“寻根”的否定性性质，其实也是与这一百年来的乡村运势相关联的一个结论。鲁迅的《故乡》可能代表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乡村的基本情感框架：批判的，又有眷恋。这个情感也是有一个普遍的社会情绪和认识在后面。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在晚年谈话《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就是：晏阳初对中国乡村“贫弱愚私”这个看法“不高明”、“缺乏哲学头脑”。他认为不是贫的问题，而是“贫而越来越贫”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是“向下沉沦”的问题，向下沉沦，走下坡路。一定要把下坡路扭转为走上坡路。他这个观察你觉得还到家吧？
韩少功：我赞成梁漱溟的说法。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是生产要素向核心地区不断集中。这一过程可以让一部分乡村搭车，比如让郊区农民受益。但大部分乡村在一般情况下只可能更边缘化和依附化，所谓“走下坡路”。这是一个繁荣伴随着衰败的过程，曾体现为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等等，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榨取；也表现为农民工廉价出卖劳力等等，即市场时代的榨取。农村青年靠父母出钱读了高中，读了大学，但读完就被城市吸收了。这只是乡村的失血现象之一。眼下工业反哺农业，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充其量只是抽血以后适度还血。更重要的止血之策，需要反思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体制，但这样做可能要求过高，现在也言之太早。
芳菲：在这种运势中你去农村，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角色呢？是拯救者，还是逍遥者？
韩少功：我总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农民办的实事很少。看很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是做形象工程多，实效可疑。但不管怎么样，短斤少两地做，拖泥带水地做，多少会有一些作用。即算失败了也可以积累经验。比如我写下这本《山南水北》，也许可让一些比我更盲目的人，少一点想当然。但很多时候我非常自疑。比如我帮助一个农村孩子上了大学，但这孩子倒可能在大学里学坏了，没学多少知识，但学会了穿名牌，进馆子，说假话……那么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对于社会来说，这种帮助值不值？面对某种社会系统性的病变，个人努力常常有莫大的风险。
芳菲：如果说农村整个处于一个沉沦、一个没落的文明轨迹中，我觉得就给认识其中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