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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斯图尔特坐在老中心学校的六年级教室里，放假前的最后一天绝对是大人给孩子设计的最严厉的惩罚。
时间过得比他在牙医办公室外面等候的时候还慢，比他惹恼了妈妈、等着老爸回来揍人的时候还慢，比……
简直太慢了。
越过老肥特染着一头蓝毛的脑袋，他看到挂钟指向下午2点43分。墙上的日历告诉他，今天是1960年6月1日星期三，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只要过了今天，戴尔和伙伴们就再也不必忍受被关在老中心学校里的无聊日子，可是现在，时间仿佛完全凝固了，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只被困在琥珀里的昆虫，就像卡瓦诺神父借给麦克的黄石头里面的那只蜘蛛。
现在他完全无事可做，连功课都没有。下午1点30分的时候，所有六年级学生就把他们租来的课本全都交了上去，达比特太太一丝不苟地检查了每一本书，不放过任何一点损伤……虽然戴尔搞不明白，她怎么分得清书上的破损是出自这届学生的手笔，还是以前的租客为了发泄对无聊课本的怒火而留下来的……课本交上去以后，整间教室空得瘆人，就连布告栏和课桌都被擦得干干净净。老肥特没精打采地建议他们读会儿书，虽然早在上个星期五，学校图书馆就因为担心放假前有人忘了还书，把所有书全都收回去了。
戴尔本来可以从家里带一本书来读，他回家吃午饭时摊开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本《人猿泰山》就不错，最近他正在读的ACE系列双面科幻小说也很好看。不过，尽管戴尔每个礼拜都会读几本书，但他从没想过要在学校里读书。学校是做题的地方，听老师唠叨的地方，回答问题的地方，哪怕这些问题的答案简单得连黑猩猩都能从课本里找出来。
所以戴尔和六年级的其他26名学生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在夏日的酷热和潮湿中。即将到来的风暴染黑了外面的天空，教室变得越来越昏暗，挂钟的指针仿佛凝固了一般，夏天悄然退场，老中心学校发霉的凝滞像毯子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戴尔坐在第二排从右边开始数的第四张课桌后面。这个位置正好能让他透过衣帽间入口和幽暗的走廊瞥见五年级教室的房门，他最好的朋友麦克·奥罗克就坐在那间教室里，和他一样等着放假。麦克和戴尔同岁，实际上他比戴尔还要大一个月，但他念了两次四年级，所以过去两年来，他们之间一直差着一个年级。虽然留了一次级，但麦克还是和以前一样满不在乎——他不介意拿留级的事儿开玩笑，这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在操场上和伙伴中的领导地位；对于害他留级的老师格罗胜特太太，麦克从未流露过一丝怨恨，但戴尔敢打赌，其实麦克恨透了那头老母羊。
戴尔的其他几位密友也被关在教室里：吉姆·哈伦坐在第一排，那是达比特太太重点关注的区域。现在哈伦正懒洋洋地趴在课桌上，闪烁的眼神在教室里不停打转；其实戴尔和他一样不安分，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感觉到戴尔的视线，哈伦做了个鬼脸，他的嘴角简直和橡皮泥一样灵活。
老肥特清了清嗓子，哈伦立即摆出一副乖孩子的模样。
查克·斯珀林和迪格尔·泰勒坐在离窗户最近的那排——这对政客是班里的头儿。两个浑球。除了去小联盟打比赛或者训练以外，戴尔在校外几乎从来不跟他们打交道。坐在迪格尔后面的格里·戴辛格穿着一件破旧的灰T恤。不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穿T恤和牛仔裤，但只有那些最穷的孩子——譬如格里和科迪·库克家的几兄弟——才会把这样的衣服穿到学校里来。
长着一张圆脸的科迪·库克坐在格里背后，这孩子表情温和，但一点也不蠢。她扁平的胖脸正转向窗外，但无色的眼睛像是什么都没看见。她嚼着口香糖——这姑娘随时都在嚼口香糖——但不知为何，达比特太太从来注意不到这事儿，更不会训斥她。如果经常嚼口香糖的是哈伦或者班上其他哪个淘气鬼，达比特太太肯定会让他留堂，但科迪·库克这样做就很自然。戴尔不认识“牛科动物”这个词，不过每次看到科迪，他总会想起反刍的奶牛。
米歇尔·斯塔夫尼坐在科迪身后，靠窗那排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她和科迪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完美女孩米歇尔穿着柔软的绿色上衣和熨得平平整整的棕色短裙。她的红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哪怕隔着半间教室，戴尔仍能看到她苍白得近乎透明的皮肤上跳跃的雀斑。
戴尔望向那边的时候，米歇尔正好从书本中抬起头来；虽然她没笑，但她显然感觉到了戴尔的凝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线索足以让11岁男孩的心脏狂跳起来。
戴尔也有几个朋友不在这间教室里。凯文·格鲁姆班彻还在上五年级——这很合理，因为他比戴尔小九个月。戴尔的弟弟劳伦斯才上三年级，那个班归豪太太管，教室在一楼。
这间教室里倒是还有一位戴尔的朋友，他名叫杜安·麦克布莱德。杜安的体重比班上第二敦实的孩子重一倍，庞大的身躯填满了教室最中间那排第三张课桌后面的椅子。现在，杜安和平常一样忙着在他那本从不离身的破烂线圈本上写写画画，凌乱的棕发在他头顶淘气地左右支棱；他时不时皱起眉头，无意识地扶一扶眼镜，然后继续写字。虽然气温已经逼近90华氏度，杜安还是穿着冬天的厚法兰绒衬衫和肥大的灯芯绒长裤。戴尔从没见过杜安穿牛仔裤或者T恤，尽管这个胖男孩来自乡下——戴尔、麦克、凯文、吉姆和其他大部分小伙伴都住在镇上——而且杜安还得帮家里干活儿。
戴尔简直坐立不安。现在是下午2点49分。出于某些和校车时间表有关的深奥难懂的原因，他们得等到3点15分才能放学。
戴尔盯着教室前面的乔治·华盛顿肖像，第一万次琢磨学校为什么要把一幅没画完的画挂在这里。他望向14英尺高的天花板，随后视线又转向了对面墙上那排10英尺高的窗户。他瞥了一眼空书架上装书的箱子，琢磨着这批课本的命运。它们会被送去联合学校，还是干脆烧掉？也许是后者，因为戴尔的父母开车带他去过新学校，这些发霉的旧书和那边簇新的环境一点都不搭。
下午2点50分。再过二十五分钟，夏天就将正式开始，自由即将到来。
戴尔望向老肥特。男孩们给她起这个绰号绝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怨恨，他们一直叫她老肥特。达比特太太和杜甘太太教了三十八年的六年级——起初她们在相邻的教室里各带一个班，后来随着学生日渐稀少，在戴尔出生前后，六年级的两个班合并成了一个——达比特太太教上午的阅读、写作和社会学科，杜甘太太教下午的数学、科学、拼写和书法。
这对搭档就像老中心学校的马特和杰夫，或者没有幽默感的艾伯特和科斯特洛——瘦高的杜甘太太有点神经质，矮胖的达比特太太是个慢性子，这两个人说话的腔调和音色都截然相反，但她们的生活却密不可分——她们俩住在布罗德大道上两幢相邻的维多利亚式房子里，上同一间教堂，一起去皮奥里亚进修，去佛罗里达度假，这两个不完美的人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填补了对方缺失的技巧和不足，共同组成了一个圆满完整的个体。
但在老中心学校教书的最后一年，杜甘太太却在感恩节前生了病。是癌症，奥罗克太太轻声告诉戴尔的妈妈，她以为男孩们不会听见。直到圣诞假期结束，杜甘太太也没回来上课，但学校没请代课老师。可能是不愿坐实杜甘太太病情严重，达比特太太接过了下午的课程，她轻描淡写地说“等柯拉回来我就还给她”；与此同时，她一直照顾着这位朋友——先是在布罗德大道旁那座高高的粉红色房子里，然后在医院里——直到某天早晨，就连老肥特都没出现，六年级迎来了四十年来的第一位代课老师，流言在操场上蔓延，人人都说杜甘太太已经死了。那是情人节的前一天。
葬礼在达文波特举行，学生们一个都没参加。不过就算是在榆树港举行葬礼，孩子们恐怕也不会去。两天后，达比特太太回来了。
看着这位老太太，戴尔感觉到了一阵类似怜悯的情绪。达比特太太还是那么胖，可是现在，那些多余的体重挂在她的身上，仿佛一件太大的外套。她走动的时候，胳膊下面的肥肉左摇右摆，就像从骨头上垂下来的一堆皱纹纸。她的眼睛深深陷在眼窝里，周围一圈青黑，就像被人揍过一样。这会儿她坐在窗边，表情和科迪·库克一样绝望而迷茫。她的蓝头发乱蓬蓬的，露出黄色的发根，连衣裙看起来总有些不对劲，像是哪儿扣错了一颗扣子。笼罩在她周围的糟糕气味总让戴尔想起圣诞节前的杜甘太太。
戴尔叹了口气，挪了挪身子。下午2点52分。
昏暗的走廊里好像有点动静，一抹灰色鬼鬼祟祟地闪过，戴尔认出来了，那是塔比·库克，科迪又蠢又胖的弟弟，他刚刚穿过楼梯口的平台。塔比朝教室里张望，企图在不惊动老肥特的前提下让姐姐注意到自己，但他这是白费功夫。科迪已经被窗外的天空催眠了，除非弟弟扔一块砖头过去，否则她根本看不见他。
戴尔冲着塔比微微点了点头。穿工装裤的大块头四年级生朝他比了个中指，举起手里的东西晃了晃——可能是上厕所的许可牌——然后消失在阴影中。
戴尔又挪了挪身子。塔比偶尔会和他们这群伙伴一起玩，虽然库克家住在铁路那边运粮机附近的防水布窝棚里。塔比长得又胖又丑，蠢笨肮脏，嘴里的脏话比任何其他四年级生都多，但以“自行车巡逻队”自居的城里孩子并不排斥他。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塔比不愿意跟戴尔他们玩。
戴尔飞快地琢磨了一会儿这个蠢货到底想干吗，然后他又看了看钟。时钟还是指着2点52分。
琥珀里的虫子。
塔比·库克放弃了跟姐姐打招呼，趁着老肥特和其他老师不注意，他快步走向楼梯。他从格罗胜特太太手里弄了块去厕所的许可牌，但要是被某个老学究逮到他在走廊里闲逛，没准儿会被赶回教室里去。
塔比沿着宽阔的楼梯往下挪，小心避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木楼梯上踩出的缺口，然后匆匆跑过圆窗下方的拐角平台。风暴将至，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天光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红色。塔比穿过两层楼之间低矮的夹层，城市图书馆留下的一排排空书架立在通道两旁，但他完全没有注意。早在他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这些书架就已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