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第1页）

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

经典就读三个圈　导读解读样样全

导读“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

作者：汪卫东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鲁迅研究、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研究，出版专著《“百年树人”汪卫东：鲁迅研究论集》《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等。

一、“鲁迅文学”的提出

本文提出“鲁迅文学”这个表述，意在彰显“鲁迅文学”的存在，并试图对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加以描述。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文学对他所在的时代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起源性与标志性的存在，“鲁迅文学”进入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20世纪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范式”；新世纪以来，在消费主义文学的潮流中，“鲁迅文学”及其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日渐式微。值此语境，“鲁迅文学”及20世纪中国文学都需要及时回顾和总结。

追问“鲁迅文学”，不仅是更深入地了解鲁迅，也是适时地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甚至一窥鲁迅文学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的距离。

无疑，“鲁迅文学”集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现代进步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从现代、传统、启蒙、革命、艺术、政治等多种维度去描述它，都可以找到阐释的可能，但是，单一维度的阐释都不能穷尽“鲁迅文学”的存在。

鲁迅不认同传统载道的与游戏的文学观，不屑于现代市场化的消费主义文学，又与现代的“纯文学”和“艺术”保持距离。对鲁迅来说，文学不是载道的工具，也不是消遣的摆设，不是逐利之器，也不是名山事业，不是他物的附庸，也不是艺术之宫里的创作。前期投入小说创作，但申明并非要将小说引入“艺术之宫”，后来又放弃富有“别才”的小说而转向杂文，对于他人的惋惜与劝阻不以为意，20世纪20年代断然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他一生与文学同在，但对文学的态度似乎很复杂，以文学为志业，却屡屡宣称文学是无用的，戏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1]，一生与文学命运与共，晚年却留下“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2]的遗言。

特立独行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定见？鲁迅很少正面谈及他的文学观，我们能否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立场呢？

他的“文学”指向显然超出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指向一个更大的存在。张承志曾在《鲁迅路口》中揣想，当年邻家女杰秋瑾和同乡英豪徐锡麟的引颈就义，是否激起后来以墨偿血的冲动？我不禁也想，当辛亥革命传到绍兴的时候，正处在文学计划挫败中的他也曾短暂激动地呼应，但内心是否仍执守着留日时的文学初心？20世纪20年代后期屡以革命自嘲文学，晚年“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背后，是否真正动摇过文学的信念？

他与文学之间构成了一种情到深处一言难尽的关系，对于这一生最密切的存在，保持了一种固有的沉默，终生如影随形的“文学”，也就构成谜一般的存在，并不断溢出深厚而独特的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不是以作品，而是以终其一生的现实行动，展现了“鲁迅文学”的存在。留日时期引介“摩罗诗人”，就神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3]的文学意向，终其一生，鲁迅以文学为促进中国现代精神转型的行动，展现鲜明的行动性，践履了其早年的文学信念。文学在他这里，是介入现实与参与历史的社会行动，是追问自我与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是有限自我与大时代共存亡的方式，他的文学深入切入现实，同时内在切入自我生命，既反抗外在的黑暗，也反抗内在的绝望，在向内和向外两方面同时拓展，向外的深度与向内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因深切生命体验的参与，其现实的思考与战斗显出独有的深度，在鲁迅文学中，个人与时代、现实性与体验性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并相得益彰。

从小说、散文诗到杂文，鲁迅以行动赋予文学意义，所到之处，不断展现新的文学景观，拓宽我们对“文学”的认知。因其示范效应，小说由边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杂文更是几乎凭鲁迅个人的努力成为现代中国散文的重要部分。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写起来，于大家有益。”[4]同时又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5]“鲁迅文学”说明，文学性不是从过去时的“文学概论”来的，而是由文学者的当下行动赋予的。

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已超越诸多流行文学阐释的界定。以艺术和审美为宗旨的现代纯文学观，无法穷尽“鲁迅文学”的复杂性；以“作品”为中心的现代阐释观，顾及不到作品背后更广大的文学者；以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单一维度，也看不到鲁迅文学现实性与内在性的相互关系；将鲁迅文学的现实关怀简化为“感时忧国”并进而打上不够“现代”的标签，更与历史和“鲁迅文学”相隔。鲁迅的文学行动带动了文学与思想、艺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诸多信息，必须溯源到更为本源的、整体的和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

虽然难免被无意与有意地误解，虽然曾遭遇被“超越”和“断裂”的冲动，虽然被应试化和消费化的阅读所抱怨，但回归自我与现实，回归“文学”本身，人们终会重新发现“鲁迅文学”的价值。这样一个不以流行文学为意的人，他的“文学”却保持了最恒久的魅力，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

二、弃医从文：救亡理路与文学自觉

考察“鲁迅文学”的起点，需要重新打开“弃医从文”的故事。

《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提及由幻灯片事件引起的“弃医从文”，在叙述完幻灯片事件后，《呐喊·自序》简略交代了其思路的变化：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6]

这一过于简省的描述，成为我们普遍接受的有关“弃医从文”的理解，缺少对其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弃医从文”背后有文学的自觉，与苦心孤诣的救亡理路相关。

“弃医从文”的第一个行动，是办文学杂志《新生》，主要成员是周氏兄弟和许寿裳，其实三人已形成一个新文学团体，杂志计划中途“流产”，此后鲁迅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学行动：一是在《河南》杂志发表系列文言论文；二是与弟弟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弃医从文”的内在理路，就在这两个文学行动中。

五篇文言论文是鲁迅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主张。鲁迅发言的动机无疑来自当时先觉者共同的问题意识：近代中国的危机及摆脱危机的策略。取法域外进行变革已成共识，分歧在于不同的思路，鲁迅留日时，近代转型理路已经历洋务派器物层面和维新派制度层面革新的失败，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前沿东京，失败后赴日的维新派开始思考自下而上的民众启蒙，革命派反清革命运动方兴未艾。

五篇文言论文对“物质”“实利”“黄金黑铁”“竞言武事”的批判，针对的是洋务派；对“众数”“义务”“国会立宪”“汝其为国民”等的批判，针对的是维新派。而对“汝其为世界人”的批判，则又可能将矛头对准了“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面对“扰攘”不休的“新学之语”和“所见不深”的功利之心，鲁迅试图追问现代文明背后的本源存在，在五篇论文中展开了系列追问：如果说《人之历史》追问什么是“进化”；《科学史教篇》追问什么是“科学”；《文化偏至论》追问什么是“文明”——那么，《摩罗诗力说》追问什么是“文学”。“弃医从文”的思路就在五篇文言论文的系列追问中展开。

鲁迅拿出与洋务派、维新派以及革命派不同的“立人”方案，“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7]，“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8]，所立之“人”，是作为精神主体的“己”，因而力主“尊个性而张精神”，将精神性的作为“个”的主体，作为救亡与兴国的基础。

鲁迅的思路无疑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路的影响：一是将转型自下而上地诉诸构成群体的具体单元；二是致力于如何激发组成“群”的具体单元的活力。

现代“国”与“群”的建立，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严复和赴日后的梁启超致力于现代国民的建设，严复在《原强》中首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在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国民的意义上系统论说了“新民”的要素。鲁迅则超越“国民”层面，将转型诉诸更为基础的作为“个”的精神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