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第1页）
第二章明朝之亡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
我们上一章谈到了万历皇帝个人所谓的酒色财气的问题。而由“国本之争”引发的党争的问题、矿监税使的问题、“三大征”的问题、女真崛起的问题，都是在万历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万历皇帝如果处理得好，明朝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处理好。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许多朋友和我有过交流，我也到网上浏览过各种信息，发现有很多种观点。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是这些：有认为是亡于宦官的，也有认为是亡于文官的；有认为是亡于党争的，也有认为是亡于“国本之争”的；有认为是亡于矿监税使的，也有认为是亡于“三大征”的。当然，也有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认为是亡于万历本人惰政的，以及认为是亡于崇祯皇帝个人能力有限的。
本章我们来讨论一下明朝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
明朝的国家制度呈现出“双轨制”的特点：明朝有一套文官系统，负责管理国家事务；又有一套宦官系统，其中的机构设置几乎和文官的系统对等，也就是说外廷有什么文官机构，内廷就有什么机构与之对应，所以明朝的宦官系统非常庞大。我将其称为“以内制外”，这是明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
随着政权、国家及君主制的出现，宦官群体出现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往往认为，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群体之一，但实际上，宦官里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比如明朝的郑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航海壮举，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在这以后，一直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远航到亚丁湾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海军才又一次浩浩****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当然，这两次之间还有一次，晚清时期，清政府到欧洲买船时，海军曾渡过印度洋。但那一次只是路过，而不是去办事。
东汉时期的宦官很猖獗，但是其中出了一个蔡伦，他改进了造纸术，发明了“蔡侯纸”，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美国一个跨行做历史研究的天文学博士曾写过一本畅销书，《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蔡伦不但被收录其中，排列的位置还很靠前，仅次于孔子——孔子排在第五，蔡伦排在第七。所以说，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伟大的宦官。某种意义上，受了腐刑的司马迁也是宦官，但是他并没有在宫廷里服役，所以不能算在内。
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东汉。东汉第一代皇帝是汉光武帝，他是一位伟大的帝王。汉光武帝之后是汉明帝和汉章帝。汉章帝死得早，他儿子汉和帝继位时年龄很小。从汉和帝开始，几乎后来所有的东汉皇帝都是幼年（充其量是少年）继位，有些继位时甚至还在襁褓中。这样一来，皇帝的母亲就要听政，而他们的母亲都还只是少妇。小皇帝如果是三岁，他母亲充其量只有二十多岁；小皇帝如果是八岁，他母亲充其量也只有三十岁。她们没有政治经验，不会理政，只能靠她们的哥哥、父亲乃至祖父。所以，从汉和帝时期开始，东汉就出现了外戚专权的情况。皇帝逐渐长大，开始想要亲政，但是他的母亲、舅舅、外公都无视他的成长，继续把他当小孩子看，绝对不放权力。皇帝都是有个性的，也都是受过教育的，随着年龄增长，就想要从外戚手中夺权。夺权靠谁？母亲家靠不住，父亲家已经被隔离，而文官一般依附于外戚，甚至可以说，外戚就是文官的首脑。最后皇帝只有依靠宦官，依靠那些从小陪他吃喝玩乐，陪他长大，陪他学习，甚至已经被他当作好朋友的宦官。皇帝和宦官要夺权，外戚不给，于是就会发生宫廷政变，皇帝得以铲除外戚。皇帝掌权之后，他继续依靠宦官，所以就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情况。
然而，夺权不久皇帝又死去了，继位的又是个小皇帝，又变回了外戚专权的局面。所以东汉循环往复，六个外戚家族先后专权，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此，也就一定有六次铲除外戚的斗争和斗争后重新出现的宦官专权局面。宦官专权以后，许多和外戚有关系的正派人士也受到打击，后来的“党锢之祸”就是如此。一直到袁绍进京，才把宦官全部杀掉，但东汉也就亡了。东汉后期，宦官成为皇帝的保护神，有宦官在才有皇帝，如果没有宦官，皇帝也不复存在。
第二个是唐朝。唐朝的问题出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前期，官员和汉朝的官员一样，都是“出将入相”的——到外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就成为将领，回到京师，就成为宰相或其他文官。这样一来，唐朝大臣，特别是边境的大臣权力就比较大。“安史之乱”爆发后，皇帝意识到原本受信任的安禄山、哥舒翰都是少数民族，其他大臣中虽然有汉人，但也不受信任，于是皇帝派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很大。“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安禄山、史思明的军队攻打长安的门户潼关，哥舒翰固守潼关，在前线监军的宦官逼迫他出击，才导致哥舒翰战败被俘。“安史之乱”后，宦官监军在唐朝变成了一种惯例。特别是在唐肃宗继位以后，宦官开始掌握军权、处理军机，所以唐朝后期管军事的枢密使都由宦官担任。而唐朝最厉害的御林军——神策军也掌控在宦官手中。唐朝宦官此时可以废立天子，也可以进退宰相。
唐朝有一个著名的官员叫李德裕，他在淮南做节度使的时候，听说监军的宦官要回京做枢密使，就送给了他很多的钱财。后来这个宦官没走成，就要把钱财退回给李德裕。李德裕说：“我们之间是好朋友的关系。我送你礼物，不是因为你要升官，即使你不升官，我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不会收回礼物。”这个宦官很感动。过了若干年，这个宦官果真去长安做了枢密使，于是才有了李德裕进京做宰相的后文。可见，有时候宦官跟文官的关系也很密切。
第三个就是明朝。无论是汉还是唐，宦官专权都是在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生的。但明朝不是这样，明朝的宦官是国家机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已经融入明朝的国家机器了。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轨制”，即外廷的文官有什么衙门，内廷的宦官也一定有相应的衙门。比如，废除宰相以后，外廷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是内阁，然后是六部中的吏部尚书；内廷则有司礼监，它可以对应外廷的内阁和吏部。明太祖在位时就已经设立了全套的宦官机构。明朝人以及明史研究人员把明朝的宦官机构称为“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实际上，除了这二十四衙门以外，还有很多的库、馆等。
明朝的宦官衙门系统极其庞大。内廷第一监是司礼监。司礼监本来不是十二监的第一监，原来的第一监是内官监，后来随着司礼监权力的扩大，司礼监成了内廷的第一监。其中有掌印太监、提督太监、秉笔太监，而秉笔太监还分第一人、第二人，等等。另外还有提督东厂太监、提督军营司礼太监。虽然外廷的内阁以票拟来掌握国家大事的处理权，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命，但内阁和吏部的系统加在一起，都不一定能够和司礼监抗衡。明朝人说司礼监和内阁是“对柄机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远远没有概括司礼监的全部功能。
我们来看看在这种“双轨制”之下，明朝的国家大事是如何决策的。明朝在形成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的运作模式以后，所有的地方事务都要相应地报告给中央的六部和都察院，然后六部和都察院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由文书房直达御前。皇帝将这些意见交给内阁处理，内阁根据祖宗法度、圣贤道理和实际情况进行票拟，即用黑笔字代表皇帝进行批示，批完了以后要交回去，皇帝再交给司礼监的宦官批红。一般来说，对于国家大事，内阁怎么处理，司礼监就怎么照抄，但不是作为司礼监来抄，而是代表皇帝用红笔照抄，抄好了以后把它发到六科，这就是圣旨了。明朝不仅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处理国家大事；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负责稽查六部百司之事。每一科的掌印长官都给事中仅有七品，而一般的左右给事中都是从七品。这是以七品官来对二品衙门（六部）的事务进行批驳，同时对皇帝的诏令也进行封驳。
皇帝通过司礼监的批红而下达的诏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处理各种事务的批文，一种是针对不同事情下达的圣旨。无论哪种，都得到六科进行审批。如果六科觉得这些诏令不符合祖宗法度，不符合圣贤道理，尤其是不符合当下形势，就可以把它们驳回。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下的若干道手谕都曾被六科驳回，把皇帝气得要命。明朝的办事程序就是如此。
很多人以为司礼监和内阁是对抗关系，那就错了，它们是合作关系，是皇帝的左右手，一只手票拟，一只手批红。而且，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在内廷设立了内书堂，专门教导小宦官读书识字。后来这些宦官大多进入了司礼监和文书房。至于内书堂的老师，则都出自翰林院，后来不少进入内阁。所以，司礼监的宦官多为大学士们的学生。
很多研究者只看到明太祖立过铁牌，规定过宦官不得干预政务，直到明英宗时王振专权后，铁牌才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内书堂培养出来的宦官，就是用来干政的，那这个铁牌保得住吗？
我在《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中专门讨论过相关问题。明代司礼监的宦官是有文化的宦官，文化程度甚至不比外廷的文官差。因为他们的老师比外廷文官习举业时的老师资历更高，宦官是翰林院的这些官员教出来的。他们跟内阁大学士之间有师生之谊。即使没有师生之谊，他们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也有共同的理念——他们是共同为明朝服务的，是共同为治国安民服务的。
所以，明朝的司礼监和内阁之间首先是合作关系。当然，各种利益、瓜葛会造成矛盾冲突，不过矛盾不一定发生在宦官和文官之间，而是发生在这一批宦官和文官与另外一批宦官和文官之间。
比如万历年间，张居正和宦官冯保的关系好，高拱和宦官李芳、“大侠”邵芳的关系很好，他们间的斗争都是有内线、外线的，斗争的壁垒有时候并不分明。甚至可以说，明朝外廷的文官要办事，非得要有内廷的宦官支持不可，否则办不好。
举个例子，宣德年间，由于苏松重赋，又发生水灾，造成苏南地区出现很多问题，于是明宣宗派巡抚去解决流民、税收和地方治安问题。派到应天府的南直隶巡抚是江西吉水人周忱。
周忱在永乐年间进入翰林院，以庶吉士身份学习。他和苏州知府况钟一道，把整个苏松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认为他是个人才。有一次他派人把江南的漕粮送到北京去，有官员回来说运漕粮的船遇到风浪翻了，所以漕粮没了。周忱把日记打开，说：“某年某月某日，万里无云，怎么来的风浪？”所以骗不到他。但是在后来王振被抄家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周忱给王振写的一封信，自称“徒孙”，而且王振家里的地毯全是周忱送的，尺寸大小丝毫不差。既然这样，该如何评价周忱？
所以在明朝，外廷的文官和内廷的宦官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的，他们共同为皇帝、为大明服务。
当然，宦官也有很多不好的影响。他们确实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一批人更是臭名昭著。第一个是王振，第二个是创建西厂的汪直，第三个是刘瑾，第四个是最要命的魏忠贤。阉党就是以魏忠贤为核心和首领建立起来的，他们干了很多坏事，打击了很多正派人物，并且以权谋私，为自己的家族谋得了不少利益。
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和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都突出了明朝的两个机构：一个是东厂，专门侦缉官员的事务，由宦官统领；另一个则是锦衣卫。
明代的锦衣卫同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但是锦衣卫里处理刑侦事务的只是北镇抚司，是锦衣卫中的一个机构。而北镇抚司的校尉，又是为东厂服务的。东厂和北镇抚司、锦衣卫之间，既有系统之间的矛盾，又有结合，更多的时候是合作。东厂的缇骑、校尉，都是从锦衣卫过来的。这两个衙门对于官员的监督、稽查非常严格，如果谁犯了罪就会被直接逮捕，不是下到刑部大狱，而是下到锦衣卫的诏狱（明朝的监狱有多种，有大理寺的监狱，有刑部的监狱，这都是正常的监狱；另外有诏狱，是根据皇帝的诏令而将人逮捕进去的监狱，令人谈之色变；后来还有西厂）。人们对明朝宦官控制下的东厂和锦衣卫的北镇抚司非常痛恨，他们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官员，不大针对平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针对平民。
所以我是这样评价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的：第一，毫无疑问，这是法外之刑；第二，有些时候这又是没有办法的，它们是对文官的制约机构。文官也并非都是好人。谚语有云“天下乌鸦一般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些都是说文官的。锦衣卫和东厂主要对文官进行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腐”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国家机器里又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不过，明朝的宦官会给后人留下这么不好的印象，还有其他原因：第一，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文官、士大夫写的材料，他们对宦官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歧视；第二，这跟现在的舆论和媒体有关系。比如当代的几部优秀电影，《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锦衣卫》等，都把明朝的宦官塑造成了反派角色，而人们对明朝宦官、锦衣卫、东厂的直观印象，大多来自这些影视剧。
所以，明朝是否亡于宦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宦官，特别是魏忠贤必须承担责任。以他为主体核心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把明朝仅剩的一点正义和精神耗费殆尽，而且他还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宦官主宰朝廷。
明朝宦官的参政是全方位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宦官的影子无处不在。我们上文说过，司礼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应的是外廷的内阁和吏部。而和明朝的兵部乃至户部对应的机构叫御马监，还下设两个营的军队，一个叫勇士营，一个叫四卫营，力量非常强大。地方有镇守宦官，一般叫镇守中官，嘉靖时期才收回。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宦官都全方位参政，这也表明，明朝宦官是整个国家机器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是，明朝宦官的专权却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