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B（第1页）
阿B
一
于思曼还叫于晓红的时候，我每周六都能见到她。在一个无法预知几年以后就会有双休日的年代，周六下午的每一个钟头，都有现在的两个或者三个小时那么长。
我在空了一大半的校园里出墙报，用两根手指将淤积在美术字里的一团红色或者黄色晕开。我把时间掰碎，塞进边框和题花里。我在一篇文章的最后一行折断一支粉笔，把更小的那一截扔向操场上的沙坑，最后却落进操场边的一丛冬青树里。“管亦心，就你这点儿力气，”我的表姐于晓红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学人家男孩子做什么？”
我知道她说的男孩是谁。他住我楼上，老宁波窦家的孙子，窦什么宝。我从来不知道中间那个是什么字。我只知道，在我二年级的时候，他还是忆江新村的第一千个“小宝”，到我四年级，他已经成了新村的第一个“阿B”。
“侧面，侧面，”他斜着身体，脖子扭出一个奇怪的角度，在余光里捕捉于晓红嘴角的弧度，“不像阿B吗？真的不像吗？”
摊在于晓红面前的是一张黑胶唱片。封套上的男人脸上打着橙色的光。于晓红说，她从来没有看过能把眉头皱得那么好看的男人。
“不像。你的头发烫得太卷了，哪有人家的自然。你看你哪有那样的下巴、那样的鼻梁、那种边框的眼镜，”于晓红细长的手指在空中画出大大小小的矩形，然后轻轻一甩就像弹开一串泡沫，“你看你，根本连眼镜都没有。”
“我没烫，”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我是自来卷。”
但是阿B这个绰号还是飞快地在新村里传开。他们说，阿B脑子活络，卖相登样，迟早要发达；他们说，阿B家里来了贵客，穿烟灰绿圆点衬衫的香港姨婆要吃大闸蟹。阿B大清早到小菜场旁边的岔路上找南通小贩，差点儿让人坑了。他们说，反正他乐意的呀，姨婆千里迢迢地来，总不见得空着手。不作兴的呀。窦家媳妇这下该有周大福的金项链戴了。
我从来没见过阿B的妈妈戴金项链，我只知道那张黑胶唱片，确实是阿B的香港姨婆顺手从家里拿来的。“我不要听的啦，”阿B学着姨婆那半咸不淡的港味宁波话，“他们讲现在的细路仔欢喜听这种时代曲。”
还要再过好几年，我们才找到一台可以放那张唱片的电唱机。皱眉头的男人唱的是咬舌头的广东歌，听起来像那种带着沙瓤差一点点就要馊但终究没有馊的西瓜。唱针打滑，沙瓤微裂，于晓红的肩膀轻轻耸动。
那时候电台里的播音员开始小心翼翼地捏细声带，管自己叫“DJ”，学着用各种小名、花名、英文名称呼港台明星，他们又唱歌又演戏又主持，哪哪儿都是他们的脸。那时候三五年的差别就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所以邓丽君只是邓丽君，但谭咏麟就是“阿伦”，张国荣就是“哥哥”。直到那时，我才弄清楚楼上的阿B是跟着香港的阿B叫的，而香港的阿B大名叫钟镇涛。
可我还是没弄清楚于晓红跟阿B到底算什么关系。
“算同学啊。”于晓红拍拍我辫子上的粉笔灰。
他们是小学同学。整个新村的孩子都上同一所小学。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于晓红和阿B已经毕业四年了。于晓红是他们那一年唯一考上区重点中学的，然后继续升上了那所学校的高中。阿B去了普通中学，然后进中专。那是仪表局最好的中专——窦家媳妇特意从三楼跑下来，向我妈宣告——分数线也不比于晓红的学校差多少呢。
她并没有太夸张。仪表局的中专都是定向培养，踏进校门等于捧住了几十个无线电厂里的饭碗。所以，那几年（当然仅仅是那几年），应该选高中还是选中专，真的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晓红妈这个人就是心思重。”我妈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好像晓红妈只是晓红的妈妈，并不是她的亲姐姐。晓红妈七岁得过肾炎，干脆晚上了一年学，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一九六六年。
“什么叫一九六六年，你们哪里想得出来。突然之间，到处都是滚滚烫的。好像什么都有了，就是高考没了。晓红妈哭了一天，尖着嗓子叫：腰子上一点点小病，做啥要休学！你说说看，对你外婆哭也就算了，对我哭有什么用？我比她还小三岁零八个月，她没有书念，我也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最后几个字，听起来就像是从我妈鼻子里哼出来的。
在我妈看来，于晓红的妈当年生了一场肾炎，便注定了于晓红从认字的那一刻（也许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坚决地走向了中专的反面，阿B的反面。她觉得，这跟历史问题、时代风尚或者分数线高低都没什么关系。
所有与于晓红和阿B有关的记忆，所有的时间线，都是在那个六年级的下午，在那面黑板前才突然汇拢的，从此便有了一个确凿的起点。此前的散漫线索就像是在史前、远古、某种透明的气泡中飘**，说有也有，说没也没。就是那一天，于晓红闪烁的眼神，以及她每周六早放学先跑来找我——我是说这行为本身——突然都有了崭新的、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因为于晓红的家就在小学旁边，并不是因为她需要来跟我炫耀高中有什么新鲜故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成了她和阿B之间唯一的纽带。
二
初夏的夜总不够夜。太阳终于被按下去，但斑斑点点的天光还在把墙的边缘照得异样地亮。隔着马路站在地势高处，我住的那栋楼看起来小得不成比例。依稀望见三层楼顶上刚刚搭好的脚手架——这一排旧房子都在加层，我们这些底楼的住户，天天有人敲着脸盆骂房管所。
阿B和于晓红站在我身后的两侧。我想我身上也许早就装满天线，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全都给接通了。两个小时前，我对于晓红说你快来吧，我妈成天念叨你。一个小时前，我到三楼送一碗菜肉馄饨给窦家，冲着正在对着镜子吹口哨的阿B多眨了两下眼睛。我就像童话里老谋深算的仙女，手指向哪里，哪里就画出一道彩虹。
晓红姐姐带我去看灯，这是个奇怪的借口。但我妈也只是挑了挑眉毛：“你都六年级了，还要看这个？”
要看要看。看了可以写作文。于晓红忍不住推我一把，在我耳边说你差不多行了啊。
从我们家出门，过一条大马路就是光学仪器厂。关于这家厂的记忆，横穿我的童年，我甚至怀疑它伸进了记事前的混沌地带。那四盏大红灯笼，我被抱在我妈怀里看过，骑在舅舅脖子上看过；然后，拉着我看灯的手，渐渐地不能再把我的手整个捏进拳头里；最后，看灯时再也没有人担心，不拉紧我的手就会把我弄丢。这四盏灯笼，穷尽了我看它们的角度——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总觉得，由始至终，都是同样的四盏。
光学仪器厂是整个新村的地标。一条几乎干涸的河道，一座陡然爬升的桥，把大马路分成两段，一头通往城乡接合部的农田（最多再过三年，就会有房地产商人跑来画圈），一头分布着好几座工厂。光学仪器厂是其中看起来最不像工厂的工厂。它门面高大宽阔，没有厚厚的、既然扫不干净就没人扫的尘土。大铁门几乎总是开着，上下班时的人潮不算汹涌，约在那里等人，似乎比别处更体面一点儿。
谁也不知道光学仪器厂为什么喜欢挂灯，好像仅仅是为了证明招牌上的“光学”两字并非多余。起初，这里亮灯多半跟敲锣打鼓同步。那时候有的是可以敲锣打鼓的理由，有人当兵要敲锣，有人退休要打鼓——哪天若是敲锣打鼓经久不息，多半是因为终于抓到了什么坏人。这两年已经听不到锣鼓声，但光学仪器厂的灯还是时不时地亮起来——过年过节是一定的，但有些亮灯的日子让人摸不着头脑。
“今天是他们厂庆吧？”我听到于晓红的声音从身后飘来。他们俩起初还装出不期而遇的样子，后来想到只有我一个观众，就没再往下演。
“没有的事儿，”阿B显然在往她跟前凑，“去年冬天不是刚庆过一次？”
背后睁开一双眼睛的感觉无比美妙。耳朵收集到的零碎词语，毫不费力地拼成画面。我听到于晓红说某年夏夜桥那边田埂上曾经充满猪圈的气味，听到阿B顺口哼起的“我从垄上走过”。那以后，于晓红说，我就再没有过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