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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战争硝烟
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雨水从屋顶上唰唰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东摇西晃，树枝不时碰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不止一次抬起头来，凝神谛听是否有人敲窗。当她明白是风在捣乱之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无心再写，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后一页，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
碰巧我父亲的助手要去基辅，正好请他把这封信带给你。
请原谅很久没有给你写信。
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一切都乱七八糟，叫人理不出头绪。即使想给你写信，也没有人给捎，邮路又不通。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七年级了。
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周围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目空一切的傻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塔妮亚，我原以为我对这个小伙夫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而已。生活中昙花一现的恋情随处可见。可我想错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人都很年轻，加起来只有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一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不过这决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阴雨连绵、遍地泥泞的深秋时节，在这个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肮脏的小伙夫的突发之情竟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装点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守本分，有时甚至还很任性的小女孩，总想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光彩夺目的东西。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周围圈子里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的那种令人厌恶腻烦、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正是在对这种不同寻常、光彩夺目的东西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在我熟悉的年轻人中，没有一个具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独特不凡的生活见解。而我们之间的友谊本身也非同一般。正是因为追求光彩夺目，也因为我异常任性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让他送了命。这事至今回想起来，都令我觉得非常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悬崖上，这是我十分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忍不住想再考验他一下。那座悬崖十分陡峭，这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十来米高。我简直疯了，竟然对他说：
“你敢从这儿跳下去吗？谅你也不敢。”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
“活见鬼!干吗？难道我不要命了？谁活得不耐烦，让他去跳就是了。”
他以为我的挑逗是开玩笑。可我呢，虽然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真正大无畏的举动；他敢做的，顶多也就是打个架、冒险偷支枪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今后再也不敢如此任性胡来了。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想试试他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确实勇敢过人，又希望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刻地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诧不已，向我凝视了片刻。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猛地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向水面飞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对我来说却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瞬间把他吞没的时候，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俯视着水面上一圈圈扩散开的波纹。经过了一段仿佛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那个可亲可爱的黑色的头。我禁不住放声大哭，迅速奔向通往湖边的小路。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他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类考验。
树枝不时地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再写下去。今天我的情绪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都黯淡无光，这也影响了我的心情。
车站上列车一直来来往往。德国人正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会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火。你知道，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于想回国。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我不知道以后还会出什么事，心里惶惶不安。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冬妮亚
1918年11月29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乌克兰。拿起武器的人越来越多，而每一场战斗都产生了新的战士。
市民们过惯的安逸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风雪漫天飞舞，隆隆炮声震撼着那些破旧的小屋，市民们蜷缩在地窖的墙根，或是躲进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彼得留拉手下各式各样的匪帮在全省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有大大小小的头目，有形形色色的派别，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其他无数的名目。
昔日的军官、右翼和左翼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们，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起一批亡命之徒，就自封为首领，有时还打起彼得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所谓“大头目彼得留拉”的师团，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的武装，加上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而成。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由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发起攻击，于是在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的碾压之下，大地在不住地颤抖。
在那动乱的1919年4月，吓得失魂落魄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小屋的窗户，焦虑不安地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哪一派掌权？”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东张西望，惊恐地回答：
“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昨夜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准是彼得留拉的手下，要是口称
‘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立刻明白了。这不，我正在看呢，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惹出是非。您知道吧，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因为没弄清楚，糊里糊涂地把列宁[11]的肖像挂了出去。偏巧有三个人冲进他家，原来是彼得留拉的部下。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一把抓住屋子主人。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20鞭子，一边抽一边骂：‘狗崽子，一看你的嘴脸就知道是个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格拉西姆竭力分辩，大声哭喊，均无济于事。”
正说着，他俩看见一队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天下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一看见彼得留拉匪帮的黄蓝色旗子就充满仇恨。他们还没有力量抗击沙文主义的“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逆流。只有当红军部队艰苦地击退从四面八方围攻他们的彼得留拉匪帮，像木楔似的插入小城的时候，他们才活跃起来。那面亲爱的红旗在市政管理局屋顶上飘扬了一两天。可是游击队一退走，黑暗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