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皇帝之死（第2页）
日耳曼尼亚这些年的战争已经让罗马的边界线从莱茵河推进到了易北河，今天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了帝国的领土。公元9年，罗马人没有展开战事，这大概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转而致力于建立政治和其他领域内的秩序。新任总督瓦卢斯（Varus）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和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关系也很近。此时，他认为已经可以正式地展开日耳曼尼亚的行政工作，征收税款了。[512]为此，瓦卢斯召来了日耳曼尼亚的重要人物，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顾问。此前或许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日耳曼首领聚集在一起，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密谋时机。
叛乱的领导者名为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他和瓦卢斯的关系很近。叛乱者的计划比较细致，并且凝聚了多方的力量。他们让瓦卢斯得知日耳曼尼亚境内某个偏远的地方爆发了一场叛乱。于是，瓦卢斯召集了部队，打算和日耳曼盟军一起去解决这场看起来规模不大的小**。然而，在行军时，同行的日耳曼人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陆续离开。与此同时，更加偏远处的小型罗马据点也受到了攻击，其中的士兵遭到了屠杀。当瓦卢斯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大规模叛乱之时，他已经深陷于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他只得下令全军开始争取撤回莱茵河畔。士兵们带上了奴隶、家眷和财物，顶着这些负担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里缓慢前行。
日耳曼人知道瓦卢斯的行军路线。他们砍断了大树，用以拦住罗马人的去路。罗马人的队列很长，日耳曼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可能的薄弱点，发起进攻。罗马军队能够组织起来应战，却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513]随着负伤士兵越来越多，行军的速度变得更慢了，就连瓦卢斯本人也受了伤。绝望之中，他们加强了某个据点的防备，然后烧掉了自己无力再保住的货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轻装简行，更快地撤离。然而，四天以后，他们仍旧被困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里。
瓦卢斯召集了高级军官来商量对策。在审时度势之后，瓦卢斯及其下属军官选择了自杀。罗马军队崩溃了。一些人试图逃跑，但日耳曼人将其砍倒，任由其尸体在林间的道路上腐烂。还有一些人被抓住，受到了折磨，或是被献祭给了神灵。[514]总共三个军团及其辅助部队、奴隶、家眷以及随军商贩尽数覆没，遇害者总数在两万到三万人之间，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领土全部丧失。[515]
这个噩耗令罗马人深感震惊，奥古斯都换上了丧服。据说，他曾经一边用头撞击门框，一边呼喊着：“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QuinctiliusVarus），还我军团!”[516]提比略立刻被派去了莱茵河畔。[517]同时，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征兵。不过，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应征献身于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他们设法避免了被征召入伍。因此，奥古斯都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财产。奥古斯都还鼓励老兵们重新入伍参战，并且把得到了解放的前奴隶也招入了军队。这些匆忙召集起来的部队被派去了高卢，支撑着莱茵河防线。[518]公元11年，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率军再次出击，这是罗马人唯一的战斗方式。[519]
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这场叛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罗马的军事资源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潘诺尼亚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当地的领土失而复得，但日耳曼尼亚的战争让罗马人遭遇了一场大败。罗马军队的人员伤亡相当惨重，而平定潘诺尼亚叛乱已经让罗马人消耗了不少的人力，他们很难迅速地补上日耳曼尼亚的缺口，奥古斯都的征兵活动非常不受欢迎。此后，罗马人再也未能夺回丧失的土地。
不过，尽管这些叛乱给皇室的军功簿上增加了一个污点（虽然传统观点把绝大部分责任都归结到了无能的瓦卢斯头上），但从长远来看，帝国政权并没有遇到一场政治灾难。恰恰相反，奥古斯都政权得以由此向罗马人民说明，罗马仍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强大军队，提比略得以再次展现其军事能力。日耳曼尼库斯则在平叛时初次掌兵，并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军事胜利。在镇压了潘诺尼亚叛乱以后，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可以将自己塑造为意大利的拯救者。在公元11年的日耳曼尼亚战事以后，他们更是成了罗马军队名誉的恢复者。在公元14年，帝国政权完全可以把日耳曼尼亚和潘诺尼亚的战事宣传为说明帝国政权存在的必要性的正面例子。而且，提比略就是那个能够带领罗马人民维持大国霸权的领袖。
奥古斯都之死
公元13年，奥古斯都宣布自己不再出席公共宴会。他要求各位元老不要再来他的家中致以问候，或者，至少不要频繁拜访。[520]第二年，他离开罗马，去为再度出征北方的提比略送行。途中，奥古斯都患上了疾病，转而前去他在坎帕尼亚的庄园休养。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提比略便踏上了旅途。接着，奥古斯都来到了纳波利（Neapolis）观看比赛。然而，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康复，再度变得虚弱的奥古斯都回到了位于诺拉（Nola）的祖宅，并且命人召来提比略。
奥古斯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派人去召集自己的亲朋好友来陪伴自己度过最后的时光。他对他们吟诵了一首希腊语诗，要他们为一位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之人喝彩。接着，他便让他们离去了，最后陪伴在他床边的是他的妻子莉薇娅。公元14年8月19日，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一生经历了七十五度春秋又十个月二十六天，在他死后十三天就是阿克提翁海战的四十四周年。[521]
提比略也许未能及时赶到诺拉来见奥古斯都最后一面。不过，当他和莉薇娅一起对静候讣告的帝国臣民传达丧讯之时，他们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提比略在控制了禁卫军以后开始准备返回罗马。早在丧礼举办之前，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禁卫军长官以及供粮官就已向提比略起誓效忠；某些会议上的平民和罗马的驻军或许也已发誓要为提比略效劳；他给帝国境内各地的军团和总督写了信件；他所到之处都有士兵随行。[522]罗马政局的新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提比略一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地位。
共和国没有恢复，也没有人想要使其恢复。罗马城内无人可以反对提比略的继位，唯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是他的族人，但他很快就将其抹除干净了。尤莉亚仅剩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杀死了，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位受害者。[523]提比略还派士兵去杀死了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据说他是尤莉亚的情人。提比略显然认为就算经过了十四年的流放，他也应该遭到处死。[524]尤莉亚则自杀了。多瑙河流域以及日耳曼尼亚境内都有罗马军队哗变。日耳曼尼库斯一度看起来有一些机会争夺皇位，但这位年轻人对皇室忠心耿耿。[525]就算这些士兵真的成功了，他们也只会让日耳曼尼库斯给他们提供报酬并且索取更好的待遇，绝不会让共和国复苏。无论人们私底下怎样看待奥古斯都的一生，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诸位元老和骑士、平民和士兵都在为奥古斯都的离去而悲痛不已。新任皇帝提比略平静地看着人们把奥古斯都从罗马的第一人升格为皇室的第二位神明—神圣的奥古斯都（DivusAugustus）。
此次和平的政权更迭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成就。作为后人，我们或许会觉得提比略的上台是奥古斯都时代理所当然的结果。毕竟，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是第一位罗马皇帝。而罗马帝国的历史至少延续到了公元475年，东罗马帝国甚至延续了更久。我们知道在他把提比略（他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收入尤里乌斯家族以后就有了我们所知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而这个家族里还涌现了盖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尼禄[1]这些皇帝。但是，在公元前28年，当屋大维和阿格里帕着手构建奥古斯都共和国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切。
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存在也许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但至少这种矛盾很有用，帝国政权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即使是在盖乌斯·恺撒去世，提比略重返罗马政坛前台以后，他和奥古斯都也还在小心翼翼地宣传着共和国的遗产。提比略的继位是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莉薇娅仅剩的儿子、奥古斯都家族的中流砥柱，但也同样是因为他是同代人当中最杰出的将领，他曾经领军作战于亚美尼亚、雷蒂亚、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他不仅击败了叛乱的潘诺尼亚人，还在日耳曼尼亚的战场上恢复了罗马人的荣耀。以军事化的罗马政治文化来看，提比略毫无疑问是名望最高、功绩最大的将军。
提比略也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他曾经在公元前13年和公元前7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也曾在“退隐”之前和之后与奥古斯都一起掌握保民官权力。当奥古斯都去世之时，提比略已经重返政坛十年了。他完全可以卓有自信地宣称自己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是唯一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权威去继承奥古斯都之人。
不过，就算提比略试图以其履历来说明自己继位的正当性，让更加保守、更加拥护共和制度的那些人感到有些亲切，罗马政治现在的实质也无疑是君主制。在奥古斯都时代末期，罗马人民已经充分表明了他们愿意拥抱君主制度。元老院给奥古斯都颁发的无数特殊荣誉也足以说明他和元老之间绝非共和国时代平等共事的关系。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迅速擢升也是罗马转向君主制度的明证，因为如果以共和制度的眼光来看，他们二人只是别无特殊长处的两个年轻人。尤莉亚及其子女的生活方式奢侈无比，更接近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宫廷生活，而非古代罗马的卫道士们推崇的简朴之道。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纯粹是因为不幸才未能取代资历更深的提比略。
公元14年，或许提比略在奥古斯都的赞同下选择了利用奥古斯都确立的这一套制度中共和制的成分，也许这是为了说明为什么继位者是他而非其他的皇室成员，也许这是为了再一次强调罗马需要有一位强大的领袖来带领人们与边疆的潜在敌人作战。于是，提比略陷入了共和君主制的悖论，在其统治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顺从于诸位元老。这大概反而让元老们感觉到有些困惑，因为元老们同样能够认清皇权的实质：提比略控制着军队和帝国。他所掌控的财力、军力以及政治资源远超其他元老的想象，所有人都必须如临深渊地对待提比略，没有人胆敢冒犯他。无论他对元老们说了什么，无论他表现得多么尊重元老们的集体智慧，罗马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提比略在罗马的漫长历史上享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在所有的史料当中，他都是一个深深浸染着罗马传统道德、思想的人物。然而，当他最终继承奥古斯都的地位之时，罗马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置身于帝国时代，共和国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虽然这份记忆仍然具备一定的力量，许多人或许还会怀念那个时代，某些元老也许还曾幻想过要恢复共和制度下的自由与荣耀。不过，就算在公元14年以后真的有人曾经将这种梦想付诸实践，发起了一场恢复共和国的政治运动，他们也未能在史料中留下自己的身影。[526]罗马经历了一场革命，没有人能够倒行逆施。
罗马革命
自恺撒遇刺到奥古斯都去世，在这五十七年当中，绵延将近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被扫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革命”的存在。认可这一说法的一部分困难在于，我们通常会以国家机关的变迁来鉴别政治的形态—这是承继自希腊人的习惯。今天，我们一般认为革命就意味着政府的整体框架发生了变化，国王会被送上断头台；或者君主的军队和代表会被遣散，民主政权或许会从中诞生。然而，罗马革命并没有带来国家机关的革命，元老们仍然正常地召开会议，官员的人数和权力大致如故，选民们依旧集会表决。如果仅仅着眼于这些国家机关，我们甚至很难分辨出公元14年的罗马和五十年以前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罗马确实经历了革命。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恺撒血淋淋的尸体旁边高举匕首之时，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罗马的政治秩序能够恢复过去的面貌，期待着元老们能够再次统治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罗马的军人们成了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罗马的贵族阶层遭到了三头同盟的**，旧时代的政治秩序倒在了血泊当中。公元前28年以后的复苏只是有条件的部分恢复，元老们再也无法控制罗马的军队、财富和平民。渐渐地，随着奥古斯都垄断了权力的实质（金钱与暴力），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到了元老们身上，他能够决定元老们的升降。
元老们之所以没有被铲除，是因为他们顺利地融入了奥古斯都的新政权。奥古斯都并没有事先准备好某种宏大的计划或蓝图，帝国政权对新秩序的要求只是：国家大权必须高度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亲信手中。任何反对这一点的机关或个人都会被铲除，所有人都不得不服从。自公元前43年起，一张私交关系网络便成形了，它最终统治了罗马政治的方方面面。迫使罗马经受了一场革命的就是这张关系网络，而不是某个机关或者某个不满的群体。但是，它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后人眼中的奥古斯都时代是相当辉煌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以后，奥古斯都政权转而致力于维护秩序与和平。它鼓励人们创作优秀的艺术品，主持兴造了许多建筑，给罗马城和皇室都增添了光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拥护奥古斯都，平民和士兵几乎没有理由哀悼共和国时代的逝去。不过，这种和平与秩序是有代价的，帝国制度以暴力和腐败的手段换来了人民的认可。或许自由公民的权利与特权在共和国时代会被滥用，但在帝国时代则几乎失去了意义。帝国政权控制了巨量的资源，使得其权力几乎毫无限制。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以后，这种几乎无限的权力便孕育出了暴君。唯一能够限制他们任意妄为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想象力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他致力于控制公民的生活，让他们帮助自己实现帝国扩张的目标。在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人们需要服从于铁一般的纪律，就连他们的卧室也成了促进帝国延续的战场。帝国政权的反对者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被迫以阴谋或者文学讽刺的形式来表达其敌意。为了支持帝国在边疆展开的军事行动，罗马的政治秩序得到了重塑。军队始终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支柱。人们也许会认为军队是一股很少现身的政治势力，当权者们会尽量让这个不受欢迎的组织隐藏起来。然而，奥古斯都及其家人既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是功绩卓著的将军。他们正是靠着军队才赢得了无人能及的权威、名望和财富，然后统治了罗马。在奥古斯都政权与罗马人民展开的政治交易当中，奥古斯都为人们提供的不仅是和平，还有军事胜利和大帝国的荣耀。西班牙、雷蒂亚、日耳曼尼亚、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色雷斯、亚美尼亚和阿非利加的人民都为他的这个承诺付出了代价。
在评价奥古斯都的成就之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因他而丧命的那些人，内战、追杀公敌、铲除密谋者以及罗马帝国的扩张战争让无数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失去了生命。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都赞美过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并且尤其推崇奥古斯都时代。但是，在欣赏各位恺撒和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还应该仔细地思考一下罗马人民为了帝国的利益而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应当记住那些与主流不合、常常遭到打压的声音，比如基督徒。我们也许还会想到那些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失利遇害的贵族。我们还应看到，罗马帝国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社会，贵族与奴隶、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思索人们为了所谓的和平的帝国时代而失去的自由的价值。
[1]这三位皇帝分别是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其中，卡里古拉、尼禄都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