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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西奥·费伯，四十二岁。我选择成为心理治疗师，是因为我本人曾受到过心理伤害。这是个事实。在应聘面试时，他们问了我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如实回答。

“你认为吸引你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原因是什么？”英迪拉·夏尔玛从她那副儒雅的眼镜上方看着我问。

英迪拉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年龄离六十岁不远了，圆圆的脸庞，颇有几分风韵，深色的长发，夹杂着几根银丝。她对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只是热热身而已，刁钻的问题还在后面呢。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觉得面试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看着我。我的意识很清楚，而且始终保持与他们的目光接触。我不紧不慢地给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回答。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家护理中心打零工，还说这激发了我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并促使我在读研的时候选择了心理治疗专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认为，我是想帮助别人，”我说着耸了耸肩，“就这样，真的。”

这当然只是信口胡说。

我的意思当然是，我想帮助别人，但这只是我的次要目标——尤其是在接受培训的初期。我的真正动机纯粹是出于私心。我自己也在寻求帮助。我相信大多数从事心理治疗的人都是如此。我们被这个特殊职业所吸引，因为我们自己受到过伤害——我们研究心理学，是为了给自己疗伤。至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那就该另当别论了。

作为人类，我们对婴幼儿时期的生活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伴随着完整的人格，从这样的原始迷雾中浮现，正如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但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出生时，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不像神圣的奥林匹斯山，而像一团潮湿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不存在婴儿时期一说。我们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形成的，而是与另一种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由看不见、记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们的父母。

这种情况令人发怵，其原因则显而易见——谁知道我们在尚未形成记忆的那段时间里，是怎样的毫无尊严，又受到过怎样的折磨和虐待？我们的人格是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以我为例，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感觉到紧张、恐惧和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独立于我的存在而存在。不过我怀疑其根源在于我与父亲的关系，因为只要在他身边，我就永远没有安全感。

我父亲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多么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变成危险的雷区。一句无伤大雅的话或者一个稍有不同的见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随后引发一连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无人幸免。他只要一声怒吼，整个房子都会颤抖。我会吓得赶紧上楼，躲进自己的房间，一头钻到床底下，顺势躲到墙边上，呼吸着毛絮纷飞的空气，希望砖墙把我吞噬，好让我瞬间消失。但是父亲会抓住我，把我拽出来，接受他的惩罚。他会抽出皮带挥动，皮带在空中嗖嗖作响，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滚，身上火辣辣地痛。接着，他会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开始打我一样。他会把我丢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团，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气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样。

我永远没搞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会引得他大动肝火，抑或是因为我活该挨打。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总是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她无奈地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疯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像开玩笑。如果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诊断，我怀疑结论会是人格障碍。他就患着这种疾病度过了一生，从未接受过治疗。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被歇斯底里和身体暴力所主宰。威胁、泪水和打碎的玻璃。

当然，我也有过开心的时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时。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国出差一个月。在那三十天的时间里，妈妈和我得以摆脱他那双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园里自由自在地活动。那年12月，伦敦下起鹅毛大雪。整个花园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和妈妈堆了个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识的行为，反正我们把雪人堆得像我们那个不在家的主人：这个雪人大腹便便，我给它取名叫“老爸”，用两块黑色石子做眼睛，两根弯弯的小树枝做成眉毛，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他。为了让它更像他，我们给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并让它拿上一把雨伞。接下来我们就用雪球拼命地砸它，并像调皮的小孩那样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风雪。妈妈上床时，我假装睡着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进花园，站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伸出双手捕捉飞舞的雪花，看着它们在我的指尖上消失。这让我有点悲喜交加。似乎有几句真理哽在我的喉头，但我又不知如何表达；我的词汇少得可怜，说出来的话像一张破网，根本抓不住我想表达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抓住逐渐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样；这种占有转瞬即逝。它提醒我在这幢房子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一个广阔无垠、超乎想象的美丽世界，一个我当时还无法触及的世界。这些年来，这些情景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裹在这些记忆外层的痛苦，使那短暂燃起的自由之光显得倍加明亮。那是无际黑暗中的一点灯火。

我意识到，唯一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规避——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须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岁那年，我获得了上大学的必要成绩，终于离开了萨里郡，离开了那幢监狱似的半独立式住房——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其实我想错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父亲已经在我身上内在化，在我身上内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终与我如影随形。他那个可恶、无情、暴怒的声音始终陪伴着我——厉声叫骂，说我是窝囊废，不要脸，不成器。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声音变得让人难受，令人麻痹，它们控制住了我。我吓得浑身发软，出不了门，参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动，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离开家。希望**然无存。我被打败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绝境，无法解脱。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药房，买了一大堆扑热息痛。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我一次只买几盒。其实我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我。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隐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