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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孙漂流记

我于1632年出生在约克城一个体面的家庭，不过我并不是本地人。我父亲是来自德国不来梅市的外国人，他刚到英国的时候住在赫尔，靠经商赚到一份丰厚的家产，后来不再经商，搬到了约克城，并在那里娶了我的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因而大家叫我鲁滨孙·克罗伊茨奈尔[1]。但是，由于单词在英国通常会发生变体，现在人们都叫我们“克鲁索”，就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自己的名字，我的朋友们也总是叫我克鲁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英国驻佛兰德斯某步兵团的中校，该步兵团以前由大名鼎鼎的洛克哈特上校统率。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2]。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都一无所知，就像父母后来对我的下落一无所知一样。

作为家里的老三，我没有学任何行当，所以从小脑子里就塞满了游思妄想。父亲是非常守旧的老派人士，他让我受到相当不错的教育，除了让我接受家庭教育，送我去读乡村义务小学，还计划让我学法律。可是，我一心想去航海，别的一概不想干。我对航海的热望导致我对父亲的意愿和命令坚决抗拒，对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无动于衷，仿佛我的天性中有种致命的东西直接导致我后来陷入悲惨的命运。

我父亲是个睿智而沉稳的人。他预见到我的打算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便提出一些严肃而颇有见地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卧室（当时他因痛风病而卧病在床），就此问题十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满足自己四处游**的渴望，我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父母、远走他乡？在自己的家乡，我可以顺利地迈进社会，有望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挣到一笔财富，过上安逸快乐的日子。他告诉我，出海的人要么穷得叮当响，要么雄心勃勃，腰缠万贯，他们想到海外去探险，要借探险出人头地，以非常的事业扬名立万。而对我来说，这些东西要么没必要，要么不现实。他对我说，我的社会地位处于这两者之间，也可以称之为中间阶层。他根据多年的阅历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阶层，处于这个阶层的人最幸福，既不像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大众那样吃苦受累，也不像上层人士那样，因狂妄、骄奢、野心和忌妒而烦恼。他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一件事断定这个阶层是幸福的，那就是：其他人都很羡慕这个阶层。帝王们频频悲叹出身高贵给他们带来的不幸，他们恨不得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而智者证明这个阶层才是幸福的标杆，他们祈祷自己既不要过于贫穷，也不必过于富有。

他叫我去观察，说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多灾多难，唯有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不会像上层人士和下层大众那样命途多舛。此外，中间阶层既不会因为过着骄奢**逸的堕落生活而身心交瘁，也不会因为过着终日操劳、缺衣少食的日子而病痛缠身。中间阶层的人能尽享人间种种美德和快，安宁和富足是中产家庭的侍女。中层人士奉行中庸之道，他们心境安宁，身体健康，交游广泛，可以享受到所有令人欢喜的消遣和令人向往的乐趣，平静顺遂地过着日子，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既不必承受劳心劳力之苦，为了每天的生计奔波劳累，或陷入窘境，烦心伤身；亦不会因强烈的嫉妒或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伟业的隐秘欲望而气急败坏。中层人士可以悠然自得地度过一生，尽情品尝人生的甘美，不会遭遇任何艰辛和痛苦；他们会感觉自己很幸福，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恳切而极其慈爱地劝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不要让自己陷入悲惨的境地，不论是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从家庭出身来说，我似乎都可以避免遭受那些苦难。他说，我不必为了生计去奔波，他会替我安排好一切，尽力让我过上刚才向我推荐的那种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肯定是我自己命运不济或者犯下大错所致，而不是他的责任，因为他看到我所要做的事会对我造成伤害后警告了我，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总而言之，只要我肯听他的话，安心待在家，他一定尽力为我做好安排。他决不赞成我离家远行，免得为我将来的不幸担责。最后，他叫我以大哥为前车之鉴。当时他同样恳切地规劝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斯打仗，可是大哥没有听劝。大哥年轻气盛，血气方刚，非要参军上战场，结果在战场上送了命。[3]他还对我说，尽管他不会停止为我祷告，可是他敢说，如果我非要做这么愚蠢的事，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并且，等到我将来孤立无援、求助无门的时候，有的是时间后悔没有听他的劝告。

我发现父亲最后这几句话真的很有预见性，不过我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我看到父亲老泪纵横，特别在讲到大哥战死沙场的时候。当他讲到我将来孤立无援、后悔莫及时，难过得都哽咽住了。最后，他对我说，他心里堵得慌，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说实在的，谁听了这番话能无动于衷？我决心不再去想出海的事儿，而是按照父亲的心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唉，才过了几天，我的决心就完全消失了。总而言之，为了不再听父亲唠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打定主意躲得远远的。我打算去找母亲说情，但是这次我并不像第一次那样头脑发热，说干就干，而是等到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才开口。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去见见世面，不管干什么都没心思，父亲倒不如答应我，免得逼得我离家出走。我说，我都十八岁了，不管是去当学徒还是去给律师当助手，都为时已晚。而且，我敢肯定，就算我去当学徒或者助手，也干不到头，不等出师，我就会逃走，跑去航海。我跟她说，要是她肯劝劝我父亲，让他答应我去出一次海，如果回家以后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肯定再也不去了，此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弥补我虚度的时光。

母亲听了我这番话顿时火冒三丈。她对我说，去跟父亲说这样的事毫无意义，怎么做对我有好处，父亲心里一清二楚，他绝不可能同意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她说她实在想不通，父亲那么语重心长跟我谈过之后，我怎么还对这种事念念不忘。总而言之，如果我非要自寻绝路，决不会有人帮我的忙。她跟我说，别指望父母会同意我到处游**。我要自取灭亡，她决不会插手相助，免得我以后说，当时父亲不肯，但是母亲是同意了的。

尽管母亲拒绝去找父亲说情，但我事后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忧心忡忡，对母亲叹息道：“那孩子要是能乖乖留在家里，也许会过得很幸福；可是如果他非要去出海，那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倒霉蛋。这事儿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

此后又过了将近一年时间，我终于离家出走了。在这一年里，父母建议我安身立业，但是我硬是置若罔闻，甚至经常跟他们争论，抱怨他们明知道我想干什么，还那么坚决地反对。一天，我碰巧去赫尔，其实当时我并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是在那里碰到一个朋友，他准备乘自己父亲的船前往伦敦。他以通常用来吸引水手的那套说辞，怂恿我跟他们一起去，说我一分钱都不用花。于是，我既没跟父母商量，也不给他们捎口信，任由消息自己传到他们耳朵里。我既没有向上帝和父亲寻求祝福，也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1651年9月1日，我登上了前往伦敦的船。天晓得，那是一个多么不祥的日子!我相信，没有哪个年轻的探险者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而且久久难以摆脱厄运。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口就刮起了大风，大风掀起了可怕的巨浪。我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海，现在胃里恶心得要命，心里又怕得要死。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想到自己擅自离家，忤逆不孝，如今遭到老天的惩罚，真是天道公正。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恳求，全都在这一刻重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的心肠还不像后来这么硬），我斥责自己不该不听劝告，不敬上帝，不孝父母。

这时，风暴越来越猛了，我从未到过的大海一时间波涛汹涌、恶浪滔天，尽管跟我后来多次见到的惊涛骇浪无法相提并论，就算跟我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无法相比，可是当时已经足以令我这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年轻水手触目惊心了。我感觉浪头随时会把我们吞没，每次轮船跌入浪涡时，我都以为我们再也浮不起来了。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起誓保证，倘若在这次航行中上帝能饶过我的性命，倘若我还能踏上陆地，我一定立马回家去，回到父亲身边，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坐船；我会乖乖听从他的劝告，再也不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悲惨境地。这时，我清晰地意识到他对中间阶层的看法堪称真知灼见，意识到他这一生过得多么轻松舒适，既不曾在海上遭逢狂风恶浪，也不曾在陆上遇到艰难困苦。我决心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那样，回到我父亲身边去。

暴风雨肆虐期间，乃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绪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可是到了第二天，风越来越小，海面也平静多了，我逐渐有点儿适应海上的生活了。不过这一整天我脸色都很难看，因为我还有一点晕船。可是到了傍晚时分，天空完全放晴了，风也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十分迷人的黄昏。当晚的落日和第二天的日出格外清丽。日暮时分，夕阳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那种美景我感觉是我生平所见过的风光中最令人陶醉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整个人神清气爽。前天还汹涌狂暴的大海转眼就变得如此平静，如此赏心悦目，我望着海面，感觉很不可思议。那个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找我。“嗯，鲍勃，”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现在觉得怎么样？前天晚上吹了点儿微风，我敢保证你吓坏了。”“你管那叫微风？”我说，“那明明是一场可怕的暴风!”“暴风？你这个傻瓜，”他回答说，“你管那场风叫暴风？那算得了什么!只要给我们一艘好船，海面足够宽，像这样的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不过你毕竟是初次航海的新手嘛。来吧，鲍勃，咱们去弄碗甜酒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瞧，现在天气多好啊!”我不想再赘述这段伤心往事，简而言之，我们按照所有水手以前的惯例，调制好甜酒，我喝了个酩酊大醉。在那个罪恶的夜晚，我把自己所有的忏悔、所有对过去行为的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种种决心统统溺毙在酒精里。总而言之，暴风雨过后，海面又恢复了风平浪静，我头脑里那些仓促而纷乱的思绪消失了，担心被大海吞没的恐慌忧惧也被抛在脑后了，而对海航的热望却死灰复燃了，我把自己在危急时刻立下的誓言和保证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有时候，我发现，那些反思和认真的思想还会不时挣扎着回到我的脑海里，但是我努力摆脱它们，让自己打起精神来，就像试图甩脱某种坏情绪似的，跑去和水手们喝酒胡混，快速控制住那些思绪，不让它们再发作（我称之为病发）。五六天后，我就像那些决心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所渴望的那样，完全战胜了自己的良心。不过，我依旧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天遇到这种情形通常都会加以严惩，对我必然也毫不留情。倘若我不把这次九死一生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次灾难降临时就会变本加厉，其险恶程度就连我们当中最邪恶阴险、最残忍冷酷的水手都会瑟瑟发抖、乞怜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来到雅茅斯锚地。暴风雨过后，海上一直刮着逆风，尽管天气晴好，我们也没走出多远。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等待，逆风（也就是西南风）一直刮了七八天。在此期间，很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驶入了这一开敞锚地，因为很多轮船都会在这个港口等候顺风，以驶入河口。我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留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涨潮驶入河口，无奈风太急。泊了四五天后，风势更猛了。但是，这片锚地向来都被人们认为是个良港。船停在良港里，锚泊索具又很坚固，因此我们大家都满不在乎，一点儿都不担心会有危险，仍旧照着航海的老规矩，除了休息就是寻欢作乐。但是到了第八天早上，风势骤然大增，船员们一起动手，落下了中桅，并把所有的东西捆紧，好让船尽可能轻松地漂浮在水面上。到了中午，大海掀起了巨浪，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进了水里，打进来很多水。有两次我们以为锚索都抻到头儿了，见此情景，船长下令放备用锚，我们就放了两个锚，两根锚索都放到了头。[4]

此时，风势大增，狂风开始肆虐，我看到就连水手们的脸上都浮现出惊恐诧异的神色。尽管船长非常警惕地保护着船只的安全，但是在他进出舱室，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有好几次我都听到他不停地念叨着“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全都完了!我们要完蛋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开始那阵慌乱当中，我有点儿发蒙，只管一动不动地躺在统舱的舱室里。我无法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无法再像第一次遇险那样忏悔——我那么明显地践踏了自己的悔悟，而且硬起心肠，不为所动。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而这次绝不会像上次那样危险。但是，刚才听到船长从我舱室经过时说我们大家都完蛋了，我吓坏了。我走出舱室向外一看，只见海面掀起滔天巨浪，浪头堪比山高，每隔三四分钟就朝我们扑来一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情景。我环顾四周，看到周围的情况危急万分：原本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比较重，船员已经把桅杆砍倒了。[5]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叫起来，一艘停在我们前面约一英里[6]的船沉了下去。还有两艘船脱了锚，被迫冲出锚地向外海漂去，船上连一根桅杆都不剩了。轻型船的情况算最好的，因为它们漂在海上没那么吃力，不过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而去，船上只剩下斜桁帆。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倒前桅，船长不肯。但是水手长坚决要求这么做。他说，如果船长不肯砍倒前桅，船肯定会沉。船长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前桅一砍倒，主桅就随风摇摆起来，船身也随着剧烈晃动起来，他们只好把主桅也砍倒，只剩下空****的甲板。当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水手，之前遇到点儿小风小浪都吓成了那样，何况现在处于这种情形下，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时隔多年之后再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估计自己对悔罪之后重萌恶念的恐惧，远甚于对死亡本身的恐惧。这些恐惧再加上暴风恶浪的可怖，让我陷入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心理状态。但是，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狂风咆哮不止，就连水手们自己也都承认，他们从来不曾遇到过这么骇人的暴风雨。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是载货太重，吃水太深，一直在水里剧烈摇晃，水手们不时大声嚷嚷着船要沉没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没”是什么意思（后来我问过别人才明白），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对我倒是件好事。风浪如此凶猛，我看到了平时很少会看到的情景：船长、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在祈祷，随时等待船沉入海底。到了半夜，那些被派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当中突然有人大声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人说，货舱里有四英尺[7]深的水了。这真是雪上加霜。所有的船员都被叫去抽水。我一听船底漏水了，一颗心顿时如坠冰窟，当时我正坐在床边，听到消息便一下子倒在了船舱里。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什么都干不了，现在至少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抽水。听了这话，我打起精神来，跑到抽水机跟前，卖力地干了起来。就在大家抽水的时候，船长看到几艘小煤船在风浪中泊不住，不得不乘着风向外海疾驰而去，估计会从我们附近经过，于是他下令放枪，以示遇险求救。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枪，听到枪声大吃一惊，还以为船破了，或者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总而言之，我被吓晕了过去。这种时候，人人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人管我的死活。马上有人走过来接替我抽水，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一脚把我踢到旁边，任由我躺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抽水，可是海水还在不断涌进货舱。我们的船肯定要沉了。这时，风势稍减，但是船无论如何都开不进港湾了。船长只好不断鸣枪求救。从我们前面漂过的一艘轻型船冒险放下一艘小艇来救我们。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朝我们划了过来，但是我们无法登上他们的小艇，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船舷。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我们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尽量把绳子放出去。小艇上的人经过巨大的努力，冒着巨大的危险抓住绳子。我们把他们拖到船尾下面，这才让所有船员都上了小艇。此时，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再去想追他们的大船都毫无意义了。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任凭小艇随波漂流，我们只要尽力往岸边划，让它靠岸就好。我们船长再三保证，万一小艇在岸边撞坏，他就照价赔给他们船长。就这样，我们一半靠划桨，一半靠小艇随波逐流，往北边的海岸漂去，最后都快漂到温特顿海角了。

只见海面掀起滔天巨浪，浪头堪比山高，每隔三四分钟就朝我们扑来一次。

我们离开大船不超过一刻钟，就眼睁睁地看着它沉了下去。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船沉大海意味着什么。老实说，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沉没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抬眼去看。从被丢上小艇那一刻起（与其说刚才是我自己登上小艇的，不如说是他们把我丢上去的），我就一直惊魂不定，一来是受到了惊吓，二来是想到此后前途迷茫，心中惶惶不安。

尽管又惊又怕，大家还是奋力向岸边划去。小艇被冲上浪尖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海岸上的情形，当时就看到很多人在沿着海岸奔跑，想等我们靠近的时候来救助。可是，我们靠向岸边的速度很慢，怎么也上不了岸，最后竟一直漂过了温特顿的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去，向克罗默延伸。这么一来，陆地挡住了一点儿风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这里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我们步行走回雅茅斯。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热情款待了我们这些落难者，当地官员还妥善安置了我们的食宿，大家为我们筹集了足够的旅费，不管是想去伦敦还是想回赫尔都足够了。

当时要是我肯回赫尔，肯回家去，那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圣经》寓言里那个父亲那样为我宰杀肥牛。因为他听说我搭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之后又过了很久，才确定我没有葬身海底。

但是，我的厄运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执拗劲儿逼着我将错就错，尽管理智和更为冷静的判断力也曾好几次大声疾呼，催促我回家去，可是我没有勇气回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把这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叫作什么，它是一种神秘而有力的天命，驱使着我们自寻绝路，甚至就算明知眼前是绝路，也会义无反顾地扑过去。无疑，正是这种令我无法摆脱悲惨命运的天命，驱使我罔顾最隐秘思想的冷静推理和劝告，罔顾初次尝试航海时得到的两次如此明显的指示。

之前促使我下定决心的那个朋友（也就是船长的儿子）现在反倒不像我这么莽撞，上岸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说话的口气都变了（我们在雅茅斯市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住处，所以过了两三天我才碰到他），而且愁眉苦脸，不住地摇头，问我这几天怎么样，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告诉他的父亲，我这次航海只是来尝试一下，以后还要出海远航。他父亲用非常严肃、非常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永远都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把这次灾难看作明明白白的凶兆，预示着你不适合当水手。”我说：“怎么，先生，您不打算再航海了吗？”“这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而你这次出海是一次尝试，上天已经让你尝到滋味了，你也看到了，你若是一意孤行会有什么后果。搞不好这次就是由于你的缘故，我们才遭此大难，你就像登上开往他施的轮船的约拿。[8]请问，”他接着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出海？”于是我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结果他听了之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我这是作了什么孽啊？竟然让你这样的倒霉蛋上我的船!”他说，“我再也不会跟你踏上同一条船，就算给我一千英镑我都不干!”其实他没有权利冲我发火，但是他损失惨重，于是拿我出气。不过，后来他又郑重其事地跟我谈了几句，力劝我回到父亲身边去，不要惹得上天毁灭我。他说，我应该看到，上帝之手显然在惩罚我。“年轻人，”他说，“我敢说，要是你不肯回去，那不管你去哪儿，都只会遭遇灾难和失望，直到你父亲的话在你身上应验。”

我没怎么明确地答复他，此后我们很快就分开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当时我口袋里有了点儿钱，就从陆路去了伦敦。在伦敦，以及在前往伦敦的途中，我一直都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到底是应该回家，还是应该去航海。

一动回家的念头，羞耻之心就跳出来阻止我。我立马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嘲笑我，而我不仅无颜见父母，甚至无颜见任何人。此后，我常想，跟在这种情形下本当起引导作用的理智相比，人类（特别是青年人）的普遍性情是多么荒诞，多么不可理喻啊!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以悔罪为耻；不以犯过为耻，反以改过为耻，而事实上他们若能改过自新才会被当聪明人。

我就这样犹豫不决地过了一段时间，不确定该采取什么行动，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一想到回家，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厌恶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灾难的记忆越来越淡，而原本那点儿回家的愿望也随着记忆的消逝越来越模糊，最后彻底被我抛到了脑后。我又开始向往起了航海生活。最初驱使我离家出走的，就是这种邪恶的力量。它让我头脑发热，妄想暴富；让我想入非非，对所有的忠告充耳不闻，对父亲的恳求乃至命令置若罔闻。后来让我看上这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的，又是这种邪恶的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什么）。它让我踏上驶往非洲海岸的船，或者用水手的俗话说，让我到几内亚去。[9]

我最大的不幸就是在一次次探险之旅中都没有在船上当过水手。当水手有可能稍微辛苦一些，但是可以学到一些普通水手的技术和职责。过些时候，就算做不了船长，也能做个大副。可是，我命中注定总是做出更糟糕的选择，这次也一样。只要我口袋里揣着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就会习惯以绅士的身份搭船。所以我既不参与船上的任何事务，也不学着做任何事情。

这次我运气还不错，居然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当时我**不羁，按说这样的好事通常都不会落到我这样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不会忘记早早给他们设下陷阱。但是我这次不一样。我一开始便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经到过几内亚海岸，在那里挣了不少钱，决定再去一趟。当时我的谈吐还算不令人讨厌，所以他挺喜欢跟我聊天。他听我说想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要是我想跟他一起去航海，可以免费搭船，跟他一起用餐，跟他做伴。他还说，要是我能顺便带点货，赚多少都归我，说不定我能挣点儿钱。

我立刻接受了船长的盛情邀请，并和他结为莫逆之交。船长为人正直坦率。我上了他的船，还捎带了点儿货。由于那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大赚了一笔，因为我按照他说的，带了一批大约价值四十英镑的玩具和小玩意儿。钱是一些亲戚帮忙凑的。我写信给他们，估计他们告诉了我父亲，至少告诉了我母亲，然后让父亲或母亲把这笔钱拿了出来，作为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本钱。

可以说，这是我所有冒险生涯中唯一一次成功的远航。我把它归功于我那位船长朋友的无私和诚实。而且，在他的指导下，我彻底掌握了航海数学和海上航行规则[10]，还学会了怎么记录航海日志，怎么观察子午圈高度。简而言之，我学会了水手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他很乐意教我，我也很乐意学。总之，这次航行让我既学会了当水手，又学会了经商：这次出门，我带回来五磅九盎司[11]金沙。回到伦敦后，换了将近三百英镑。这让我心中充满雄心壮志，并因此彻底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就算在这次航行中我也遇到了倒霉的事。当时我们做生意主要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15°一直南下到赤道附近。因气候异常炎热，我患上了严重的热病，三天两头恶心呕吐。

现在，我俨然成了几内亚商人。非常不幸的是，我那位船长朋友回到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先的大副做了船长，我决定再去一趟几内亚，于是再次上了那条船。那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航行。虽然上次赚的那笔钱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所以还剩下两百英镑，我把剩下的钱寄存在船长的遗孀那里，她待我很真诚），可是那次航行中我遭遇了悲惨的灾祸。灾祸开始于一天清晨，当时，我们的船正在朝加纳利群岛驶去，或者应该说，正在那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行驶，突然有一艘萨累的土耳其海盗船[12]扯满了帆朝我们追来。我们也张满了帆，想要逃走。但是海盗船越追越近，再过几个小时势必会追上我们。我们赶紧准备战斗。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是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赶了上来。他们本来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到了我们后舷那里。我们把八门大炮搬到那边，一齐朝他们开火。海盗船一边后退，一边还击。他们船上两百号人一起朝我们开枪。我们的人都隐蔽得很好，一个都没有伤到。海盗船准备再次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也准备自卫。他们这次从另一侧后舷贴近我们的船，有六十个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他们一上船，就对着甲板和索具乱劈乱砍。我们用枪、矛、火药箱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把他们击退了两次。这段悲惨的往事我不想再细说，总而言之，到最后我们的船废了，死了三人，伤了八人，被迫投降，最后全部被押送到萨累——摩尔人的一个港口。

我在那儿的处境并不像我当初担心的那么可怕。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送到远离海岸的皇宫去，而是被海盗船长当作自己的战利品留了下来，成了他的奴隶，因为我年轻机灵，用起来很顺手。人生境况的突变让我从一个商人变成了可怜的奴隶，这真叫我深受打击。现在，我不由得回顾起父亲的预言，他说我一定会陷入悲惨的境地，而且没有人来救我。我觉得这些话都应验了，现在的情形再糟糕不过了。我受到了上帝之手的惩罚，而且永远得不到救赎。可是，唉，我的苦难这才刚刚开始呢，看了后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