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1页）

10

我们摊上一桩好任务。我们八个人要去守卫一个村庄，它因为受到了太猛烈的攻击，已经搬空了。

我们主要是去守卫军粮库的，它还没被搬空。我们自己也要从这里得到补给。这件事我们正在行——卡钦斯基、阿尔贝特、默勒、恰登、雷尔、德特林，我们整个小组都在。无论如何海埃死了。但我们比其他小组的伤亡都少，这已经很幸运了。

我们挑选了一个混凝土地窖作为掩护，有一道台阶通向外面。入口还有一道特殊的混凝土墙来保护。现在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一个不仅可以休息身体，而且可以休息一下灵魂的机会。我们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处境太过绝望，也不能长久地沉浸在感伤之中。只有在情况不太糟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正视事实。正视事实，直到过去的一瞬间、战前的一瞬间闯进我的脑海，我就感到悲痛。但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放松心态。因此我们利用所有的机会，直接、冷酷、毫无间隔地面对愚蠢的恐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此支撑自己。现在我们也满怀热情地来创造一种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小木屋里起初铺的是我们从另外几间房里拖来的垫子，士兵也喜欢柔软一些的座位。只有房间中间的地板**着。然后我们弄来了毛毯和羽绒被，豪华而柔软的东西。村子里什么都有。阿尔贝特和我找到了一张可以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它有着蓝色的绸缎幔帐和带有花边刺绣的床罩。我们像猴子一样大汗淋漓地把它搬了过来，但你怎么能放过这样的东西呢，至少在一两天内它就肯定会被打得粉碎。

卡钦斯基和我到房屋中间巡逻，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突然一个客厅里传来一声响动，一只铁炉子穿过墙壁，经过我们，离开我们一米以后又穿过了墙壁。两个孔洞。它是从对面的房子里来的，那里中了一发榴弹。“这里有猪。”卡钦斯基咧嘴笑道，我们继续找寻。我们突然竖起耳朵，快步走过去。我们就像中了魔一样站在那里：一个小猪圈里有两只活生生的小猪在跑来跑去。我们擦亮了眼睛，仔细看过去，它们确实还在。我们抓住了它们——毫无疑问，这是两只真正的小猪。

这可以做一顿豪华大餐了。离我们的掩护所十五步有一座小房子，过去是军官的住处。厨房里有一只巨大的炉灶，有两个炉栅、煎锅、煮锅和水壶。万事俱备，甚至一个棚屋里还有一堆劈成小片的木柴——真正的天堂。

从早晨开始，我们中间有两个人都在田野上找土豆、胡萝卜和小豌豆。我们变得富足起来，开始对军粮库里的罐头不屑一顾，我们想吃新鲜的东西。餐厅里已经有两棵花菜了。小猪已经宰杀了——是卡钦斯基干的。我们想要做点土豆饼来配烤肉，但我们没有找到刨土豆的刨子。不过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用钉子在一个罐头盖子上打了许多洞，这就是个刨子了。三个人戴上了厚手套，为了刨土豆的时候保护手指，另外两个人给土豆削皮，进展很快。卡钦斯基来处理猪肉、胡萝卜、豌豆和花菜，他甚至调了点白酱来配花菜。我来烤土豆饼，每次烤四个。十分钟以后我发现掂一掂锅就可以把一面烤好的土豆饼抛起来，让它在空中翻个，又落回锅里。小猪是整只烤的。所有人站在它们旁边的样子就像是在献祭。

这时候还有客人来访，两个电报员被邀请来吃饭。他们坐在客厅里，那里有一架钢琴。一个人弹琴，另一个人唱《威悉河上》。他唱得很有感情，但萨克森口音很重。尽管如此，当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佳肴的时候，它还是攫住了我们的心。

我们渐渐发现我们遭到了袭击。阻塞气球发现了我们烟囱里飘出来的烟，我们开始受到攻击。是那种该死的小喷射弹，只打出一个小洞却又可以散开。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我们不能把吃的东西抛下不管。火力还在持续，有两三块弹片穿过厨房的窗户呼啸。我们很快就要烤完肉了，但土豆饼有点困难。进攻是那么紧密，弹片越来越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上，从窗户里钻进来。每当我听到有点东西飞过来，我就拿着煎锅和饼蹲下来，躲在窗户旁边的墙后。然后又马上站起来烤土豆饼。

两个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渐渐做完了事情，准备好车队。在下一次进攻之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跑到了五十米外的掩护所里。我们看到他们消失了。

下一次射击。所有人都蹲了下去，然后又有两个人各自拿着一大壶顶级咖啡豆跑开了，在下一次射击之前到达了掩护所。

现在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那只装有棕褐色烤猪的大锅。一声号叫，一弯膝盖，很快就跑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还在煎着最后四个土豆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贴在地上——但我最终多煎了四个饼，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然后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土豆饼的盘子，从房门出去。四下呼呼作响，我一路小跑，用双手将盘子托在胸前。我快跑到的时候，火力增强了，我像一只鹿一样狂奔，冲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我的手肘摔破了，但我一个土豆饼也没有掉，盘子也没有碎。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了六点。直到六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在喝咖啡——从军粮库里拿的军官用的咖啡——抽军官的雪茄和香烟——也是从军粮库里拿的。六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餐。十点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扔到了门前。然后喝干邑白兰地和朗姆酒，都是从那个有福的军粮库里拿的，抽缠着商标圈的粗雪茄。恰登宣称这里只少一样东西：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晚上我们听到了猫叫。一只小灰猫坐在门口。我们把它引进来喂它：这又勾起了我们自己的食欲。我们嚼着东西，躺下来睡觉。

但那一晚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很难消化。掩护所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总有两三个人脱下裤子坐在外面咒骂。我自己去了九次。凌晨四点左右我们创了一项纪录：所有的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全都坐在外面。

燃烧的房屋在夜晚看上去就像火炬。榴弹扑腾着来去，运送弹药的车队从街上飞快地开过。街道一边的军粮库被炸开了，那些车队司机不顾弹片，一窝蜂地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也放任不管了，如果我们说点什么，很可能会挨打。因此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为我们知道情况，我们就拿着罐头出来，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那又有什么关系——很快一切都会被炸毁的。我们自己从仓库里拿了一些巧克力，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肚子的人有好处——十四天几乎就这样在大吃大喝和闲逛中度过了，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村子在榴弹的轰炸下慢慢消失了，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存在，我们就都无所谓，我们只希望在这里待到战争结束。

恰登已经变得奢侈起来，雪茄只抽半支。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

卡钦斯基也十分振奋。他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喊：“埃米尔，请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表现得十足尊贵，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给他下命令。“克罗普，我的脚痒，请把虱子抓掉。”雷尔像一个女演员一样伸出腿，阿尔贝特就把这条腿拖上台阶。“恰登!”——“怎么了？”——“稍息，恰登，另外不要说‘怎么了’要说‘遵命’——那么，恰登!”恰登就以《葛兹·冯·贝利欣根》[1]里的著名台词回答他，这句话他已经可以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调回去的命令。

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坐着两辆大车离开。车里高高堆着很多薄木板，但我和阿尔贝特把我们那张有蓝绸缎幔帐的床堆在了上面，还有床垫和两条带有花边刺绣的被罩。床头后面放了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时不时从里面掏出一些使我们欢呼的坚硬的瘦肉香肠、肝肠、罐头和香烟。每个人都拿了一袋这样的东西。

此外，克罗普和我还抢救出了两把红色的大安乐椅。它们就放在**，我们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剧院包厢里。我们上面鼓胀着丝绸的幔帐，像一顶华盖。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支长长的雪茄。我们就这样从高处俯视这一地带。

我们中间放着一只鹦鹉笼，这是我们给那只猫准备的。我们把它也带上了，它躺在里面，面前放着一盘肉，呼噜呼噜地叫着。车在街上慢慢地滚动着。我们唱着歌。榴弹的喷泉在身后完全荒废的村庄里此起彼伏。

几天以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落。我们在路上遇到了逃亡的居民。他们把所有家财放在手推车里、婴儿车里或者背在自己背上。他们弯腰驼背，脸上充满了愁苦、绝望、慌张和无奈。孩子们牵着母亲的手，通常有一个稍大一些的女孩领着几个小孩子，他们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总是回过头看。有几个带着可怜的玩偶。所有人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都默不作声。

我们依然保持着行军的纵列，法国人当然不会攻击一个有村民居住的村庄。但几分钟后空气就开始咆哮，大地开始颤抖，尖叫声四起——一发榴弹击中了最后面的队伍。我们分散开来，扑倒在地，但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我不再紧张了，这种紧张让我在炮火中总是能不自觉地做出正确的事，这种“你完了”的念头激起了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在下一刻一次击打像鞭子一样掠过了我的左腿。我听到阿尔贝特在喊叫，他在我身边。

“走，起来，阿尔贝特!”我咆哮道，因为我们无遮无拦地躺在空旷的田野上。

他跌跌撞撞地起来奔跑。我跟在他身旁。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它比我们还高。克罗普抓住树枝，我托住他的腿，他一声大叫，我就把他往上一抛，他翻了过去。我在他后面也跳了过去，摔进了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脸上沾满了浮萍和污泥，但这地方很隐蔽。于是我们就待在齐颈的水里。炮弹作响的时候我们就把头埋到水下。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阿尔贝特也开始呻吟：“我们走吧，不然我会淹死的。”

“你哪里受伤了？”我问。

“我想是膝盖。”

“你能跑吗？”

“我觉得——”

“那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