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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计算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榴弹爆炸的时候冰冻的土块几乎和弹片一样危险。现在树木已经再次抽芽。我们的生活在前线与营房之间转换。我们已经有点习惯了，战争是和癌症与结核病、流感与痢疾一样的一种死因。只是死亡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和残酷。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经由岁月变迁的塑造——我们休息的时候是好的，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弹坑。
大家都是这样，不只是我们这里是这样——以前通行的东西，现在你不再真的理解了。教养与教育上的差异几乎都被抹掉了，无法辨认。有时候它们也给了你在某种环境下利用它们的优势，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缺陷，它们会引起拘束，而这正是必须克服的。好像我们从前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人们把它们融在了一起，现在都变成了同一种纹样。如果你想看出区别，你就要检视材料。我们首先是士兵，然后才是一个人，以一种古怪而又羞耻的方式。
这是一种伟大的兄弟情义，带着民歌中的伙伴之情、犯人中的团结之情和绝望之人的互助精神的光辉，从注定死亡的境况奇特地变成了一种生活的阶段，在危险之中，来自死亡的紧张与荒芜，以某种并不崇高的方式。它既是英雄主义的，也是庸俗的，如果你要评价它——但谁想要这么做呢？
正是因为这一点，恰登在听说敌人进攻的时候才飞速吃完了他那碗放了肥肉的青豆汤，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一个小时以后是不是还活着。我们讨论了很久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卡钦斯基反对，因为他说你得考虑腹部中弹的情况，那时候肚子里塞满可比空着肚子危险。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问题，它们对我们来说十分严峻，不可能不是这样。这里的生活处在死亡的边缘，遵循这一条极为简单的路径，局限在必不可少的事物上，其他一切都沉入了沉闷的睡眠——那就是我们的原初与我们的救赎。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早就发疯了、逃跑了或是死掉了。这就像是去冰冻的地带探险——所有的活动只能服务于维持生存，而且只能被迫集中于这一点。所有的其他一切都被禁止，因为会消耗不必要的力量。这是唯一一种使我们获救的方法，我经常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一样面对自己，当早先平静时光的反光像一面模糊的镜子，将我现在的存在映照在我体外，我会好奇，这种名叫生活的难以形容的活跃东西，怎么就适应了这种形态。所有其他的外在活动都在冬眠，生活只是对死亡威胁的持续戒备；它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为了给我们本能的武器；它让我们充满麻木，不会在恐惧面前崩溃，而有着清楚自觉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却会被压倒；它唤起我们体内的战友情谊，让我们免于坠入孤寂的深渊；它赋予我们野兽的漠然，让我们在任何一刻都能感到某种积极因素，保留下来应对虚无的袭击。于是我们就过着一种封闭、隔绝的极其肤浅的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件事情闪出火光，然后会意料之外地爆发出庞大而可怕的渴望的火焰。
那些时刻是危险的，它们告诉我们那些适应仅仅是人为的，并不是简单的平静，而是为了平静的最艰难的紧张。我们生活形式的外观和野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野人可以一直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至多通过他们的精神努力向前推进一些，但我们的情况正相反：我们内在的力量并不致力于发展，而是退化。他们是放松且自然而然的，我们却是经过了最艰巨的努力，是勉强的。
晚上你会感到惊恐，从睡梦中醒来，被那些涌来的面孔的魔力所征服，屈服于它，把我们和黑暗分开的落脚点和界限是多么稀薄——我们是微小的火焰，仅仅靠一道薄墙抵挡着毁灭与无义的风暴，我们的光芒在其中摇曳，有时候几乎被湮灭。然后战争沉闷的咆哮声会变成一个环，把我们围拢在里面，我们一起爬进去，睁大眼睛凝视着夜晚。
我们只能在战友的呼吸声中找到安慰，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天明。
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声榴弹作响和每个死者都在打磨这根纤细的落脚点，岁月很快就磨损了它。我看到它是如何在我周围渐渐倒塌。有个关于德特林的愚蠢故事。他是那种不爱和别人来往的人。他的不幸就是在一个花园里看到了一株樱桃树。我们刚好从前线回来，樱桃树在我们的新营地附近，在一条路的拐角上，在微光中令人惊异。它没有树叶，开满了白花。
傍晚德特林不见了。他最终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几枝樱桃花。我们开他的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参加婚礼。他没有回答，而是把它们放到了**。晚上我听到他发出声响，好像在收拾东西。我预感到了不幸，就走向他。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对他说：“别干傻事，德特林。”
“唉——我只是睡不着。”
“你为什么要折下那些樱桃枝？”
“我想折樱桃枝就可以折。”他固执地答道。过了片刻又说：“我家里有一个种满樱桃树的大果园。樱桃开花的时候，从放干草的阁楼上望去就像一整块床单，那么白。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
“也许你马上就有假了。你这种农民还可能会被遣送回家呢。”
他点点头，却已经游离开了。这些农民激动起来有一种古怪的深情，就像牛和满怀渴望的上帝的结合，一半愚蠢，一半迷醉。为了引开他的思绪，我向他要一块面包。他没说什么就给我了。那很可疑，因为他一向很吝啬。所以我就一直醒着。什么也没有发生，早晨他又和往常一样了。
可能他已经察觉到了我一直在观察他。
但第三天早晨他走了。我看到了，却没说什么，想给他时间，也许他还能逃躲。已经有许多人逃到荷兰去了。
点名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不在。一周以后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那种卑鄙的军事警察逮捕。他朝着德国的方向走了下去——当然毫无希望——他所做的一切当然也是同样愚蠢的。所有人本来都知道，他当逃兵只是因为思乡和一时的迷惘，但前线后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又懂些什么呢？——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德特林的事。
但这种危险，这种压抑的东西有时也以其他的方式爆发出来，就像来自一个加热过度的锅炉。说一下贝格的结局就够了。
我们的战壕早就被摧毁了，现在有一条伸缩性的防线，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的阵地战了。进攻与反击来回进行的时候就只剩下一条破碎的战线与弹坑和弹坑之间的激烈战斗。前面的防线被突破了，各个小组到处建立阵地，战争在弹坑的罗网中间进行。
我们在一个弹坑里，英军从侧边包抄我们的侧翼，就要突入我们背后了。我们被包围了起来。要投降也不容易，烟雾在我们头上飘扬，没有人能看出来我们是不是要投降，也许我们也不想投降，在这样的时候你自己都说不好。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靠近了。我们的机关枪瞄成半圆形在前面扫射着。冷却水蒸发完了，我们匆忙地传递着盒子，每个人尿在里面，这样我们就又有水了，可以继续射击了。但我们后面枪声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输了。这时第二把机关枪从最短的距离发射了。它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里，贝格把它弄了过来，现在反攻从后面过来，我们得到了自由，和后方也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在良好的掩蔽下躺着的时候，有个送饭的人讲起离这里两三百步路倒着一只受了伤的通信犬。
“在哪里？”贝格问。
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贝格站起来走了，想把狗带过来或者把它打死。半年以前他肯定不会管这种事，而是保持着理智。我们试着拦住他，但他真的要走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你疯了!”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的发作可能会很危险，如果你不立刻把那个人摔在地上紧紧按住。而贝格身高一米八，是整个连队最强壮的人。
他是真的疯了，因为他必须穿过火力网。
但这道在我们头顶潜伏的闪电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疯。别人也发了疯，开始狂叫、奔跑，有一个人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面去。这种事情当然只是在模仿，但模仿也已经是个征兆了。想要打死那条狗的贝格在骨盆上中了一枪，有一个去抬他的人在抬他的时候腿肚子中了一弹。
默勒死了。人们从近处往他的腹部打了一发信号弹。他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又活了半个小时，痛得可怕。死前他把自己的皮夹交给我，把他的长筒靴送给了我——就是他从克梅里希那里得到的那双。我穿上它们，因为它们很合适。我死后这双靴子将给恰登，我已经答应他了。
尽管我们已经葬下了默勒，他却无法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后撤。那边有许多新来的英国和美国军团，有许多罐装牛肉和白面包，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