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越鸟栖南1（第2页）
20世纪60年代，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留影
许倬云将自己的学术思考形容为四面四角立体型，即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且都是动态的。在这种立体治学体系中，文化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在当年，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系统论。
196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ATransition”为名出版了许倬云的论文，并拿这本书当作亚洲研究丛书的第一本。这使许倬云很快在国际学界获得了一定发言权。费正清1967年写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的一封信中说：“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了。”
2006年，大陆出版了许倬云论文中译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葛兆光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晚一些出版的《西周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不只学问长进，许倬云还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当时波及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得以深入观察美国。
“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许倬云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
带来新观念的老师
1962年，许倬云三十二岁，博士毕业。他对“三十而立”有自己的理解，“立”不是建功立业，而是“自立，不跟着人走”。他要在“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尽管美国有五份工作找他，他还是回到我国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的合聘。
1964年，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陈永发被上古史课吸引，因为授课老师许倬云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他不但中外古今涉猎极广博，常从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讲课，而且课堂非常开放，指引学生去看大量资料，喜欢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从校外找不同的学者来给学生讲述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如今，已经成为“中研院”院士的陈永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那段记忆还非常感慨。“那个时代的老师视野普遍都很窄，上课讲一讲，听完了就考试。”很多历史系学生都很迷茫，不知道历史学用来干什么，许倬云对本科生都会花力气指导，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启发性，给我们开眼界，让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告诉我们做学问的途径”。
1964年，才担任副教授两年的许倬云就升为教授，并很快接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同年，他还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许倬云出任系主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当时由于政治原因被“教育部”派到台大历史系的“立法委员”等人的兼课取消，一年后干脆对这些人停聘。这在当时是没人敢碰的“马蜂窝”，但许倬云非常反感当时国民党对中国近代史的“粗糙”解释，坚持学术上的自由，拒绝政治干预。
对那些主张自由主义又有骨气的学者，许倬云内心都很敬重。当年台大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家门口有个馄饨摊子，是为了暗中监视他的掩护，别人都不敢上门，许倬云照样登门拜访。殷海光在台大申请演讲总不被批准，有一次许倬云就去申请，演讲时他和殷海光一起上台，说：“今天我不想讲了，请殷先生代讲。”
“中研院”院长王世杰也是块硬骨头，按当年的体制，“中研院”直属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有许多公务要向上汇报。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王世杰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就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忆。后来，遇到公务上的事，王世杰就派许倬云去，借此机缘，许倬云得以颇早就与蒋经国等政坛高层有了往来。
许倬云和蒋经国熟悉之后，两人的谈话常不限于公事，美国社会、工会力量、民主制度、自由的意义，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许倬云一直记得蒋经国谈话时，“两眼直盯住你看”，不插嘴，问：“然后呢？”“还有呢？”一层层追问下去。许倬云常常对他说，思想管制不得，永远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败。
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时的许先生
支持自由主义又大力改革台大历史系系务，许倬云得罪了不少人。回台之初，他还和老友胡佛等人创办了独立经营的刊物《思与言》，介绍新知，希望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台湾找到出路，这更成了他的罪状，使他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多年后回想起来，许倬云坦言，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气氛令人窒息，三十二岁到四十岁生活在台湾，日子外面风光，其实并不好过。他的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他在外面会不会一下子失踪。1969年，许倬云收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决心再次赴美。
人虽然去了美国，但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许倬云仍然在参与整个台湾的民主化进程。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台湾建设会议”都会邀请许倬云参加，他们也有过多次单独的深谈。
20世纪70年代，陈永发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几次拜访许倬云都感到其对当时台湾政治走向的关心。“他很反对国民党当时的威权政治，他透过他能接触到的高层管道，谏言了很多。”陈永发说，“不过，他晚年看到台湾的现状也是很失望的，因为很多东西跟他设想的并不一样。”
在2013年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中，许倬云“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了台湾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并将这些缺陷陈述出来，“提供给大陆作为发展的参考”。他对大陆读者说，希望“能够以同情之心、以彼此谅解之心来理解台湾”。
精神的健美
尽管在台湾的几年气氛比较压抑，但许倬云在这期间有了意外收获。1970年，再次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访问教授（1972年转为长聘教授）时，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结婚一年的妻子孙曼丽和八个月大的孩子。
许先生夫妇与母亲及幼子许乐鹏留影，摄于20世纪70年代初
刚结束博士学业回台湾时，嫂嫂们担心他的残疾，曾劝他：“老七（许倬云排行第七），去乡下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可以生孩子、管家就行。”许倬云不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就行了？”许倬云心中一直存着一道界限，要找到那个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女孩子，“能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不是这样的人跨不过他心中的界限。
孙曼丽是陈永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曾是许倬云的学生。不过在学校时他们并无过多交往，直到孙曼丽毕业两年后，因为工作的事情两人有些书信往来，才发现“凡事都谈得拢”。
与许倬云夫妇熟识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行政人员马敬说，他们夫妇一直相濡以沫。认识他们十几年，从未见他们有过争执——“每次许先生外出，师母都送到门口，还要亲昵地摸摸他的头。”
许倬云先生全家福
对残疾，许倬云的态度一直坦然，并不因此自卑自弃或是有所忌讳，有时还会自嘲。他在芝大读书时，要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课得去三楼，他在书中提到这段往事：“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得干干净净了！”
在匹兹堡大学留下任教后，和自己当年的导师一样，他也给了学生很大的自由度。“从精神上来看他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学问好，文笔好，对人还非常诚恳，没有任何偏见，哪怕你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他也能和你很平等地交谈。”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1982年，她和王小波赴美攻读硕、博学位，他们都是许倬云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王小波上许倬云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学习”课程。由于心脏不好，王小波“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许倬云身体残疾也坐不直。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倬云对王小波无所设限，允许他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
1987年，葛岩也成为许倬云的学生，下课后还常去许倬云家里做客。每年春节，他都和几个中国同学聚到许倬云家里包饺子。遇到中国学者访美与许倬云一起吃饭，许倬云总要找葛岩相陪。有一次，葛岩到了餐厅门口才知道要求正装，但那时候他刚到美国不久，既没有车也没有西服。许倬云让孙曼丽赶紧开车带葛岩去找人借衣服，在楼下等他换好了正装，又开车把他带回餐厅。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现在自己也带学生，才体会到老师的用心，为我了解前辈学者、开阔眼界创造机会。”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葛岩感慨道。
葛岩记忆中，导师有很多令他感怀的大小事。小到为在南京萍水相逢的一个裁缝专门从美国带去拆线器；大到将岗位让给暂时无法回国的大陆访美学者，为解决别人的困境自己做出牺牲。许倬云也从不支使学生，哪怕是查阅资料这种小事，都不会请学生代劳。
1992年，许倬云拿给葛岩一本书，是王小波寄来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本获得第十三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书，便是由许倬云推荐给《联合报》的。正是因为这次获奖，王小波才真正下决心辞职做全职作家。后来，王小波对刘心武说，尽管导师身有残疾，但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一直被许倬云视为“守护神”的孙曼丽在一次闲谈中也对马敬说过：“外人以为你们许老师什么事都要依靠我，他们不知道，我要是没了他才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我精神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