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宏运的开端 李斯入秦（第1页）
第三章宏运的开端：李斯入秦
虎狼之秦
离开兰陵，李斯日夜兼程、义无反顾地奔赴他心目中的富贵“粮仓”——秦国。那么，秦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西周之初，秦人祖先原本是居住在今山东省的嬴姓东夷族群。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国都由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宣告西周结束，开启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东迁过程中，秦襄公率领秦人沿途护送周天子，护驾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国由此跻身诸侯国之列。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贤才、励精图治，起用商鞅革新变法，主要措施包括：奖励军功，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农耕，保障粮草充足；推行法治，令官吏各司其职、国民安分守己。秦国因变法而富强。从秦孝公开始，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一代代秦王发愤图强，正如李斯在赵国议兵时所说，大秦历经“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
秦国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形象十分独特，一句话概括，叫作“虎狼之秦”。
谋士苏秦曾对楚威王说：“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楚威王也持相同看法：“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战国策·楚策一》）
当年，楚怀王非要孤身犯险前往秦国，三闾大夫屈原劝阻的理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类似的言论还可以找到很多，在当时其他诸侯国的人看来，秦国犹如一头雄霸于西方的野兽。“虎狼之秦”这一比喻，正是深入认识这个国家的一把钥匙。
“虎狼之秦”最表层的意思是形容秦人凶残、暴虐、彪悍，这或许与商鞅变法中设立的“首功”制度有关。
商鞅在秦国建立“军功爵”制度，士兵从高到低分为二十等爵位，以战场上砍掉敌人的脑袋数量作为论功行赏、分封爵位的依据。在这样的激励制度下，士兵们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争先恐后，不留活口，甚至殃及老弱妇孺等无辜平民。秦军将士的凶狠残忍，如野兽一般，令六国军民为之胆寒，世人都说秦国是一个“崇尚首功的国家”，并且对此流露出深深的厌恶与憎恨。
秦国以武力作为立国之根基，秦人素有尚武、好战的习性。有人这样形容秦人：一听说要打仗，秦人便亢奋不已，大力跺脚，赤膊上阵，迎着白晃晃的利刃，踏着熊熊燃烧的炭火，拼死搏命的勇士比比皆是。（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初见秦》）
除了凶狠这一点，再深入挖掘，“虎狼之秦”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涵。“虎狼”之说，其实是中原国家在辱骂秦人“野蛮”“未开化”“不知礼义廉耻”。
当时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原国家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称为“蛮夷”“戎狄”，将其视为文明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他们对远在西部边陲的秦国也保持了同样的看法。
秦国地处关中，在“战国七雄”中位置最为偏西，秦人长期与西戎等民族杂居，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形成有别于中原国家的独特的秦文化。秦人民风古朴，性情彪悍，尚武好战，的确处处与中原诸国大相径庭。
一位名叫朱己的魏国大臣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魏世家》）朱己谈到秦国与戎狄习俗近似，同时引出秦国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功利主义。
秦人奉行的功利主义，同样与“军功爵”制度密切相关。不论门第出身，一律按照所立军功大小进行赏赐，立多大功，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这样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秦人好利、争胜的性格。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好利”意味着“无信”“寡义”，只要是有利可图，连亲戚兄弟都可以不顾，与虎狼禽兽没有什么分别。
燕国太子丹曾说：“秦国只要一天不占尽天下土地，迫使海内诸侯臣服，它的欲望就一天不会得到满足。”（今秦有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战国策·燕策三》）由此可见，秦国的“贪欲”“好利”，背后是历代秦王致力于吞并诸侯列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国所贪的“利”，乃是一统天下之大利。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秦国是开拓进取的国家，秦人是昂扬奋进的国民。
以虎狼比喻秦国，细细品味，还可以从中感受到，其他国家在对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鄙夷、仇恨中又夹杂着一丝畏惧。正是秦国不断向东扩张、大有雄霸天下的势头，才使得“虎狼之秦”成为六国人口中频频提及的流行语。
当初商鞅游说秦孝公，第一次谈“帝道”，第二次谈“王道”，秦孝公都毫无兴趣。直到第三次，商鞅谈“霸道”，秦孝公才欣然接受。可见秦国东出争霸的雄心由来已久，已经注入历代秦王的血液里。
李斯清楚地看到，秦国“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历代秦王的雄心壮志，他们所要实现的宏图伟业，为李斯实现个人抱负提供了绝佳的舞台。秦国重利、轻义、务实的文化特征，与同样抱持功利主义的李斯可谓一拍即合，无怪乎李斯在七大诸侯国之中，不做第二选择。
也许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说不清究竟是大秦选择了李斯，还是李斯选择了大秦。
当李斯马不停蹄来到秦国都城咸阳时，恰逢秦庄襄王嬴子楚去世，时年十三岁的公子嬴政登上秦王之位。这一年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次年，嬴政改元，是为秦王政元年（前246年）。
李斯入秦之际，秦国正处在政权交替时期，此时执掌秦国朝政的不是少年秦王，而是相国吕不韦。
投奔吕不韦
吕不韦原本是一名活跃于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州）的大商人，以“贩贱卖贵”作为经商发财的秘诀。他长年周游列国，低价买进货品，再运输到异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利润。日积月累，靠着娴熟老到的经商手段，吕老板积累了万金家财。
虽然以商贾为业，吕老板却有一颗想要从政的心。关于经商还是从政的问题，他和父亲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谈。
吕不韦问：“农夫耕田的利润，最多能有几倍？”
吕父回答：“十倍。”
“商人贩卖珠玉的利润，最多能有几倍？”
“百倍。”
“如果我成功拥立一个人成为国家的君王，这件事的利润能有几倍？”
这一问令人惊奇，从商业利润的角度去评估拥立国君这样的政治行动，视角独特，闻所未闻。虽然政治行动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利润数字，但也不是没有“利润”可言，只是这“利润”抽象无形，难以量化。吕不韦这一问，看似突兀，实则问得奇崛，问得巧妙。
吕父思考良久，回答：“拥立君王的利润将有无数倍，不可胜计。”
吕不韦点点头，他心中早有答案，只不过以提问的方式，来推演其中的逻辑，引出自己的观点。他向父亲吐露心声：“这世上从来不缺乏辛勤劳苦的人，可瞧瞧那些田野里挥汗如雨的农夫，他们不辞辛劳，寒耕热耘，却还是衣不暖身、食不果腹；古往今来，唯有建立国家、拥立君王这样的大事，才能泽被后世，万古流芳，我想要从事这样的事业。”（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五》）
在赵国邯郸偶然发现嬴异人，成为吕不韦弃商从政的关键转折点。
嬴异人来自秦国王室，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当时，各国之间经常互派公子王孙作为人质，以此换取两国邦交互信，嬴异人就是被送到赵国的“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