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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懂你们的课题，能干什么？

不用你懂。她说，都是你能干得了的活。

有一段时间我在李雯的课题组帮忙。如她所说，我干的活都是我可以胜任的。送一份论证报告之类的文件到另一个地方；搬一件设备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或者去超市采购一些东西：卷尺、橡皮擦、纸张、卫生巾、电池、台灯。每隔一周，李雯会给我一摞现金，她说这是课题组付给我的报酬。我不懂她的课题组在搞什么样的研究，只是感觉她们有充足的钱。她付给我的报酬确实比写剧本要多。

我当然不是为了钱。我是出于对制片人的反感。事实上我在课题组干活不久，制片人的助手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她很客气地请我回到剧组里去写作。我没有理会她的请求，继续在李雯的课题组忙碌。一个月之后，制片人打电话给我。他仍旧骂骂咧咧，但是可以听得出，他在责备我的时候使用了亲密的语言，就仿佛我是他不听话的兄弟。后来我知道，他在我拂袖而去之后，也试图让另外几个编剧来修改我的剧本，但结果很糟糕。

他请我回到剧组里，这让我很愉快。我其实也想回去写作。我热爱写剧本。不喜欢送文件和去超市。不过为了表达我的矜持，我迟了半个月才回到剧组。我写的这个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我三十岁之前写了若干部剧本，最后开拍的也就这一部。但总算在影视圈里有了一点儿名气。

三十岁时和李雯结婚。那时候，李雯回到了她原来的大学，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她仍旧很忙，这期间她和德国的一所大学建立了科研关系，她在德国和兰州之间来回穿梭。她渴望有一个孩子，她相当准确地计算好预产期。预产期正好是她的假期，孩子如约而至。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仿佛是我们之前漫长的恋爱唯一期待的。她如此美丽、明亮，如此甜蜜动人。然后你会感觉，你这一生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这一个；你因为爱她可以忍受、忘记所有的忧伤和痛苦。她是唯一。

她比我更爱她。因此她要求我停止一切和写作有关的活动。她说她挣的钱足够使用了，她说你只需要照顾好她。她说话的语气比早年时候更坚决，容不得你有任何辩解和质疑。她说得没错。这世间没有比爱她更重要的事。她是光明，是未来，是生命中永远不可替代的爱。

吾爱。不能剥夺、不可替代。我在她身边，一刻也不愿分离。纵使你拿世间所有的珠宝财富、所有的没药**，我也不换。我就这样在她身边两年。那时候我经常和她说话。她有晶亮的、黑色宝石一样的眼眸。她长长的、美丽蝴蝶一样的睫毛。她光滑的吹弹可破的肌肤。她迷人的、没药一样的香气。我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她是我永远、唯一爱着的女人。我请求她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我。然后我又告诉她，因为爱，我有多么孤独。没有谁愿意听我的诉说；也没有谁让我愿意去倾诉。实际上，当我开始和她说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寂寞的。我说得越多，我就越是感觉到孤独。我告诉她我有多么渴望写作，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可以感觉到自由。它是唯一能够配得上我对她的爱恋的事物。它可以让爱恋更丰富，更完美。

她闪动漆黑明亮的眼眸。她露出甜蜜的笑容。她懂得我在说什么。因为同样热烈的爱恋，她愿意。

我三十二岁。决定做一个独立电影导演。我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基本的拍摄设备。我写好一篇名为《自杀》的剧本。讲述一个外乡的女人如何寻找城市中的爱人，又如何陷入绝望而投河自杀。我喜欢这部剧本，我决定把它拍摄成电影。几乎没有人赞同我去拍电影。影视界里的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不算成功的编剧。所以我需要自己投资。我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向李雯说这件事。我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李雯在听我说话。她显得相当有礼貌。关于我的想法，她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之后她沉默了一小会儿。她说，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想去拍电影呢？

她说的“这样”指的是我眼下的生活。我必须承认，“这样”很好。这是事实。我不用做任何我不愿意的事，我和最爱的女人在一起。我不用担心没有钱。我住着宽敞明亮的房子，有一辆名牌汽车，能够买得起任何一样物品。

她问，你拍一部电影能赚多少钱？

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她笑了。你总说不是钱的问题，她说，那又是什么问题？你们文人说话好虚伪。你刚才不是在说钱吗？

必须承认，她说得没错。我刚才确实说到钱的问题。我需要自己投资这部电影。我需要向她借五十万。我不知道她有多少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是一笔小数目。

孩子呢？她说，孩子怎么办？

请保姆，我说，或者由我父亲来带，他一直想带孩子。

保姆的问题太多了，她摇头说，保姆会把孩子带坏的；老人带孩子也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不好。我们只有这一个孩子，一定要让她有一个安全、良好的成长环境，你说对吗？

我说，对。

嗯，她说，她的神色显得很愉快。她以为我被她说服了，她说，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去拍电影，你需要花什么钱，家里柜子里放了一些，应该足够你用了；我也知道你带孩子辛苦，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项目做完，我就陪你和孩子去境外旅游，可以吗？

我没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