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第1页）
第二讲过失心理学
我们从调研而非假设开始讲起，首先选取那些频繁发生、为我们熟悉，但却很少被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在每个正常人身上都会发生，与病态无关。我要说的就是大家常犯的过失。例如你想说一件事，却用错了词，这就是“口误”；或者写字时未注意到的错误，即“笔误”；又或看错了印刷或书写出来的字，我们把它称作“读误”。类似的现象还包括：听觉功能本没有问题，却听错了别人对自己说的话。另外的一系列过失是由于遗忘，但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暂时的遗忘，比如一个人一时想不起熟悉的名字，或者一时忘记做一件事，稍后又想了起来，因此，只是短暂地遗忘。还有一类过失并不是短暂的，比如把一件东西放错了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了；又或弄丢了一件东西。我们对上述一类遗忘的反应与其他的有所不同，我们惊讶、恼怒，又无法理解。某些现象与此类过失类似，其中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暂性特征，在某个时间点之前或之后，一个人一直明白一件事不是真的，但在某个时间点却信以为真。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胜枚举。
这些现象的英文名前缀相同，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大多是无关紧要的、暂时的，对人们的生活起不了太大影响，只有丢东西等现象才会造成一定的实际困扰。因此，这些现象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人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不过，我想要诸位关注的正是这些现象。你们或许会生气地反驳我：“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存在着如此繁多的宏伟谜题，精神紊乱方面也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阐释，把精力和兴趣浪费在这些琐事上真是不务正业。”假使你们能解释，为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耳聪目明的人会看见和听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好端端地为什么会突然相信自己正受最亲爱的人迫害，一个人为什么会真诚地拿出证据证明孩子都会觉得荒谬的错觉，那么人们便会严肃地对待精神分析了。不过，如果精神分析只能研究为什么演讲者用错了词，或者为什么家庭主妇把钥匙放错了地方等琐事，我们一定会把精力和兴趣放在别的地方。
我的回答是：“女士们、先生们，耐心点。”我认为你们的批判路数不对。精神分析的确不敢鼓吹从未关注过琐事。相反，精神分析的观察对象往往是一些简单现象，其他科学会把这些现象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甚至认为它们是现象世界里的垃圾而不去过问。在你们的批评中，请不要混淆问题的崇高性与表象的显著性。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下，难道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通过微小的迹象表现出来吗？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年轻人难道不能从模糊的迹象中断定赢得了女士的芳心？难道一定要等待一个明白的宣示，比如一个热烈的拥抱吗？难道一个暧昧的眼神，一个稍纵即逝的姿态，一秒钟的握手不足以透露端倪？如果你是一位刑事律师，正忙于调查一起谋杀案，难道你会期待谋杀犯在犯罪现场留下照片和地址？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去发现模糊、不准确的蛛丝马迹呢？所以，请不要忽视微乎其微的迹象，也许通过这些迹象，我们可以挖掘出更重大的事件。我们往往无法断定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看上去重大或者采用可发现方式调研的科学研究更容易出成果。如果你不带偏见或成见，坚定地研究下去，运气好的话，通过事物之间的联系（小事和大事之间自有联系），或许能从最普通的研究中发现重大问题。
基于这点，我希望诸位能关注普通人犯下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过失。我首先想问一问不了解精神分析的人会如何解释下列现象。他一定会一口回答：“哦，不值一提啊，只是个小失误。”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在说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中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之间也不具有区分性呢？若有人就此否认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那未免玷污了科学宇宙观。宗教观在这一点上与科学宇宙观也有一致性，它清楚地表明：“一雀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我想我们的朋友一定不会坚持这种所谓的逻辑论断。他会退一步说，如果研究一下可能会找到解释的话。他会说，可能是因为轻微的功能失调，或者精神活动紊乱。如若不是因为身体不适、体力不支、兴奋或心不在焉，演讲者是不会讲错话的。这点很容易证明。人在疲惫、头疼或身体抱恙时的确更容易发生口误，忘记正确的名字也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甚至在无法回忆起名字时，便知道头疼要发作了。人在兴奋的时候，也常常说错话、做错事。注意力分散或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时，人们更容易忘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散叶画报》（Fliegeer）中的教授便是一例，他因为想着第二卷书中要处理的问题，错戴了别人的帽子。我们都明白，人在受以往经验干扰时，容易忘记计划或承诺的事情。
这些话似乎容易理解，也无可辩驳，但不是很有趣，不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解释出现过失的原因。上述情况的原因各不相同，疾病或失调是其生理基础，兴奋、疲惫、分心构成另一类心理生理原因，这些都容易被理论化。疲惫、分心，以及整体上的兴奋，导致了注意力的分散，进而导致正在进行的行为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这些行为便会比平时更容易被打断，无法准确地执行。神经中枢血液循环如果出现问题或变化，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而起到决定性影响，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注意力的分配。在上述过失中，由机体或心理原因引起的注意力扰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但是，精神分析对这一点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们可能要抛弃它了。坦白说，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会发现并非所有过失都与心理学的注意力理论相符，或至少不能由此推断出一切。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过失或遗忘即便在人不感到疲惫、没有分心或不那么兴奋的时候，也时常发生。除非当过失发生之后，人们故意把原因归结为他们不肯承认的一种兴奋状态。其中的机制十分复杂，所以并非集中注意力便能保证成功，注意力分散便会威胁成功。许多行动的执行是按照一种纯粹自动化的过程完成的，人们极少投入注意力，但行动也能十分顺利地执行。比如走路，我们很少知道应该往哪儿走，但我们会一直靠右行走，到了目的地停下来，不会迷路，这是很常见的。熟练的钢琴师不假思索便能按下正确的琴键。当然，他有时也会出错。但是，如果自动化的演奏会增加失误率的话，那么记忆超群的钢琴师通过练习实现最大自动化时，反而更容易弹错了。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许多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行为反而被成功地执行了。人在焦虑地试图集中注意力时，才最容易出错。那么，诸位可能会说：“这是过度兴奋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兴奋不能促使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事物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在重要的演讲或讨论中，说出了相反的意思，那么生理心理学理论或注意力理论便无法解释了。
这些过失还有许多其他不起眼的特点，上述理论也无法解释清楚。比如，一个人暂时忘记了某人的名字，非常懊恼，努力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尽管他很懊恼，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嘴边上的词儿”，也想不起来，但是别人一提，他便立即记起来了呢？或者另举一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增多，会相互联系，互相替代。一开始一个人忘记了一次约会，第二次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忘记，却又发现弄错了日期或时间。再如一个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试图记住一个字，但这么做的过程中，他转而忘记了能提醒他想起第一个字的第二个字；如果他接着靠第三个字想第二个字，转而也会忘记第三个字，如此往复。印刷的错误也常常这样，当然这会被归咎于打字员的失误。这种顽固性失误据说出现在了某社会民主报上。该报在某节宴的报道中写道，“小丑亲王（thece）到场”。第二天的更正中，报纸道歉道，“错句应更正为‘公鸡亲王’（thece）”。人们喜欢把这种错误归结为打字员的问题，或者打印机中的怪物捣鬼——至少这个比喻已经超越了生理心理理论范围。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暗示也会引起口误。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曾有一位新演员得到了歌剧《奥尔良少女》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本来应该禀报国王：“警察局长将剑送回了。”彩排时，主演不断告诫战战兢兢的新演员，不要说成“马车夫将马送回了。”最后，事与愿违，这位可怜的新演员在处女秀中说错了台词，正是因为有人告诫他不要这么说。
分心说无法解释过失的这个特点，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这个理论错了。这个理论也许缺少了某个环节，只需稍加补充，便能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考量许多失误。
还是从最合适的例子——口误开始吧。笔误、误读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探究一个人在何时，在怎样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口误，而且也仅仅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可以把研究兴趣放在别的地方，问一问为什么他出现的是这种特殊的口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口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口误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诸位必须知道，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只要还未能解释口误产生的效果，那么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就仍旧属于一种意外。比如我出现口误时，有无数种其他的词可以说错，但是为什么在诸多可能犯的错误中，我唯独选择了那个词呢？难道这也是意外或随机的吗？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得到理性的回答呢？
梅林格和迈尔（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精神病学家）在1895年试图从另一层面探究口误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例子，首次从单纯的描述性立场来研究它们。当然，他们未得出任何结论，但可能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他们把口误分为单词位置互换、单词部分互换、语音持续、混合和替代等五种。现举例说明。首先，把“米洛的维纳斯”说成“维纳斯的米洛”属于单词位置的互换；把“Ihadarushofblood。（我热血上涌）”说成“Ihadablushofrood。（我瞥见了基督像）”属于单词部分互换；语音持续的例子也存在于祝酒词中，比如，把“请大家和我一起干杯（anstossen），祝我们的领袖健康”说成“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嗝（aufstossen），祝我们的领袖健康”。你们会发现，音节的混合更容易引起口误。例如，一位男士询问一位女士：“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很乐意‘送辱’（inscort）你。”显然，他把“护送”（escort）和“侮辱”（insult）这两个词混合在了一起。（插句话，这位男士可能不会讨得这位女士的欢心）至于替代的例子，梅林格和迈尔举例说：“某人说，我把样品放在信箱（letterbox）里，而不是温床（hot-bed）上。”
这两位作者并没有充分解释收集到的例子。他们认为，一个词的音和音节具有不同的音值，具有较高音值的音可以干涉音值较低的音。他们显然依据“不常见的预见”和“语音持续”得出了这个结论；换言之，其他口误即便也存在音值的高低，但没有构成问题。最经常发生的口误是把一个词说成了另一个类似的词，人们或许认为，这种相似性便足以解释其原因了。例如，一位教授在首次演讲中说：“我不愿评价前辈的美德。”“不愿”应为“不配”。另一位教授说：“在女性生殖方面，尽管存在许多**（temptation）——抱歉，我是说尝试（attempt）。”
把话的意思完全说反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口误，在这样的情况下，音和音节之间不具备密切关系和相似性；一些人认为，相反的词彼此有着牢固的联系，因此在心理上会引起联想。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位国会代表曾在会议开始时说：“先生们，出席人数符合规定，我宣布会议结束。”
类似相反的口误也可能频繁地在其他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出现。比如，赫姆霍尔兹（H。Helmholtz）的孩子和知名发明家、工业巨头西蒙（W。Siemon）的孩子结婚。著名生理学家杜布瓦-雷蒙德（Dubois-Reymond）受邀发言致祝酒词时说：“愿新人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Halski）百年好合！”但是，西门子-哈尔斯克是一个老公司的名字，柏林本地人对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就像美国人熟悉“韦伯和菲尔德茨”一样。
在音和词的联系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联想的作用，但也不尽然。在一系列事例中，我们只有研究了之前说过的所有词语，才能对口误做出完满的解释。这再次符合梅林格和迈尔的“语音持续”分类，但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全部印象是，这样解释口误让我更困惑了！
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对口误的研究中，我们探究了引起口误的一般条件，以及决定发生何种口误的条件应用，但我们尚未思考口误的作用。如果我们决心研究口误的作用，那么首先必须勇敢地承认，在上述引用的事例中，引起口误的事物是有意义的。我们所说的“有意义”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口误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有目的的精神活动，其表象具备内容和意义。以前我们总将其称为“过失”，但其实它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突然闯入，代替了意料之中的举动罢了。
在有些单个事例中，口误的意义似乎非常明显。会长在会议开始时便宣布闭会，我们基于口误发生的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推断出他可能对本届会议没什么期待，觉得还不如尽快结束的好，所以我们不难推断出这个过失的意义。又如一位女士对另一位女士说：“这顶可爱的帽子一定是你撕（应为：织）出来的。”显而易见，这个口误透露了她的观点：这顶帽子简直一塌糊涂。又如某夫人以性格强势著称，她说：“我的丈夫请医生为他设定饮食计划。但医生说无须特殊的计划，他只要按我所愿吃点喝点就行了。”这个口误精准地体现了这位夫人的一贯作风。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存在意义的口误不仅限于少数，总体上大多数口误都是有意义的，那么未被注意到的口误背后的意义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客观地说，意义将迫使其他所有方面都退居次要地位。我们接着可以抛开所有生理及心理条件，专注研究过失目的的意义。我们现在可以基于这一点，对过失的例子进行进一步的广泛讨论。
但是，在我们开始探讨之前，我想邀请你们用另一种思维和我一同思考。诗人喜欢利用口误或其他过失，作为一种文艺的表现手法。这个事实本身再次向我们证明，诗人将口误等过失视为有意义的。因为诗人是有意为之，绝不是意外地出现了笔误，而让笔误成为作品中人物的口误。他可能想通过口误向我们表达一种深意，我们需要弄清楚他是否希望通过口误表明人物的分心或疲惫。当然，如果诗人并无意利用错误来表达某种深意，我们也无须夸大它的重要性。口误可能真的只是一次精神意外，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诗人仍然可以用文艺手法赋予过失意义。当然，考虑到诗歌的意义，如果我们从诗人而非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那里搜集资料，将获得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