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牺牲品（第2页）
另一个农民接了说：“苏市长，那些井是我们向银行贷款打的，每一口井花了十多万元，那是我们的血汗呀，政府说封就封，一分钱也不给我们补偿，你说合理不合理？县里还有一个领导说，你们过不下去就移民，我们已经在新疆给你们联系好了地方，你们可以移到新疆去。要我们当移民也行，起码也得给我们安排得差不多，可是上面只把我们拉到新疆，每人发240元的安家费，其他什么都不管。”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好多，对于沙县的情况，苏一玮比较清楚。沙县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就像一把楔子，楔在了巴丹吉林大沙漠与腾格里大沙漠的之间，阻挡着这两大沙漠的会合。上世纪90年代，由于过度的开荒造田，打井取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再加上气候变暖等影响，沙县的环境日益恶化，北部的沙窝每年以10~20米的速度向县城逼近。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沙县一旦失守，两大沙漠会合，后果不堪设想，整个河西走廊就会被拦腰切断，亚欧大陆桥将会中断。沙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非同寻常的使命。省里和市里对沙县的问题特别重视，也曾组织专家到沙县会诊，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提出了关井压田的解决措施，只有扼制地下水的采伐，缩小耕种面积，适当移民，才能缓解沙化状况，减轻土地的压力。市里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市里拿一点资金，县里自筹一点资金，用于移民和善后工作。县委县政府迫于上面的压力，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采取了有力措施，组织人力，强行关井。这一关井不要紧，因为善后工作没有做好，比如打井所花费的十多万元钱谁来负担？压了田农民怎么解决生活问题？结果导致了大批群众上访，几次围攻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两头不落好，上头说他们没有把工作做扎实，群众说他们只会讨好上级，不关心老百姓的利益与死活。
对于这个问题，苏一玮一开始就觉得市里和县里有些操之过急。生态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一阵风一阵雨。前几年，政府为了让一部人先富起来，鼓励农民打井抗旱，支持银行给农民贷款。现在回头一看走过头了，又说农民的盲目开发有错，要关井压田。这是谁之错？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没有责任？认为是政绩的时候，谁都去争，并且把它当成了升迁的垫脚石，升的升了，调的调了，所有的恶果，所有的损失，却统统留给了农民，让他们来承担，这公平吗？合理吗？再说了，就是要关井压田，生态移民，也得解决了农民的切身问题再实施，不能因为生态告急了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政府早干啥去了？为什么农民贷款打井的时候不去制止？为什么不等做好了善后工作再关井？难道各级政府就没有责任？
然而，有些事，明明是政府决策的失误，但是，你还不能直说，要是直说了，就要得罪上上下下一大批人，下面的倒好说，尤其上面的，你要得罪了，就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前途命运。一些想整倒你的人，抓到你的话柄，再夸大其词地反映上去，没有事儿也会给你弄出一点事儿。所以，面对这几个家乡来的上访群众，苏一玮实在太为难了，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势必会加剧矛盾，给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被动和麻烦；如果不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他又觉得太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了。
他斟酌再三，才说：“老曹呀，刚才听你们讲了这么多，对你们的处境我深表同情。我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生活得不容易，土地沙化，干旱缺水，井又被关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这井不关，你们估计地下水还能维持多久？根据专家们的测算，每年地下水位要下降一到两米，照这样下去，也用不了几年，整个曹六沟乡就成了一片沙滩。所以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不是故意跟你们过不去。”
曹栓柱说：“他们早干什么吃的？要是不能打井，早不说？等到我们打好了，把钱全填到井里面去了，突然封井，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农民不负责任吗？”
苏一玮就走过去为他们加了水，和蔼地说：“来，喝点水，先消消气。你们说的有道理，很有道理。问题是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市里也不能直接插手管，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地方政府，我们只能协调解决。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回去的路费我们给你们报了，完了我与沙县县政府再协调一下，尽量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苏一玮一说完，李家昌就接了说：“苏市长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待你们，足以说明市长对家乡的人民还是很有感情的。请你们放心，苏市长的心肯定是想着你们的，要是能帮上你们忙，他一定会帮的，你们也不要太为难苏市长了。”
曹栓柱听李家昌这么一说，也不好为难苏一玮了，就说：“我们听市长的，先回去也行。如果县里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就好，要是他们还回避着不见，我们就找省里的领导，省里的领导不解决就上北京。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管的，总会有人替我们农民说话的。”
苏一玮脸一阵阵地烧，好不容易把曹栓柱几个人劝走了，再回到办公室，操起电话直拨沙县的县长于光大。电话打通了，没有人接，又打到了沙县县政府办公室。
接电话的说：“请问你找谁？”苏一玮说：“我找你们的县长于光大。”对方说：“请问你是谁？”苏一玮说：“我是西川市政府的苏一玮。”对方一听马上客气地说：“原来是苏市长！市长你好，我们于县长上省城跑资金去了，不在县里。”苏一玮说：“他去多少天了？什么时候回来？”对方说：“已经去5天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好说。”苏一玮说：“你能不能联系上他？要是能联系上让他直接给我来电话。”对方说:“好好好，我现在就联系。”
挂了电话，苏一玮长叹了一口气，气也消了大半，知道这穷县的县长也不好当，没有资金，什么都不好干，还会惹来群众的怨声。想着，就点了支烟，还没有抽完，电话就来了，是于光大打来的。苏一玮问于光大，你在什么地方？于光大在电话中告诉他，他在省里跑资金，跑了几天，才争取到了100多万资金。
苏一玮说：“老于啊，资金要跑，后院里还得安定，不能你前脚一走，后院就起火。刚才曹六沟乡来了几位村民代表，非要讨个说法，我答应与县里协调，妥善处理好封井的事，尽量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才把他们劝走了。”
于光大还没有听完就急眼了：“苏市长，你可不能给他们许这个愿呀，要是给他们许了，将来落实不了，他们还会找麻烦的。”
苏一玮的火气一下子就来了：“许什么愿？难道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过分了？
你这个县长怎么这样说话，你把群众当成什么了？是敌对力量，还是异己分子？你怎么就不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说句话？怎么就不想一想他们借账累债投了那么多的资金，不做任何赔偿说封就封了？如果他们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兄嫂，你也会那样做，也会那样想？”
于光大一听苏一玮发火了，在电话那头马上变得结巴了起来：“苏市长，你……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全县这次要封二百多眼井，不是个小数字，如果县里拿资金补贴，得两三千万呀，县里实在拿不出来。我这次到省城，求爷爷告奶奶，才要了100多万，我怕满足了曹六沟乡村民的要求，以后其他村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了。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请苏市长别生气。”
你们就不能灵活一点？上头要求是上头要求，实际情况是实际情况，资金不落实就缓一缓，等落实了再封不行吗？三峡大移民不也是由国家出资，为他们盖好了新房，才集体搬迁的？你们不懂就学学别人是怎么做的。但是苏一玮只是这么想想，并没有说，他知道省里市里对他们压得紧，他们也是迫于无奈，于是便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好了，电话中不宜多说，我只给你交代两点，第一，他们临走时留下了话，说县里不解决，他们就到省里找领导，省里不解决，要上中央找领导。我希望问题就地解决，不允许上访群众再到处乱跑。第二，决不能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不能采取过激手段对待他们，具体怎么做工作，你比我更清楚。”说完，没听于光大的意见，就“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他非常清楚，他现在还不是市长，将来选举市长，还得这些基层领导给他投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他们真是轻不得也重不得，如果太严厉了，得罪了一个县长，就等于得罪了一小圈子人，在关键时刻，一张票都能决定命运，更莫说一小圈子人的选票了。
人总是这样，有欲则软，无欲则刚。有所求，就得有所顾忌，就得顾忌到方方面面，比如别人的感受，上面的看法等等。如果真的无所要求，无所顾忌时，恐怕也早就失去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