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特委营救文强（第1页）
川东特委·营救文强
1931年春，文强来到重庆后，被安排在四川省委机关工作。这是文强与郑佑之第三次会面。从此，他们成了一个“班子成员”，更是革命战友，开始在一起并肩战斗。
文强是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8岁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由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农民革命军，曾任万源县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党代表兼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四川第一路红军在攻打万源时，在军阀重兵围剿下失败，文强与李家俊分兵突围后，回到老家潜伏了一个冬天后，就返回四川寻找党组织。
文强在武汉上了船，逆长江而上。到了万县，他本来准备上岸去看看，因为当年他跟随朱德第一次进川时，曾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干过一番革命事业。但是他想到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物是人非，就不敢下船了，而是继续西上。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这次回到四川时，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文莱之。
当文强千辛万苦回到重庆时，等待着他的是白色恐怖笼罩山城。当时军阀刘湘的21军盘踞重庆，为对付共产党人，组建了一个“特委会”，专门清剿共产党，捣毁地下组织。以至当时四川省委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全部常委牺牲完……”
这时，只有新任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省委委员、省行委委员郑佑之等人在重庆苦撑危局。但因叛徒活动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几乎不敢上街露面的境地。
文强的到来，让程子健增加了一些信心。程就先安排文强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视，清理在宜宾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基层组织……
文强结束了川南的巡视工作，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重庆，来到了一座吊脚楼，向程子键汇报工作。这时新的省委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刘湘21军“特委会”活动十分猖獗，省委新建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又遭到了敌人破坏，许多同志又被捕了。
在这危急关头，四川省委搬迁成都，决定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因当时交通、通讯不便，为能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川革命斗争，四川省委驻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省委搬驻成都后，在重庆成立“川东特委”）。
程子健代表省委，在重庆口头宣布成立“川东特委”，书记由文强担任周敦琬为“川东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仍为省委委员、省行委委员兼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部长，还负责特殊使命（指对“特委会”的反间斗争）的督导工作。李家骏为“川东特委”军委书记。郑佑之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干部中最年长的一位。
程子健宣布“川东特委”成立后，唯恐文强提出异议，他就解释说：“莱之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又是鸣珂的同学兼战友，担任斯职，是经过省委仔细考虑过的，而且在一个特委会的组织中，破例地调动了周敦琬、郑佑之两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员作助手。”程作了传达之后，周、郑两同志紧紧地同文强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为开的友谊。
四川省委对组建“川东特委”的工作非常重视。为了让文强能在当时重庆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特地为他配备了一个非常得力的领导班子。
这个班子的同志，都是四川省当时资格最老、能力最强的领导干部，他们中有的曾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文强在班子成员的支持下，特别是得到郑佑之的大力帮助，毅然挑起了“川东特委”的重担。不久，文强又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程子健安排刘愿庵书记烈士的遗孀，周敦琬同文强住在一起，假扮夫妻以掩护身份。可他们两人在朝夕相处中，渐渐产生了爱情……
郑佑之与文强这位外乡人、年轻的领导人一起工作，郑没有摆老资格，而是服从接受领导，主动默契配合工作，并感到相当愉快。当时，“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周围40余县的党组织，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郑佑之除了在“川东特委”担任领导职务外，还担任领导几个打入敌营“内线”的联络工作。
在重庆一片腥风血雨、雾霾满天的恶劣环境中，新组建的“川东特委”举步维艰。文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事斗争。而党的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缺乏，成了文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郑佑之就从宜宾调来一些干部，协助“川东特委”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使重庆党的工作一路艰难前行。
1931年8月，文强得知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傅荣来到了重庆，他们又是同乡同学，文十分欣喜。傅荣原是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清党”中被捕，坐过一阵牢房，出狱后回到湖南老家休养，得知文强在四川，傅就来到重庆投奔文强。
傅荣到重庆时，只能找到文强留给家人的联络地址——重庆城里周敦琬二姐家。周二姐就通过秘密联络方式，把傅荣来渝找文强的事通知了周敦琬。当周告诉文强这一消息时，令他喜出望外，考虑动员这位黄埔同学参加“川东特委”的军事工作。
那天，文强得到交通员送来的消息，知道傅荣住在重庆解放碑左营街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于是，文强便不顾天下着雷阵雨，匆匆冒雨前往联系。为了抄近道，他从驻地出发，一路沿着小河街往中山公园爬坡，这是一段很长的石级。当文强终于走出了公园的后门，再往前走就到了左营街。
21军军部就坐落在左营街一号。而中山公园后门出口处，在“特委会”办公的几栋营房，在它的外侧是一堵约五米高的石砌堡坎，在堡坎边上布着一道铁丝网。
文强这天从左营街经过“特委会”的大门口外，偏偏碰到了特务沈天泽，他们两人正好在大门口碰了个满怀，沈认出了文强。沈曾是万县师范学校进步青年学生，还是一名共青团员，曾是20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学生。沈被捕叛变后进入“特委会”侦缉队。
沈天泽是在万县的一次大阅兵中，认识一身戎装、身披绶带的革命军人文强的。当时文是沈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没想到那天在左营街沈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文教官”“文大队长”，就立即报告了“特委会”，致使文强当即被捕。
文强被捕后，侦缉队的特务并不知道文此时在重庆的真实身份，沈天泽也只知道文曾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的防区，不属刘湘的管辖范围。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了解甚少。
文强从特务们对他的几次提审中，明显猜出了特务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因而文每次被审问时都坚定回答：“我自从一路红军失败后，就厌倦了武装斗争，一拍屁股就脱离了共党组织。这次我辗转秦岭、来到巴蜀，好不容易来到重庆，只求谋生，别无他事。可我刚到重庆，还没有找到事做，就被你们抓住了……”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得到了情报。他就主动设法营救文强出狱。郑佑之首先通过党的联络员，通知打入敌营的余宏文、周荣芳、薛彦夫等人，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营救文强出狱。余宏文他们接到指令后，当即秘密展开营救行动计划。
特务经过几轮审问，也没有从文强的嘴里问出一点有价值的情报。于是敌特就觉得从文的身上挤不出多少油水，便放松了对文的审讯，把他转到巴县大监关押。
21军“特委会”侦缉队的特务们，哪能想到在他们内部，此时已经有人在为营救文强出狱进行着精心的准备。当文强还被关押在“特委会”的禁闭室候审时，郑佑之就用苦心、冒万难、顶万险，想方设法营救文强。
在当时险恶情况下，郑佑之既不可能与文强会面，也不可能通信，只能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巧妙传递纸片。一天晚上，有人为文强送饭时，在馒头里包了一张纸条，当文嚼到纸条时偷偷地打开一看：“与敌周旋拖延时间，配合组织营救。”文强一看纸条上的字迹，认出是郑佑之写的。于是，他在后来的受审时，一口咬定“我已脱离共党一年多了，这次是来重庆谋生的。